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塞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通过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的讨论,利普塞特进一步阐释并建构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一体平衡的结构,揭示了政治发展和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利普塞特有关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条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古典功利主义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主张为出发点构建其理论,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公共政策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规范的公共政策具有结果性、经济性、短期性、失衡性等特征,必然导致政策之逻辑冲突和实践困境.由于它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决策价值位序无法立足当代社会,而且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自利性.因此,公共政策伦理应该拒绝经济理性人假设,明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及公共责任,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实现从功利主义政策向公平政策的转变,与时俱进地追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冲突及其实践困境,社会才能从冲突走向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证了英国最先发生现代化的原因和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的逻辑和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比较的逻辑.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有两大突出优势: 它首先发生了社会革命;它在一定时期同时具备了走向现代化的多种必备条件,从而形成了多因素凑合的景象.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英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就是其现代化的过程,资产阶级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诸多条件与现代化的条件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英国资本主义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种种条件,如市民社会形成、宗教改革和新教原则的确立、对外殖民扩张、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从而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英国现代化的起源问题。

后现代政治对自现代性以来的解放政治基本持批判与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诉诸理性、主体、意义、进步、解放等"大叙事"、"元叙事"的解放政治,是导致整个现代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后现代政治诉诸一种与解放政治的宏观政治完全不同的"小叙事"、"游牧叙事"等微观政治,以期使人类走向希冀久远的理想之境.然而,这种极端的、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只能是导向政治虚无主义.

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移植有利于加速政策议程建构,扩大政策供给的选择集;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优质政策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优质政策的传播、扩散与发展.政策创新优化的需求是政策移植的根本动力.政策移植可能产生之负面影响是对政策自主创新的抑制;如若政策移植水土不服将导致政策失灵;政策移植往往聚焦于或致力于彰显外围制度或显性政策的变迁而忽视核心制度的变革;拥有充分资源并通过持续政策移植实现政策创新的政策主体,其政策移植行为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或加剧不同地区或区域间政策结构差异的扩大与发展的不平衡.

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以世界银行全球政府治理研究数据库(2005年案例)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对正式制度、公共信息、经济利益及文化环境四个关键因素与政府信用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制度和公共信息对政府信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政府信用即提升0.534个单位;信息透明度每提升1个单位,政府信用即提升0.443个单位.而经济利益和文化环境两个因素对政府信用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因此,可采取以下具体对策完善我国的政府信用管理机制,包括加强正式制度建设,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激励机制,加强信用文化建设.

社会神经经济学是在21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的神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在神经学层面上对社会情境下个体与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各种交互的研究.通过探寻人们各种社会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来更好地理解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经济行为.人在社会情境下,特别是在信任博弈、最后通牒、独裁者博弈、囚徒困境等博弈中,会表现出信任、公平、利他、合作等各种社会偏好.新近以神经影像学为主要手段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理解上述社会偏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企业慈善对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企业慈善动机问题的研究,有三个视角值得持续关注: 第一,经济理性的工具主义慈善视角在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中发展起来,提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前提下企业慈善与企业经营融合、互补的战略,跳出了传统 "二元"的分析观点;第二,社会契约视角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为企业经营注入了商业道德和集体责任;第三,社会同构理论认为制度性压力和本地社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关注,驱动企业导向一致性行动.在企业慈善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背景下,运用多层分析模型,有助于综合解析企业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的慈善角色、动机来源与行动特征,对激发企业慈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作用.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很少有人涉足家族企业女性成员这一研究领域, 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却呈不断增长之势.从女性成员个人境遇、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和传承延续的脉络视角,可将国外研究关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1) 女性成员在家族企业的困境是由宏观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同时家族企业也给她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2) 女性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更加人性化,其企业绩效受社会资本构成与婚姻状况影响,单纯财务绩效不足以全面衡量女性领导的企业;(3) 女性企业主选择女性后裔作为继承人的几率更高,而女性继承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的阻力主要来自其父母和家族内部.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的处境、经营管理特点以及女性企业主的代际传承问题,应是未来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面子问题在中国社会根植已久,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表现,从而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社会交往.然而,鉴于面子概念的复杂性和抽象性,长期以来与面子相关的研究仍然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缺乏系统验证.对面子需要概念的结构与相应的维度划分进行的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 (1)面子及面子需要都是多维度的概念,个体的面子需要可以分为三类,即能力性面子需要、关系性面子需要和道德性面子需要,也就是说个体所追求的面子可以根据其来源的不同而区分出能力、人际关系和道德三个维度;(2) 不同的个体对面子有着不同的需要,它不仅表现为强度的区别,同时也表现为类型的差异.

审计市场竞争的性质及在竞争环境中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与绩效是审计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产业组织分析的结构主义为此提供了有用的框架.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和服务多元化是决定审计市场结构的三个主要因素.审计市场中可能的规模经济在于审计师行业知识累积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和行业专家的某种程度上的"资产专用性";审计的产品差异性包括审计意见质量差异、信号传递功能差异和保险功能差异;审计与咨询服务之间的交叉补贴使得服务多元化改变审计的收费、成本以及审计市场的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目前我国审计市场结构呈现出低集中度、分散与分割的特征,但已有的研究未能给出基于制度背景的系统解释.

新产业规则和运行机制使传统契约理论在契约关系、契约目标、契约内容、契约执行等方面暴露了其解释力真空,模块化组织则存在内生的契约主体变动性、契约内容挑战性、契约目标不一致性等契约困境.由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以提高模块化组织契约有效性: 设计主导权追逐下的利益整合、能力要素协同下的外部协调、信息不对称下的自我规制以及价值创新视角下的动态学习.基本的自执行契约能够解决利益整合与自我规制,而对契约的调整则能够实现动态学习.自执行契约及其动态修正模型显示: 契约履行的帕累托最优点是主导模块获取全部交易剩余,而成员模块获取零剩余.契约的最终履行效果有赖于一方面从内部强化契约管理,另一方面从外部引入行业协调.

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尽管全球化以及随之而至的科技进步带来了许多好的机遇和变化,同时亦存在某种负面效应.全球现代青少年面临着一些生活方式问题,特别是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对此,可以使用两种相辅相成的办法: 预防措施和休闲教育.西方国家设计的时间层面和健康层面为主的介入性预防措施,经过适当修改后也可在中国加以应用,可以帮助中国青少年预防诸如犯罪、吸毒、网络游戏痴迷等危险行为,促进发展健康行为.

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彰显的时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贫困之境,学术自主性不足,学术研究的空间也往往受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力量的牵制.而作为学术场域边缘之传播学更因为长期没有获得知识界的认同,而显得尤为焦虑,相关的学术反思活动也没有停止过.传播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力量作用的结果,制约性的力量既有来自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规训与诱惑,也来自学术场域日益严重的官僚做派以及学术场域内位置与权力之争,甚至还有其他学科的冷遇与抵制.长期的边缘学术地位,使得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挫伤.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进行自主性的反思,打破学科壁垒、重视概念再造、注重学科交叉、直面人类的困境与苦难,努力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揭示和建构知识统一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播学研究又到了三十年的时间节点,进行历史性的回顾或者总结非常必要.但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研究面临着双重匮乏: 研究本身比较薄弱,既缺乏足够有力的事件和研究实绩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也缺乏历史意识和叙述技巧,找不到自己的历史意义.换言之,中国传播学研究还没有历史.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吸收当代历史研究中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重新面对过去和历史、时间和结构的关系,打开历史的空间,让理论探索的眼光深入过去,并尝试在结构中处理时间问题.据此史学思维,可以转换研究思路: 暂时悬置历史,打破简单的时间界线,向过去提出问题,尝试从多个角度、运用多元方法来重建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叙述,并期待这样的叙述最终会获得历史的价值.

当前,审美经济与符号经济异军突起,在电子信息科技的推动下,产业融合趋势加强,传媒产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实践都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凸现出崭新的审美经济特征.面对这一重大转型,当代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在传统的媒体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之外又开拓了文化产业与审美经济研究,在传媒产业及一般文化产业的审美性、符号消费及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显示出可喜的学科活力.传播符号学的这一发展回应了当前的产业融合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与思路.

高等教育分权是一个新的权责体系的重构过程,即权力和责任双方面的构建与调适过程.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权责对称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坚持权责对称,需要遵循每种权力主体自身的权责对称性,使每一种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止于其所能承担责任的边界.同时,又需要保持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对称性,通过权力制衡使不同主体的权力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对应比例.而且,又要沿循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责任对称性,启动问责制使各种权力主体恪守并履行自己的责任,谨防"放权"变成"弃责".

在创办新式企业而缺乏相应人才的困境下,洋务企业开始设立教育设施,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得以建成,并肩负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企业的教育因素不断增加: 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企业教育逐渐向体系化过渡,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方式形成,企业与学校的优势开始得到兼顾,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企业教育成为不同于学校的另一种教育形式.企业同时具有教育组织职能的历史显示: 企业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其国际经验昭示: 企业承担教育职责不是由于作为正规制度化教育机构的学校发展滞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企业具有强大而鲜活的教育生命力的表现.

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是城市成长管理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各国应对城市蔓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政策.它主要包含绿带、城市增长边界和城市服务边界三种形式,三者对于城市发展的限制程度逐次递减,而实施的灵活性和复杂程度则逐次递增.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的国际经验表明,明确、稳定的边界和综合性的配套措施是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成功的关键性要素.而在我国现有的容纳式发展政策中,这些要素仍然较为缺乏,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够理想.因而,明确边界划定的方法和内容、厘清各类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完善相关的税收和土地利用控制政策,是改进现有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较为可行的方法.

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市场的量价悖论为研究对象,以Hwang Song和Mark Salmon的羊群行为测度方法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严重的羊群行为,它是促进我国商品房销售量、价格飙升以及现阶段房市交易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影响羊群行为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发现,削弱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羊群行为的主要措施在于稳定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预期,具体方法包括稳定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商品房的空置率、控制消费者价格指数过度上涨.

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其保护对象不涉及提供者而只针对记者.记者拒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不是信息本身.拒证权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寻求案件真相向新闻自由作出的必要让步.拒证权的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 (1) 拒绝公开信息来源的身份;(2) 拒绝开示可能曝光提供者身份的信息内容;(3) 拒绝接受询问;(4) 拒绝接受搜查、扣押.中国在记者拒证权问题上应当采取渐进式立法.

女性主义法学家认为男女两性具有性别气质差异,并通过对社会性别和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女性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从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独特的女性风格,而以上女性特质恰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相符.中国古代司法具有反形式化的特点,传统法官的思维是一种实质性的思维,这与女性主义法学家所提出的女性法律方法中实际推理方法所体现的注重实质正义的特征相吻合.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为宗旨的特点也与女性注重维系关系、强调关怀的特质相符.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女性的关怀伦理学更是有很多契合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女性特质,而此一特质仍然具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