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不仅具有学术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的固有属性，更是将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作为德育共同体，立足于共同善的伦理诉求，倡导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通过价值选择、价值认同和价值信仰达成价值共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强调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道德责任，更强调大学内部多元主体的道德责任和自我建构以及多元主体在不同场域的道德责任；还将集体协同作为内在逻辑，通过共同体内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集体协同实践，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的共生共赢和协同发展，突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原则性地建构了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但是，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存在出资人和监督人混同，规则的制定者与规则的执行者、受益者混同等问题，很难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全面有效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对如何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应当兼顾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边界，从不同环节监督和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国有资产行政监督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监督主体在运用行政监督手段时，必须在监督依据、监督对象、执法问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家族女性主义法学是基于对中国女性问题的长期探讨而提议构建的一个女性主义法学新流派。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是其主要社会关系和场域均围绕家族而展开，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构成了家族女性主义法学之家族化的理论背景的基础。在中国女性家族化的事实或这个独特问题的基础上，家族女性主义法学可为中国女性从家族体系角色中解放出来提供正当性基础，完善中国法律保护女性的法理依据和文化依据，同时使受家族支持的关系正当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以上目标，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策略成为必然选择。在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家族化背景的同时，中国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也可以参考西方由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带动立法行为的模式，将女性主义法学理论转变为具有实效的社会规则。

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中出现的倾向性态度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基于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态度模型，记者对报道态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社会对负面新闻的接受程度和新闻的重要程度。仅当社会对负面报道的接受程度较高时，媒体内部报道态度才会出现差异，即关联度较高的记者会倾向于负面报道，关联度较低的记者则倾向于正面报道。基于《纽约时报》对华新闻报道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纽约时报》记者比非《纽约时报》记者负面报道倾向性更高，新闻工作者相较自由记者更倾向于负面报道，这表明美国媒体对中国新闻的负面报道现象源于美国民众对中国新闻存在先验偏见。

语料库量化分析发现，People’s Daily Online外宣新闻体裁具有强历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标题结构模式化，信息来源机构身份强化，事件描述宏观化、数据化，事件评论主观化等特点，倾向于构建强势传者，而受众则相对弱势。这种关系造成两种效应：一是在资源高度集中的信息传播中，双方关系虽不平等，但仍处于平衡状态，传播效度较强。但外宣受众参与不足会造成其对信息的相关性感受减弱，对此，可通过增加阅读引导性元素、事件描述的个体性事例、事件评论的社会性引语等策略提升传播效度。二是在资源开放程度较高的信息传播中，双方关系既不平等，也不平衡，传播效度较弱。对此，需通过弱化传者的机构身份、为受众提供发声和交流途径等策略满足受众对平等关系的诉求。

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内涵尚存学术争议，应采抽象概念抑或类型化的思维进行界定，仍有待研究。公报案件的实践运用显示，法官已经无意识地在采用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并将依据要素和解释要素作为判断的核心要素，而部分案件的归类问题则反映了抽象概念思维下的弊端。“适用错误”兼具实践依法行政原则及作为司法审查基准的双重功能，类型化的思维既可体现其独立内涵，亦未固化各撤销要件之间的界限，从而有助于整体把握“行政违法”概念和司法实践需求，进而实现其功能。在类型化视角下，应从对应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确立对“依据错误”的司法审查标准，而对“解释错误”的审查则需结合个案，并通过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完善。

我国平台经济视域下的商家舞弊治理目前存在立法不足和效率不高的问题。平台企业作为商家的直接管理者，理应承担制约和监管商家的责任，但随着互联网平台应用的常态化，刷单、评价造假等新型舞弊形式层出不穷，平台企业如何高效地对商家舞弊进行治理是亟须破解的现实问题。建立平台经济视域相关假设下的静态和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商家舞弊的发生和扩散条件，可以在均衡分析中发现影响平台监管和商家舞弊的关键变量，得出不同情况下群体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平台企业的监管成本和网络效应收益、商家舞弊的收益、机会成本、实施成本等对商家群体不舞弊的稳态有显著影响，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奖励或惩罚措施对商家舞弊进行动态治理。

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形成于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语料库语言学的迅速发展等历史背景之中，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研究、作家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研究范式。该范式将文学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融为一体，强调在对大量文学语料进行观察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分析文学语言和文学创作规律，既重视文学语言特征和诗学传统等共性特征的分析，也关注文学的创造性和作家风格等个性特征的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的问世不仅促进了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变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并深化了文学研究。

外交表态词作为外交理念表达的核心，其翻译需要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支撑。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系统及外交翻译“政治等效”原则的跨学科视角下，外交表态词与外交语境属于附生性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嵌生性关系。外交表态词的翻译应遵循评价类型等效与外交立场等效的双重“评价等效”原则。以此原则为指导，目前我国重要外交表态词“参拜”的英译不符合评价类型等效原则和外交立场等效原则，未能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保持外交立场的统一，无法有效传递原文的外交评价基调。外交表态词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应从多学科视角进行考察。

文学翻译在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形象建构中具有包容、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且具有更高的价值信任度和接受度，更加“润物细无声”。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和传播，莫言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葛浩文的译本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解构西方翻译文学强势话语，进而彰显中国文学特色话语，同时又选择性地顺应目标语话语语境，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话语传播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注重学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进而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北美学者的中国词学研究在最近20年延伸到民国词学、词的音乐史与文化史等方面，并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对包括女性、说话人、语言结构、历史文化语境在内的研究话题的接续性质的讨论，同时将“场域”“作者”“景观”等文化理论引入词学研究。二是试图消解文本语言结构与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本的历史性以及将根源于文本物质形态变迁的变异作为援引口头与表演理论的入口，用以挑战传世文本的权威并展开文本意义的重建，是其典型特征。而对歌词文本的理解方式则是从文本意义的“误读原点”出发、带有延迟性质的“放慢理解”，亦即不同于立足于语言结构的“贴近理解”、以突出文本和取消作者为目标的“札束”式研究。北美词学研究在问题、方法、理论等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系统，其蕴藏的多层次、多面向的发展潜能是转化为“显能”并产生更多成果，还是在消解文本意义的过程中最终消解自身研究的意义，尚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汉语复合词的结构与句法结构是平行或一致的”说是学界流行的观点，但在实际区别两者时，又认为语法结构标准是最重要的。前后冲突直接而明显。实际上，复合词与短语在性质与功能、意义透明度、是否产生语法意义、成分属性及其与整体功能之间的关系、语序及其价值五个方面差异显著。复合词与短语不存在结构上的一致性或平行性，语法标准不应也不能是区别复合词和短语的重要标准。

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绿色创新效率可被视为衡量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从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大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负向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正向的拉动效应；（3）环境规制强度和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同时提高能够吸引更多FDI，环境效率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合力作用明显，说明环境管制和绿色发展不能一刀切地实行“关停并转”，应当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和创新发展。这些结论启示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创新效率，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加快提高自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