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指关怀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具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关注的是儒商与浙商、晋商、徽商、潮商等不同地域特色企业家的关系,"市场化冲突"中的诚信问题,儒商与家族企业,儒商在锻造成长过程中如何区分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等课题,以此发掘儒家精神是如何通过儒商走向经世致用,从而形成经由注重学习以实现创新的东亚文明的企业精神,并理解具有东亚特色的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化.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主流所认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要研究那个时代中国国际化的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颇具普遍性.当前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政权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高等文官考试是国民政府级别最高的一种文官考试.抗日战争时期,考试院在变通考试原则与考试方法,降低考试要求与录取标准的同时,继续推广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战时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变通,如考试种类增多、录取比例提高、及格人数相应增加,顺应了当时的需要,为各机关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中下级公务人员,成为政府选拔公务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战时环境的影响,官僚体制下私人政治的冲击,以及考试院虽有选拔人才的权力,而没有真正任用人才的权力,致使部分考试及格人员分发到各机关后,长期闲置而难获任用,一定程度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文官考试的成效.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私铸是宋代货币经济领域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货币私铸的产生,固然受利益的驱动所致,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是造成民间私铸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有普通百姓和铸工,也有官员和地方豪强,并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私铸者往往掌握较熟练的铸钱技术,选择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使官府防不胜防.他们利用从国家矿冶中偷采来的铜料,或销毁铜钱、铜器,将所得之铜作为部分原料,再混以铅锡等杂质加以铸造,因此质量低劣.私铸的盛行,使流通中劣钱泛滥,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社会经济混乱.

"好歹"是由表反义关系的形容词"好"和"歹"通过经常连用而逐步凝固成词的.根据功能的不同,"好歹"可分为名词和副词两类.名词"好歹"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义的失落,形成偏义复合词;另一条则是通过转喻,代指事件或情况的结果.其中后者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前者.副词"好歹"既可表时间,也可表语气.从认知角度看,概念结构的隐喻是时间副词"好歹"产生的根本机制,而转喻则是语气副词"好歹"形成的内在动因.语气副词"好歹"的主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好歹"出现的语言环境有了变化,二是"好歹"的句法位置变得更加灵活.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先后曾有许多学者专门为之补正,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集部总集类存目所涉的某些清诗总集,此前学者关注较少,有关问题更为集中.而依据近年问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相关古籍,许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

当代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后殖民时代的史诗.史诗利用来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文化资源,运用双重化叙事策略,并挪用《荷马史诗》、《圣经》、《神曲》中的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通过对创伤、战争、追忆和寻根等文化隐喻的双重化处理,既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话语权和传播力量发出了被压抑的声音,又重写和颠覆了西方经典文本.通过双重化叙事策略,诗人最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确认和建构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显示了多元文化在对话中共存的意义.

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经典乌托邦小说是思想内涵高于艺术探求的理念小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修道院生活方式和城市化进程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生成背景.莫尔描写的公有制社会美景既充满创意,也引发了歧义.后人的相关思考和探索不仅促成了各种新类别乌托邦文学作品的产生,而且引出了"世俗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反乌托邦"等众多流变概念.

关于晚明名士陈子龙与柳如是的恋情,陈寅恪先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曾作过详尽的考述,许多历史事实因此得到澄清.但是随着近年来有关资料的增多,《柳如是别传》有关陈柳恋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补充和修正之处.如:(1)《柳如是别传》所举有关陈柳恋情的陈子龙词,有的事实上并不涉及陈柳恋情,有的与陈柳恋情无直接关系;(2)陈寅恪先生认为陈柳两人于崇祯八年(1635)首夏结束同居,经考证,陈柳分手的时间当在崇祯八年寒食日;(3)崇祯十年(1637),里巷之间陈柳之事传闻又起.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中国的"股份制办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获得极大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学校层面的"股份制办学"(温州模式)和公司层面的"股份制办学"(椒江模式)两种基本类型."股份制办学"的开放性与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等制度特征,符合现代社会通过资源流动与重组实现优化配置的要求,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内地民办学校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资本组织与运营方式之一,在改造传统公办教育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教师人力资本对于学校竞争力的基础性作用,在"股份制办学"产权结构中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成为"股份制办学"保持制度活力的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产生于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等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在最初模仿和照搬日本、欧美的办学经验之后,逐步摸索出一条结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借鉴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受到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强调警察专业化建设和军事化管理的办学模式,对中国近代警政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独秀是近代革命的先驱.在他的革命纲领中,道德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根本也是最后的革命.他运用进化论理论分析指出:道德随社会进化而进化,道德进化就意味着道德革命.近代道德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革故更新、积极进取和不断创造.实现道德革命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他提出的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就是他的道德革命及道德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陈独秀道德教育思想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且赋予了崭新的内容,表现出革命性的一面.但他在传播与运用进化论学说时,对传统道德一概拒斥所表现出的简单化倾向,又暴露出了其局限性.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

司法过程中的演绎推论,是指裁判者依据既定的法律规则和形式化的推论过程,在法律规范与个案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涵摄关系,并借此得出一个正当的个案裁判,以实现和维护形式法治.但演绎推论预设的两个适用条件:法律体系的公理化和法律命题的形式化,在实践中往往是成问题的.演绎推论对规则和逻辑的倚重,会使裁判者过于墨守现有的规范,并导致法律趋于僵化和保守.虽然作为辅助手段的法律解释能够消除推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囿于演绎推论对评价和实质性理由的排斥,其功用也是有限的.

从描述中国城市居民工资分布变动的总体趋势入手,基于完整设定的Mincer收入方程估计结果,对工资水平的增长和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加深进行影响因素分解,以考察可以观测到的各个因素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变动的贡献.结果表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与生产力有关的特征得到了越来越高的回报,对工资不平等上升的相对贡献也越来越大,而劳动力市场隔离等制度性因素对工资不平等增加的相对贡献剧烈下降.

基于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考察上市公司现金储备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发现作为公司治理机制重要内容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的现金储备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影响的作用方向却与对发达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司现金储备行为的研究结论相反.这是因为在弱外部治理机制的经济条件下(不完善的接管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如中国),内部治理效力越差的公司倾向于持有较少的现金储备;而在强外部治理机制条件下(如美国)则刚好相反.公司治理效力的变量对公司现金储备水平的不同影响方向,正是由两种经济环境下作为代理人的公司管理者持有现金资产的成本收益构成的异质性造成的.

并购式内创业是指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的内创业活动,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和模式是并购式内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且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以往文献相对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本文基于以往并购整合和内创业研究结果,通过深度访谈法获取并购式内创业中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和整合模式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技术对访谈资料进行结构化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并购式内创业企业一般选择高或者中等的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在高整合水平上主要采用基于直接合并或重新招聘的亲理式整合模式,在中等整合水平上主要采用代理式整合模式.

运用渗流与自组织理论和分析方法,对证券市场中的投资决策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无意的羊群行为展开研究,可以发现,传统金融理论对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以独立的理性思考而造成的价格波动是随机走动的假设存在缺陷,因为现实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通常是自发形成不同的群体来进行投资决策的,其行为特征符合物理学科的渗流理论和自组织理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会形成不同的投资者群体(簇),而每一个群体会采取一致的决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