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不能不处理时间因素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然而，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十分缓慢。现代主流经济学以自然时间或逻辑时间来定义“经济时间”，使用高度抽象的、形式化的、无差异度量方法，并据此建构越来越精致的分析模型。然而，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未相应提高。从思想史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重点是研究20世纪杰出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关于历史的“经济时间”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认为当经济学逐渐从静态分析走向动态分析时，对时间的处理应当采用历史时间的方式，即在经济分析中有过去、有未来以及有时间的单向前行。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历史时间，不仅可以使经济分析过程更加贴近现实情境，也更有可能得到符合现实的结论。经济学家都应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罗宾逊所强调的历史时间，从而构建和发展更加贴合现实的经济学。

17世纪90年代，英国面临重大钱荒（通货不足），用各种手段禁止走私、融币、窖藏，但都无效。主因是法国缺钱，因而提高钱币面额的10%，吸引各国白银到法国铸币图利。英国银钱业的套利行为导致白银被大量运往国外。解决方案主要是重铸货币。以财政部长朗兹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货币贬值1/4，以洛克为代表的恢复旧币值的升值派认为，国家不能随意改变货币的含银量，否则失信于民，也造成汇率起伏，不利工商发展与投资。这种时代精神，造成升值派在国会胜出。1695年12月10日英国国会决定，不改变银币的纯度，维持都铎王朝时期的币值。这场朝野大争辩中，牛顿似乎和洛克站在同一阵线，主张恢复旧币值（升值派）。但牛顿1695年关于此事的手稿却显示他与财政部的观点较为接近。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是共生共进的关系。“传播”的本义就带有“共享”或“共同体”的含义，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也要以持续稳定运行的传播系统为前提。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发展迅猛，虽在助推人类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层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该理念和构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以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为起点，是对共同体理念、传统世界主义思想和网络安全观的多重超越。

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理论相比，新世界主义具有可实现性、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特点。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包括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深化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加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建设多元立体的交流体系；尊重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扩大“一带一路”的示范效应，构建共赢共享的合作网络。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积极作用，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研究对丰富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对隐喻真值条件的探讨中，吉纳比与斯坦哈特分别基于范畴归属和可类比性刻画了纯粹的语义真值条件。如果把讨论延伸至句法和语用，将能更深入地反映隐喻的生成和理解。真值条件语用学认为，语句的完整语义可以视为其组成部分经语境调适的内容（及其组合方式）的函数。在范畴类型理论框架下，该调适过程具体可以通过赋予表达式不同的范畴和相应的类型来体现。就隐喻语句而言，语境的调适体现为转变源域类型和限制隐喻函数对性质的选择，首先将源域的类型由个体集转化为性质集，然后通过一个从性质集到个体集的隐喻函数，在源域性质集中提取符合语境的特征性质，如果目标域中的对象满足这一提取出的性质，则隐喻语句为真。

基于识别出的僵尸企业，探究金融市场竞争和经济上分权而治的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动机越强，当地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越高；地区金融市场竞争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成为僵尸的可能，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汲取显著削弱了金融市场竞争的有益作用，间接催生了僵尸企业。因此，打破政府、银行、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促进金融业内外开放和金融脱媒，推进僵尸企业去杠杆和分类处置等是化解僵尸企业困境的关键，而构建诸如基于包容性财富等的可持续增长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摒弃以恶化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做法，则是铲除僵尸企业形成土壤的制度保障。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坚持以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为内核，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主观需要，也有集体和家庭分别作为两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合理性。集体和家庭都体现着长期历史的自然选择，法律的规定只是让原有的非正式制度显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外加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农地制度更易形成有效率的制度结构；集体和家庭在不同时期表征不同的功能，节约不同层次的交易费用，它们均具有较强的适应农地制度变革的能力。深化农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需契合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序，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配合，增强中国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社会的审美文化建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合乎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发展规律。文化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是当代审美文化建构的基本方式。社会调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文艺政策同样需要建立在通过社会调查以取得对国情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列宁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察了苏俄的国情，制定了“包容吸收”的建构策略；社会调查是毛泽东最为强调的研究方式，他得出了与列宁有差异的结论，制定了“破旧立新”的建构策略。即使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审美文化建构，每个民族也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政策实践启示我们：文艺政策应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凸显本土特色，力求形成中国特色美学风格；文艺政策应准确把握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正当性及其适用范围；注意调查者主观认知的影响。

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近年来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地方当代史编纂与一般史志编纂相比，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编纂工作难点颇多，存在争议的方面也很多。马克思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蕴含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尤其是“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法、“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解决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颇有启迪意义，为解决地方当代史“述”和“论”的辩证关系、现时资料能否入史、地方史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经典范例。

拥有正式职权的领导者对团队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来源于领导者于台前引领和激发团队整体创造力，还是于幕后构建支持性环境，至今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这两类团队领导者作用的优先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领导者的思维特点。基于优势互补理论和注意力资源有限性视角，发现任命具有较强逻辑性思维能力的团队领导者，比任命具有较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领导者更有助于团队支持性环境的构建，同时能节约那些具有较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个体的认知资源，从而实现团队领导者和团队成员的有效分工和协作，最终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

随着新《民事诉讼诉法》与《环境保护法》等的修订实施，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现实中却遇冷。实践中，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与资金压力很大，同时，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也不完善。这就需要有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衔接的多种法律激励机制。首先，要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完善减免措施，加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管理，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申请规则与支付要求，重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监督；其次，要创新律师收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再次，要加强安全保护，进一步改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收取问题。

经验观察与实验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本质区别，为公司法研究实现科学转型提供指引，即重归纳、重实验，同时培养科学心态。法典化时代，编纂工作呈现出进化性、简约性、系统性的特征，要求公司法学在研究视角上由文本转向实践，借鉴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观点，注重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的公司法典型案例的研究。大数据时代，量变引起质变，数目字管理、法律自创生系统论等理论“落地”具有现实可行性，要求公司法学在研究方法上由经验转向实验，系统运用波普尔“四段图示”证伪法，以及制度软化、市场竞争、社会互动等实验机制，同时采用数据挖掘、信息图谱等实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