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产生的弗雷格逻辑拒斥人和心理因素,但即使在弗雷格时代,它也仅仅是逻辑学的一种流派,同时还有重视心理因素的直觉主义逻辑和其他逻辑理论的存在.在后弗雷格时代,逻辑学实现了对自然语言和人的回归,如乔姆斯基的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语言学在语言分析中强调先天语言能力,重视心理因素.此时,心理逻辑将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重新考虑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逻辑学只有重新回归于人,才能在探索人类心智奥秘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语义网是未来网络应用技术的主要生长点之一,它广泛涉及人工智能、逻辑学、哲学和语言学等众多学科.通过对语义网及其相关领域技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了解到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科学意义的现状:第一,人机关系正在经历根本性变化--从以人为基本连接纽带转变为以机器为基本连接纽带;第二,人机交互方式正在经历根本性变革--从纯语法处理方式向语义处理方式转化;第三,机器系统的"逻辑本性"正在经历重大转变--从"同质系统"向"异质系统"变迁.这些变化说明莱布尼兹"通用文字"理想正处于新的"进化"之中,而其核心概念就是"人机语义".这种语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异质性、相对于语义网规则的可证正确性和人机互可理解性.

人们为什么频繁地使用隐喻,这是认知科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类行为的内在逻辑总是遵循"省力原则",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就表现为表达的经济性.隐喻表达可分为隐喻式命名和隐喻式陈述:隐喻式命名虽然花费了命名者更多的精力,但由于其形象、生动、易记的特点而减少了使用者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命名活动的经济性;隐喻式陈述借助预设、衍推等表达形式,可以使特定话语的信息量激增.隐喻式命名和隐喻式陈述均体现了思维和表达的经济性原则.

人类究竟是用什么方式思维?一定要用语言进行思维,还是可以脱离语言进行思维?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观点:"等同说"和"分离说"."等同说"将语言和思维视为一体,而"分离说"又将这两种东西截然分开.其实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因此有必要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入手来阐述人类思维的两种形式:语言思维与非语言思维.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庄子·秋水》中的"望洋",或作"盳洋"、"望阳"、"望羊",以"望羊"为正体,历来解为仰视貌或远视义.现代则多认为是联绵词,在词义上或袭取旧说,或通过系联同源联绵词求得许多以不明为义核的新解.但集中剖析此词从上古至后世的诸多用例,即可知它不是联绵词,而是以偏正结构喻指眼的一种病相,即眼白多而偏下、瞳仁小而偏上且不转,并都作谓语,不修饰动词.故"望洋"本义是定睛上视貌,引申为定睛高远视义,指有心志、抱负者眼相.《庄子·秋水》"望洋"今皆误连"向若而叹",其实当连上"目"而成"目望洋"句,此"望洋"用为本义.《庄子·秋水》中此句描绘河伯肖像,寓意深刻."望洋"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确诂,是由于词义训诂只释名而不解物,也是对联绵词的误识与误诂.

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在反义词的判断标准、反义词的类型以及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进展与现代词汇学、语义学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该是具备现代观念、历史观念、系统观念,注重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注重对古汉语反义词的历时考察和系统描写;应将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让描写为理论提供充足的证据,让理论对语言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应把演绎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的重点是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为词汇史研究和断代反义词词典的编纂做出贡献.

浙东蕺山学派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密切得多.鄞县人朱宗元是浙东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其出生时间应为1617年或稍早,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609年;他受洗的时间应为1638年,而非目前所说的1631年.经朱宗元介绍,刘宗周的学生张能信成为天主教徒.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但黄宗羲却没有提到过张能信,其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黄宗羲的好友魏学濂等人也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近年问世的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趋于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维特根斯坦主体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使主体界限化,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主体形式--界限主体.界限主体具有"非之中"的逻辑机制,"非之中"是"非世界之中"的逻辑结构,"非之中"不是"在之外","非世界之中"也不是"在世界之外",它仅仅意味着"不在世界之中",它是世界的界限.界限主体具有否定性和"零位"特征,是一种外在的超越机制,它是逻辑哲学主体思想发展到极致而出现的一种形态,进一步发展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之中"主体,即主体"在世界之中".这种主体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机制,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一种"在之中"的主体形式.从"非之中"到"在之中"的过程反映了当代哲学从逻辑世界到生活世界的转变.

吴宓的"一多"观念须结合他的思想体系性来考察,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评价.这一体系性主要体现在根据其讲义整理的<文学与人生>一书中,虽属潜在,但逻辑清楚,由"知性有限"、"三界现象"、"天人二一"、"万物品级"、"动静构成"和"学术分合"等观念构成.贯通其中的"一多"观念,其理论渊源来自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并有自己的现代特性,在"一多并在"和"相反相成"的原则下,实际规划着"由情入道"或"由情悟道"的哲学重建的道路.这预示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进行着摆脱片面的理性主义或情感主义的重要转折,由此带来吴宓展望的用以克服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缺乏形上追求的弱点的一种可能性.

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大体有三种类型,即扩面型、仿域形、综合保险型.但从实践效果看,三种类型均存在覆盖面小、参保率低的问题.从操作层面看,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政府供给制度的积极行为和企业与农民工对养老保险持"双冷"态度的不统一;从理论层面看,根本原因则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的固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而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化解,有待于从政策、技术及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供销社正处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其演变趋势关系到供销社独特的制度安排的存在合理性.目前,供销社面临着组织定位模糊、组织功能萎缩、组织基础涣散以及经营绩效不理想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整体而言,在供销社现存的行政化取向、企业化取向和回归"三农"取向中,供销社回归"三农"是唯一现实可取的取向.但是,选择这种取向并不简单,它需要供销社进一步进行深刻的改革,这也意味着供销社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应是安排恰当的最终所有者和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历史上所进行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这种在特殊的民族战争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建党路径、建党方式、整顿组织、党内教育、领导工作、核心和堡垒作用的发挥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团结和带领各抗日根据地群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一些做法对处于和平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有限政府理论主张以宪政制度来规定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和具体运作程序,从而保证政治权力之合法性及其与社会的合理互动.但老子的有限政府思想在理论出发点和实现保障上与西方有限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老子倡导的是"有"与"无"对立统一的自然之道,而非"无为政治","安平太"构成了其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从上述政治观出发,老子主张建立一种遵循自然之道和守无、柔弱、知止诸原则的有限政府,这在政府的职责、权能、组织形式、领导者素质和管理行为等方面均有所表现,这是一种高效、有限的政府.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礼貌语言中的致谢用语属于日常活动中的言语行为,按照奥斯汀(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对给予的恩惠使用致谢语被认为是言外行为,而致谢语被认为是正面礼貌.致谢并不是孤立的言语行为,它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夸张的或暗含的.再者,致谢语具有很强的交际功能.致谢语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特征,可以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价值.根据不同的文化,人们表达致谢语的方式方法也会不同.此外,人们评价致谢用语的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在中国人与法国人的交流中,在不同的情景下,双方对致谢语的表达以及对致谢用语的评价标准都是不同的.中国人一般按照中国的生活习俗和汉语的习惯用法来使用法语致谢语,法国人对此有可能会不理解,甚至产生误会.

英语的"heart"和汉语的 "心"为对等人体词,均为多义词.细致调查这两个词并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展示人们借助不同的认知方式所派生的复杂多义网络.两词在认知上均以转喻为主,隐喻为辅.英汉语所显示的这种类似性典型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选择倾向性;而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中则可以找到其受文化和语言个性影响的理据.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心"比"heart"能产性更高,使用更频繁.

英汉语在时体分类和对时间看法上存在的差异,使英汉语时体分类和语义解释难以一一对应,因而对汉语时体进行语义解释不能直接延用英语的语义解释方式,而必须对汉语时体的语义特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中间语言形式化地描述语义特性,才能有效地解决汉英机器翻译中的时体处理问题.汉语的"了"、"过"、"在"、"着"、"起来"和"下去",在语义上相对应,是常用的典型时体标记,以它们为例进行语义对比分析,以时态逻辑为形式化描述手段,较好地体现了汉语时体之间的语义差异.

1971年长沙浏城桥战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竹制矢箙一件:"是用两块半边竹块合成.长81厘米.全身髹黑漆,绘红色几何云纹,并有少量黄色云勾纹等点缀."……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 [1]的重要概念,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中共中央的决定,除赢利性的出版单位外,其他出版单位都要进行改制,即进行企业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