李约瑟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及文化教育交流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固然是一座丰碑,他在抗战时期来华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也是一座丰碑,因为中英科学合作馆不仅为战时中外科学界、教育界的沟通与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成为李约瑟设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型及模式.与历来由传教士、外交家扮演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主角不同,李约瑟堪称科学家从事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典范.

外国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由相对独立、各行其是,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的阶段.到19世纪末,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中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局面.在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买办以其自身先天的双重性,充当了三者间渗透与融合的媒介.而中国钱庄也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有的封建因素,并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表明了市镇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之趋势.江南商业性市镇之权力通常由少数强宗巨族所把持.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转向了市镇;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则提高了商人在市镇权力结构和社会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废除后,南浔又得风气之先,兴办了不少近代新式学校.加上太平天国的兴起打击了江南的旧家世族,也深刻改变了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为市镇权力的重组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条件.另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也表明了市镇的政治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市镇本身的日益复杂化使市镇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需要,这样,仅仅依靠保甲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市镇社会之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变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乡村明确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建制,建立了乡镇行政机构.市镇不仅成为农村传统社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开始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

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古类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它起源于曹魏时期,入唐以后,类书编修逐渐增多,至宋代遂大盛,甚至明清两代也难望其项背.宋代类书所以很多,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宋代帝王重视文治,个人也比较好学,所以大力鼓励类书的编修;二是科举制度到宋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应试人数大大增多,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对类书的需要量随之增大;三是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完善,装订形式也有进步,为类书的刊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新罗礁是浙江普陀山岛"观音跳"前海域上的一小块暗礁,它涉及到不肯去观音院的建立和东亚三国之间的关系.有关新罗礁和不肯去观音院所供奉的观音菩萨像的来历,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与日本和尚慧锷有关.近来,韩国一些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指出它们应该与新罗商人有关.事实上,仔细考察有关纪录和说法,将这两者认为是基于同一事件,即持新罗商人和日本和尚慧锷同一说,则更具有说服力.

由秦兼并巴时对巴的氏族的君长征收赋税的税额推算出了巴的氏族的纳税人口,又由这以后减免氏族赋税的条款推导出的氏族中还存在五个与群婚相适应的群体家庭①.巴的氏族中的五个群体家庭与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的一致,揭示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都由对偶同居的夫妻组合构成的群体所组成,是由群婚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的中间形式.以261个纳税人口为框架所设计的三个表,说明了群体家庭人口的蕃衍变化,以及氏族内人员的流动,揭示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氏族内五个群体间人员的自行运转与相互调节的机制,也表明了巴的氏族内五个群体家庭的推测有其真实的基础.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当作政治思想史的文本来读.他在历史学叙事中隐蔽地、但是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对古典政治正义的冷峻批评:古典政治正义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在实践上呈现为一个约定过程,更因为它需要以同等强制为前提;而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得到充分保证.修昔底德之论显然被2000年后的霍布斯所承袭.

克隆技术一旦涉及人类自身便会成为问题.而当今人们的讨论只是集中在经验的领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克隆人类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借助谢林等人的先验逻辑思想可以看清克隆人类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条件,这就是先验的主体间性关系.它说明,我们长期当作客体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物自在地就是另一个主体,无非克隆人类使得这一点明白地显示出来;而对象成为主体的根据则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把对象当作主体是我们自己是否是主体的惟一明证.

人们在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应该明确个体作为哲学活动实施者的地位,哲学应该是在理想性、原则性总体哲学背景下的具体哲学活动.重申个体在哲学中的基本地位,首先面临的是新的唯我论问题,通过对个体多维结构的分析,人们可以建立个体三种合法的视角,这三种视角下的哲学活动都有其合法性,由此打破新的唯我论,揭示出在新条件下哲学多元化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演进,逐渐由弱至强,成为近20年来别具影响的一门显学.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空间范畴仅限于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学,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高度政治化、组织化了,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在当代文学的修史上,则往往重主体认知而轻客观事实,因此,有必要提出并强调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编写思路.

在民族文化知识谱系都在进行深刻的现代性转型的背景下,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批评话语力图倡导剧作家们借用"话剧"这一现代戏剧样式,以一种宏伟的历史叙述艺术性地再现民族历史,实现历史剧的现代转型.

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而宗法制之对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在"家国同构"中起极大的作用.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的政治功利要求,对文艺首重政教功能论可谓遍布所有体裁、样式的作品中,而且纯文艺不发达,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宗法制的"纳上下于道德",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使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和批评标准,文艺不重个性,而重在群体的、共性的道德与感情.

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是由意大利小说家钦齐奥的<故事百篇>改编而成的.但改编不仅是一个文体转换的过程,更涉及到政治文化权力与文本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原小说中无名的摩尔人被起名为"奥瑟罗"、故事场景从威尼斯到塞浦路斯的转换、主角命运从被判流放到刎剑自杀的安排等,体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剧作家创作动机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复杂的操作过程,《奥瑟罗》既建构起一个西方的"他者"形象,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满足了观众的愿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有关黑人的刻板印象,体现了剧作家超越种族、肤色和文化差异及包容一切的人文主义精神.

中古英语辩论诗是一种很特殊的诗歌品种,盛行于12-15世纪.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鸟类辩论、灵魂与肉体辩论和会议式辩论,是中古英语辩论诗的三大基本主题.《猫头鹰和夜莺》及乔叟的《禽鸟会议》代表着同类作品的最高成就.当英语的历史进入现代阶段时,辩论诗便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在于戏剧和散文的兴起.

数字鸿沟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多寡和资金、文化、就业、生活质量等问题,涉及到国家或地区科技参与能力的强弱、经济的增长方式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出现的原因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合理,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阶层或不同地区间存在的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公众在传播技能、已有知识储存量、社交范围、信息的选择等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在跨越数字鸿沟问题上,中国应该树立正确的观念,加强政策的落实,理性地消除数字鸿沟;应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参考他国成功举措,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应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跨越数字鸿沟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能光凭热情.

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问题是继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之后各国知识产权界所面临的又一个焦点.从基因技术及其商业价值、基因是发明还是发现、基因技术专利保护有没有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共秩序这几个主要方面考察,应该给予基因技术以专利保护.基因技术保护的客体是基因序列、基因技术方法、转基因生物和生物类物质.但是,给予专利保护的基因技术必须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实质条件.

由BOT特许协议产生的争端通常会涉及到一些在其他合同中不常见的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为了妥善解决BOT特许协议争端,世界各国通过各种形式对BOT特许协议争端的解决途径作了规定.在我国关于BOT特许协议争端的解决途径的立法中,应遵循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国民待遇以及国内解决与国外解决相结合原则,消除各种阻碍,将协商、调解、行政复议、仲裁以及司法程序等方式规定为BOT特许协议争端的解决途径,以保证BOT方式在我国的顺利推广实行.

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保险制度结构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保险制度的安排与其他国有金融制度一样,也是由中国特定的二重结构下的制度集合所内生的.从解放至今,我国保险业经历了巨大变化,商业保险曾在中国消失了20年.1979年以后,保险业又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年均增长率达34%,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可以从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解释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