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20世纪晚期在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的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互联网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虽然互联网公共论坛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决策的优化等方面,无疑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如何在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里同时实现两项基本民主价值--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是一个难题.根据实现这两项价值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有各种公共磋商形式.当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磋商形式,既缺乏政治平等,又缺乏协商.而"协商民意测验"可以说是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其中的政治平等通过随机抽样(给每人以成为起决定作用投票人的平等机会)和讨论平等来实现.协商通过适中而均衡的小组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保持中立的专家小组三者来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多种维度的标准.实施协商民意测验的办法包括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两种,它们都有助于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

代议制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相反,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正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不同领域: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这三个领域内的协商民主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运作方式.而且,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模式.因此,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创建协商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是如此.

中国当下文化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尚未获得充分发展,普遍而言尚不存在实践性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现实,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已经面临技术-经济层面的后现代现状以及改变了的文化语境,不可能重蹈"现代-后现代"的线性发展路数.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策略应当且必然是: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

胡伊青加的游戏概念有三个层次:广义的游戏泛指活动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虚拟活动(包括个体游戏和群体游戏);中义的游戏指群体游戏--某个群体在特定的休闲时空中按特定规则进行的社会性游戏;狭义的游戏仅指竞争游戏--参与者的目的在于满足追求优越及其他相关心理需求的具有竞争性的群体游戏.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主要是关于群体游戏尤其是竞争游戏的学说,他的游戏理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并且,他关于游戏的内在目的论--"以(活动)本身为目的"--内含着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逻辑错误,其语言表述尚不够精确.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械《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械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明刻本《幽兰草》标志着云间词派的确立,是研究该词派早期创作和理论主张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从"云间三子"的交往活动和文本两方面来考察,《幽兰草》的大致创作时间是在明崇祯七年至十年之间,约结集于崇祯十年."云间三子"创作《幽兰草》时,在词学观上有着某种共识,并自觉地用相对统一的标准去实践这种共识.从题材、语象的选择,到以小令为主的体式运用,以及蕴涵于作品中的内在情思和意蕴,都体现了"云间三子"对南唐、北宋婉约词派的认同和回归,其矫正明词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结束明词颓势、使词重新回到本体轨道上来的一个闪亮起点.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长期占据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北宋对峙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文化发展上同中原文化相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1)契丹族文人成为辽代文学的主体;(2)契丹族祖先崇尚武功,无暇文事,但建国后的第二、第三代开始注重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辽代女作家表现突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政策的实施,辽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本民族文化,如:制定本民族文字,兴办州学、国子学,复兴科举制,以本民族文字翻译汉文书籍以及崇儒尊教等.

在"帝国主义文本化"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语言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得到保证和强化.加勒比英语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文学经典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舌头"(语言),通过克里奥尔语整合了该地区异质性的文化,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加勒比作家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对于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与语境密切相关,并有其心理动因."我们"可以指"我","我"可以用来指"我们"或"我们的"、"我国"等,"咱"、"咱们"可以单指"我"、"你"等.得体的第一人称代词虚指,有利于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有利于激发接受者的代入感,有利于表达者情绪情感的抒发,有助于表达和接受的良性互动以及语言符号与言语使用者之间的关联.

话语交际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如格赖斯立足于合作原则传达了合作交际的思想,周礼全立足于交际图式提出了成功交际的理论,此外,修辞学界结合不同的语境状况对得体交际也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着眼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话语交际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进而甄别"得体的交际"、"成功的交际"和"合作的交际"等相关概念,对话语交际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韩国著名茶禅师草衣意恂的茶论代表作《东茶颂》堪称韩国茶文化的瑰宝.对《东茶颂》颂文源头的考证表明,草衣茶思想植根于中国,其思想精髓--中正茶道源自唐代陆羽《茶经》的"茶性俭"和释皎然的"全真"思想;以茶育德的茶德观源于《茶经》的"精行俭德"和唐末刘贞亮提出的茶有"十德";"亲和"理念源出《茶经》一之"源"和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唐代灵一《与亢居士青山潭饮茶》等茶诗名句.陆羽《茶经》对草衣茶思想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古代的茶书和茶诗对发展与充实草衣茶思想起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对于近代中国的变化,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于宏观上,至于乡村社会包括市镇的变迁则研究较少.如果对乡村社会变化缺乏了解,那么,也就难以对宏观有准确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南浔的社会结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传统的江南市镇在中国近代转轨过程中如何变化发展.研究发现,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南浔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并且只是局部上的变异而非整体性的转型,但是,这些变化本身表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并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

建国55年来,中国成人教育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与继续教育十分成熟发达的联邦德国相比,我国成人教育与其有若干基本共同点,但在管理模式、教学组织与内容、从业人员结构及教育经费筹措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加快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必须调整现有成人教育结构,改革现行成人教育管理体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广泛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加强成人教育研究的咨询与信息统计交流.

自中世纪创立大学以来,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即先后将"研究"和"创业"作为新的学术任务引入,相应地也孕育了两种全新的大学理念和模式: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研究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并以其创业活动和实质性贡献引导着大学发展的新方向.

随着温州民营企业集群的发展,民资不断壮大,而外资比重一直处于低位,形成了近似"零外资"局面.经济区位上的劣势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高素质人才匮乏、内源性民资的绝对主导和以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注重亲缘及地缘的区域社会文化以及欠规范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都阻碍了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因此,在营造区位优势上,要注重发展城市经济,弥补基础设施欠债;在增强资本吸纳能力上,要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地方高等教育结构;在促进集群升级和培育新集群上,要鼓励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化集群意识,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优化产业结构上,要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要着眼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民率先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强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一种民本经济,温州人民是温州模式的创造力,市场经济是温州模式的推动力,温州人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内驱力,富民强市是温州模式的持续力.温州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本性、区际性、创新性、发展性等特征,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均有很大启示价值,揭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怎样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子,及其怎样通过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走出一条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富民强市之路.

《火凤》是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乐府曲调,而关于该曲的来源问题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只是认为"盖贞观已前曲也"[1](p.856).近人任半塘的《唐声诗》则认为《火凤》的起源与胡乐相关:"胡乐及道曲皆有《火凤》………盛唐《火凤》在胡部中甚突出……‘火凤'二字疑是胡歌名之译意."[2](pp.204-205)其实,这是对《火凤》的一种误解.本文在澄清《火凤》非胡乐的基础上,从该曲的题名由来、曲调溯源及诸多演变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证,从而确定《火凤》乃中原固有之曲目,而非源于胡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