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在我国文化治理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文艺政策演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艺与政治之关系所进行的文艺政策调整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解决文艺作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矛盾所进行的政策探索阶段，以及新时期针对文艺工作价值立场问题所进行的文艺政策的文化转向阶段。经过40年经验积累，我国在文艺政策制定方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评价标准，能够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行行之有效的规范和引导。

我国省际农业竞争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农业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一消极影响随时间呈逐步扩大趋势，并在不同区域普遍存在。各省同构化的农业生产结构抑制了农业增长速度。我国农业发展应根据各省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鼓励差异化发展，从而减少负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损失，并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涉农财政支出、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目标。

我国外国教育史学发展的百年历程经历了萌芽起步、艰难恢复、积极发展、成就与危机并存以及近年来的积极转向这几个阶段。几代学者共同就外国教育史的基本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总结与反思，包括外国教育史是什么？研究外国教育史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外国教育史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外国教育史应该教什么？怎样教？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使外国教育史学已经有了一个健康合理的起点，但其中诸多制约外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仍需重视，包括教育史观的把握问题、教育史研究的功利主义问题、教育史研究的规范意识问题以及教育史研究的陈述范式与立场视角的自觉反思问题等。

社会质量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被欧洲学者提出后，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响应。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纷纷对其展开了相关研究。当前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主要需求也从传统的物质需要逐渐转变为对高质量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要满足这种新的社会需求,就需要加强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的研究，通过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质量的提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底层的需求及其对社会整体发展评价的标准与社会中上层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对中上层群体的社会整体评价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包容则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整体评价有着显著影响。

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于信息交换，其中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日益重要，但这也引发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担忧。国家间不同的规则与政策选择可能形成贸易壁垒，阻遏经济发展。因此，从跨境电商建设视角出发思索中国如何平衡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其立足于单边、双边、多边等维度建构法律制度，依托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思索实践路径，并坚持综合考量及平衡多重利益。

双边市场平台作为一种新兴场域，其知识资产治理面临重重困境，独占性机制也未能全面解释创新者如何从创新中获益。制度创造、制度再造和制度维持构成了双边市场平台知识资产治理建构过程，平台领导者联合其他主体采用象征性和物质性合法化策略，自下而上地展开知识资产治理建立契约，构建身份、建立联系和保障激励等制度工作，在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组织场域中形成强制同构力、规范同构力和模仿同构力，促使组织场域内各类中小卖家在合法性获取过程中，遵从所构建的知识资产治理制度，实现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

互联网是一种记载信息、发布信息、搜索或接受信息、交流信息的工具，其主要特点在于大范围、高速度、低成本地处理信息。因此，一切由信息处理不便而引起的市场失灵，都将由于互联网而得到改善。互联网在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公共物品和公益物品供给、普及优质教育、净化学术市场等方面缓解了市场失灵、改善了市场，但同时也带来了大型门户网站的垄断、虚假信息泛滥、信息爆炸、刺激不良商品交易等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与技术条件高度相关，互联网技术将改变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从而改变政府规制市场的范围和方式。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在此背景下的新闻伦理研究处于哲学、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区域，其中广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狭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本体。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的核心是技术的道德主体地位辨析，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则呈现极化趋势。分布式道德模型区分了道德问责和道德责任，提供了解决这一哲学难题的新思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意在回应新技术背景下的新闻实践问题，信息茧房效应、后真相、算法偏见和被遗忘权引发学界广泛的讨论。问题的实质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伦理期待的冲突。其后的研究需要更为细腻的技术问题逻辑描述，更具理论导向的新闻伦理本体研究和更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形成来自人文社科的话语合力。

长期以来，双关语一直被视作一种修辞手段或文字游戏，学者们以往多从结构、语用、美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其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随着对非字面语言如隐喻、幽默、习语、反语等加工机制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双关语这个“古老”的话题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他们利用事件相关电位、功能磁共振成像、眼动追踪等技术，开创了双关语认知的脑机制研究先河。尽管当前双关语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然而从当前有限的研究中仍可看出，成功理解双关语并体会其幽默效果的关键在于双关语两种词义的成功通达和维持，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语境和词义使用频率；在此过程中，左脑的语言加工优势在前期起到了语言加工的主导作用，但在后期的语义—语境整合以及幽默体会等环节中，右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保训》是我们认识清华大学藏竹书的开始，也是其中争议最大、引起讨论最多的一篇。将《保训》看作周文王临终遗训，是根据文本内容做出的合理推测。奇怪的是，在继位这样的大事上，周文王告诉太子要学习的并非周人祖先，而是商人祖先舜、上甲微。这是一个在先前讨论中忽略了的问题。《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等所记载的商周祭统和五帝系统，以及周原出土西周甲骨所揭示的西周早期祭祀商王祖先的现象，说明《保训》所显示的王位继承语境确实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历史真实，但其对求“中”的强调表达的却是东周的五帝和五行观念。或许可以说，《保训》是一篇准确反映了西周早期历史的东周时期形成的文献，它所反映出来的西周早期的史实以及东周礼制宗教思想对研究周代社会很有意义。

布莱克的诗画艺术演绎了一种率真质朴的风格，呈现出自然写真的诗意与画境，纯美的想象在其中发挥了独到作用。其画境中的色彩基调是再现诗意的视觉表征，色彩镜像由表及里地映射出诗歌的主题、思想、意境、隐喻及象征内涵。他的诗歌富有伦理教化作用，充满对善与恶的审度，追求心灵升华，表达他对世界大同的愿景。从《天真与经验之歌》到《神曲》，体现出返璞归真、爱憎分明、向往美好的创作主旨并成为布莱克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前者由诗歌艺术趋向绘画艺术，后者由绘画艺术回归诗歌艺术。布莱克的创作之途可谓“诗心入画”，将视觉审美意象融会贯通，实现了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的交融。

休闲时间和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当以休闲时间为显性约束时，增加休闲时间能提高旅游消费；当以收入为显性约束时，提高收入能够增加旅游消费。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国家休假制度改革”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休假天数和收入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拉动效用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有所不同。其中，休假天数对高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强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因素对低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则显著强于高收入群体。

创意思维具有“境”和“术”两个层次，前者是透显事物本真的澄明境界，后者是有效创意的思维方式。创意思维的形成需要休闲的心态和境域（境域即为特定时空及体验），休闲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善用休闲，发挥休闲对创意的积极作用，消除现实教育的弊端，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创意思维。休闲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创意思维之“境”，休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可以启发创意思维之“术”。适应创意时代的发展要求，培养富有创意思维的人才，需大力发展休闲教育。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到18世纪作者文本创作、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形成的依托。作者—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作品，即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实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信念伦理是否可能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解答信念义务悖论。已有的解答方式有五种：直接意志论者的解答方式是否定信念非自主性论题；非意志论者否定了意志控制论题，这既可为否定信念伦理提供基础，也可为其他解答方式预留空间；间接意志论者认为信念伦理无须预设直接的意志控制；相容论者认为信念伦理无需任何形式的意志控制；否定的意志论者致力于揭示信念获得与信念消除之间的非对称性，此观点可以在预设某种意志控制的框架内为信念伦理提供有限的空间。反思这些不同的解答方式可知，直接意志论是错误的，间接意志论足以保证信念伦理的正当性，它不但可以兼容非意志论的观点和相容论的正确前提，亦可吸纳否定的意志论之正确洞见。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