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新产物.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跨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跨文化研究最早是在宗教文化领域开始的,随之出现了跨文化的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医学等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国际上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成立了专门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一般来说,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应包括三部分内容: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和跨文化方法(或视角),这三个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在理论上,跨文化方法的研究被视为其中的焦点和难点.

学科的交叉和会聚需要理论的支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心项(Central Item),学科会聚与交叉必有一个主要的领域、学科或学说,这是确定首席专家的依据;(2)关联域(Context),即构成该学科会聚的以中心项为主的相关领域,这是确定准入人员、准入项目的依据;(3)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ity),这是学科交叉会聚所产生的新的质素,即新的前沿性领域、新的关节点,也是学科会聚所要探索的新知识.一个新的科研群体是否有前景、有地位,主要取决于对"学科间性"这一新的知识宝库的把握程度.学科会聚背后是人才的会聚,而人才会聚时所释放出的凝聚力或离心力都远远大于一般素质的人员,因而除了科研群体的共同信念外,上述三个理论可以说也是处理科研群体人事关系的依据.此外,还必须有共同的跨文化的视野.因为学科的分化是在希腊及近代的西方文化语境下发生的,而学科的交叉与会聚已超出单一的语境.凝聚于一个群体的学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有的涉及不同文化的价值认同(例如生命科学、环境问题).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有无跨文化的视野可以说是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宇宙-神-人共融的直觉是当代思想家雷蒙·潘尼卡在跨文化视域下提出的一个新实在观,它整合了东西方各个传统的实在观,认为实在包括神、人、宇宙三个不可还原而又相互交织的维度.这一实在观在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中引出了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蕴涵,包括沉默的上帝(解决了当代人选择无神论还是有神论的两难)、人类意识的三个凯逻斯阶段(即人对宇宙-神-人共融的实在的三种基本态度的凯逻斯阶段)、历史的终结(在人的时间意识中,历史意识的主导地位正走向终结)等.

恐怖主义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衍生物,它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涉及文化间关系.从文化角度而言,它可谓是某些"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战略的极端化、暴虐化、反人道的反攻.与它外显的暴虐性相对应,在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也具有尖锐的进攻性.在这种对峙中,安南、哈贝马斯等人所强调的文化间对话,既显得很有必要,又显得十分困难,甚至已经处于危机状态,因为文化间对话的前提是彼此有诚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

政府调节是高等教育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运行中,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防止职能的缺位、越位、错位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为了有效地提供高等教育公共产品,解决高等教育外部性问题,克服高等教育资本市场的缺陷,政府确实有必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和调节.政府的高等教育调节职能主要有三个,即资源配置职能、实现社会公平职能、稳定职能.高等教育中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政治决策失误、高等教育管理的过度集中、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低效率、高等教育物品分配的不平等.为了矫正高等教育中的政府失灵,有必要准确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选择合理的干预手段、厘定干预的限度.

性教育权是和教育权、性权利、人权教育权、人权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基本区别的独特权利,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依然未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概念,更未能在法律层面真正地确立这一权利.性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确立性教育权需要遵守"客观、多元和批评的性教育"原则,以保证性教育权的适当性.确立性教育权这一工作也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共同推进.

网络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最近十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网络市场的效率是学者们一直争论的问题,价格离散可以用来表征网络市场效率的高低,网上价格离散具有多种动因.不同的网络零售商具有不同的发展战略,具有不同战略目标的网络零售商在定价战略和定价方面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不同.

产业集群中组织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是理解产业集群现象的重要基础.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集群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密集性质及其功能机制发现:(1)受到连接多样性、连接偏好和集群生命周期的影响,产业集群网络关系密集性呈不均匀分布,使得集群网络呈现出密集和稀疏相结合的结构特征;(2)集群组织间关系密集性具有资源配置优势,但同时使网络隐藏着潜在的风险,而稀疏网络具有资源获取优势和鲁棒性作用;(3)网络关系密集性和稀疏性的不断重构共同推动了集群的发展演化,此分析有助于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网络治理对策.

强制隔离是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一种常见的医学性行政强制措施,其实施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隔离的规范与机制设置尚有缺陷.透过对既有层面规则体系的梳理和辨析,基于自由与安全的价值考量,依据利益平衡、规范严密、程序周到的原则,对完善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提出构想.

无论是从法律价值和立法效益的理论上分析,还是从与国际接轨和我国国情的现实需求上分析,起源于美国、并被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示范法在中国都有应用的必要和可能.虽然中国在应用示范法的十几年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借鉴国外示范法的理论成果与立法实践,并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示范法的应用主要限于私法的某些特殊领域,由全国性的法律学会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及实践工作人员进行草拟,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和公布,并进一步确认示范法在中国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地位和效力.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2004年修宪后,中国民营经济面临的行政法问题及其改革方案可概述为:第一,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公私财产区别保护的问题,行政主体应牢固树立私有财产也神圣的理念,并重点规范其征收征用行为;第二,针对所有制的歧视问题,行政主体必须牢固树立各种所有制平等理念,并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对民营经济采取鼓励措施;第三,针对行业协会严重行政化的问题,为给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市民社会基础,我们要在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养成等方面进行改革;第四,针对民营经济中社会保障不充分的问题,行政主体应将民营经济成员的社会保险工作作为今后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并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两个方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具有多元性,除了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上学难"外,还体现在流动儿童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一致性、流动儿童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农民工在城市较差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大部分留守儿童短期内无法结束其留守状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与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工资报酬水平,但目前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都较低,大多数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且对今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高.本文针对以上问提出了对策的建议.

根据对进城农民工和原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在城镇社会的融合度和面临的挑战.在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沿海城市(如浙江),进城农民工与原城镇居民的融合状况总体良好,但也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居民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等媒体了解农民工,新闻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体引导城市居民认识农民工任重道远;城市内部形成的"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阻碍城市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制度因素,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将是促使进城农民融入城镇社会,实现与原市民和谐相处的制度保障.

基于对生活质量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居民生活的特征,遴选64个评价指标构成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理论评价体系,运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方法对理论遴选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构建了由评价目标、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三个层面共30个指标组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该评价体系对我国31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实际测度.信度和效度检验表明,该研究构建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立法滞后的现状威胁着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及群体和民族的个性.历史和实证分析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性,版权保护应当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中的核心手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是多层次的.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是原始的版权主体,传承人等相关主体则依其付出的劳动的性质获得相应的版权或其他权利.通过群体的代表或组织承担相应权益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集体版权实现的有效途径.应当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构建相关的侵权行为和法律救济制度.

艺术作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不仅要创造出动情的个性化形象,还要在思想和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凝炼性,即以最少的元素材料和最经济的表现形式来达到最大的艺术容量.人们在艺术活动中之所以遵循这一"节省律",不仅因为它符合了人类心智结构的发展趋势,而且还因为它使艺术作品更具审美张力.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内容的"熔铸"、"炼意"和艺术表达的"修词"、"炼句",都充分体现了"节省律".

现代传媒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市场上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新闻从业人才.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工作单位的忠诚度,取决于从业者个人因素、媒体组织因素以及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大陆新闻从业者中,职称和职务较高、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以及收入水平越高者更愿意继续在本单位工作;与此相反,职称和职务低、年龄越轻、从业年限越短以及收入水平低的新闻从业者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越低.不过总体看,媒体采编人员的职业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语言学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跟语境不无关系.然而,在语言学研究中,语境是一个理论构建,是语言学家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并确定为语境构成的因素.因此,如何进行语境的理论构建就成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状况和可能取得何种成果.在过去百余年的语言学发展过程中,语境的理论构建从完全的"内向"到"内外结合",再到"以人为本",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空间,反映了语言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语言学研究在新世纪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相对封闭的、静态的、分类学的、外在的、给定的、与语言相分离和对立的语境构建转向更加开放的、动态的、交互的、内化的、生成的、与语言互嵌的和交错的语境构建.

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其中语言禁忌涉及语言灵物崇拜和语言的禁用与代用(委婉语),因此尤为引人注目.研究显示,人们的禁忌文化心理支配了英汉禁忌语的出现和使用,交际的语用需要使代用形式委婉语得以传播延续.现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文化产品成为"第四媒体",社会的价值观及经济的变化发展又促使禁忌语现象发生奇妙多彩的变化,使委婉语成为禁忌语的主要表现载体,成为社会交往中具有一定意义的润滑剂.由此可见,对英汉语言禁忌的研究不仅有益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也有益于宏观语言研究和人类语言认知机制研究.

按照<古籍著录规则>中的定义,古籍主要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中文古籍是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后人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变得相当脆弱,从而限制了大部分用户的使用.古籍数字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古籍转化为电子媒体的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予以保存和传播[1].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方向.本文试图就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古籍数字化建设样式、古籍数字化建设技术、古籍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探讨.……

一、中日姓氏的数量
　　日本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有多少姓氏呢?最多的统计记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约14万,即平均一千人左右使用一个姓氏[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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