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司法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意味着人民司法新需求呈现出诸多时代特点，而且对构建有效满足人民司法新需求的新型司法制度提出了历史性要求。因此，必须从新时代中国基本司法国情条件出发，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把坚持和实现司法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评价尺度，努力实现新时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战略愿景。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与农药残留问题紧密相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生产环节的控制通常被视为保障质量安全的有效管理措施，而合作社各管理措施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和组织文化构建措施对农户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尚不明晰。基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社会控制的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利用100个合作社312个农户的实证数据分析发现，统一农资供应、生产标准、品牌和组织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效果显著。以过程控制为主，辅以人力资本培养和组织文化构建的社会控制是最高效的管理措施组合。合作社应根据自身管理基础选择不同类型的管理措施和高效的管理措施组合方式，从而提高合作社质量安全实施绩效。

参合农民的满意度是评价新农合基金绩效的重要指标。对L市2015年592位参合农民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就医过程对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其中，农民满意度与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综合费用有很强的相关度；新农合基金管理水平对参合农民满意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制度设计对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最小。因此，为优化新农合基金政策绩效、提升参合农民满意度水平，应构建高质量医疗服务供给机制、强化农民主动参与机制、推进新农合政府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以及对新农合基金绩效开展持续评价。

公众信任对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而我国尚未有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查，对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比例为25.2%，远低于对地方政府和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是影响其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拥有较高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最低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水平。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状况将更加不容乐观。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是提升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最为可行的政策措施。

健康行为对维持、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采取某种健康行为似乎是个人选择，然而这种自由选择却是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不健康行为后果的担忧以及健康行为带来的益处等内在因素都可促使个人实施健康行为。健康信念模型便是由此出发，分析个人实施健康行为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个人的健康行为还受到社会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外部生态环境的约束、健康传播层面等影响。社会生态学理论也表明，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会影响和改变个人健康行为。HPV疫苗接种这一健康行为同样体现了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对个人接种意愿产生的影响。

信息化、服务化是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综合利用一系列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在影响微观企业实际工资水平中的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带来的集约效应与扩展效应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2）服务化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提升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加成率）的方式强化出口企业“薄利多销”的优势，进而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但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却不明显；（3）不同领域的服务投入对企业工资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其影响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分销、交通、金融、信息。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汉语中不同词性词有不同常模特征规律。名词的具体性、意象性、语义透明度最高，但笔画数最少；动词的词频最高、习得年龄最晚,但感官经验度最低；形容词的熟悉性、主观词频和情感经验度最高，但具体性最低。同时，具体性、意象性和感官经验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只存在于名词和形容词中。13个常模特征可以归为频率、语义、视觉复杂性和词义数四个公共因子，但各因子所主要代表的变量情况在不同词性词之间有相似，亦有不同。另外，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相似性高于它们分别与名词之间的相似性程度，习得年龄、情感经验度、意象性和主观词义数最能把名词与另外两种词性区分开来。

指称语的使用受到认知可及度、语用指称意向以及语言本身的语法、语篇因素的影响。以母语者使用倾向为参照，通过测量语篇实体的可及度，深入探讨指称语的选择过程，可发现汉语学习者自指偏误的成因如下：多余偏误主要出现在可及度较高时，输出话题链存在困难，而可及度较低时，对语篇线索的指示作用认识不到位；缺省偏误多见于可及度较低时，未能利用情节标记准确判断语篇连贯度，而可及度较高时，未能识别指称意向增强所带来的语用效果。汉语以零句为根本，述谓语具有指称性，学习者需恰当、灵活地使用指称语。

依据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某些西方学者往往认为利他主义不符合趋善避恶的自利人性，因此是不合理而无法成立的；另一些西方学者又主张利他主义在道德上要比利己主义高尚优越，结果陷入了所谓“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不过，如果我们把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并且依据现实生活的各种冲突澄清利他主义的产生机制，就能揭示它既完全符合人性逻辑，又具有复杂道德属性的本来面目。

《全元诗》收入元诗作者4 950余人，有籍贯或省籍著录者共3 106人。从作者省籍分布来看，南方集中于江浙行省及其周边省县，北方集中于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前者以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为主，后者以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为主。总体上，南方作者比例升高，北方作者则比例下降。从作者籍贯的地理分布来看，苏州、宣城、杭州人数占据前三，与《全元文》相比变动较大。从浙江籍作者的各路分布看，台州、绍兴、杭州三路总量靠前，具体州县上，则以杭州、绍兴、湖州等为主要分布点；婺州与庆元二路在《全元诗》中排名相比在《全元文》中下降显著，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文胜于诗的地域文化传统特色。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慈善超市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存在范畴狭窄、过分依赖政府和模式固化等问题。为促进慈善超市的转型升级及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善意经济”这一重要概念为基础构建善意经济分析框架，根据商品形态和交易形态两个维度可归纳出社群互益、惠民公益、平台联益和网商返益四种不同的善意经济类型。运用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这两个关键指标对四种善意经济类型的发展前景和应用性进行预见，有助于促进善意经济从个案到集群的转变，形成整体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具有范围最广、角色最重、作用最稳定等特征。强制度和强能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及其配置的均衡协调是组织工作和组织部门取得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党的组织形式和干部体制对组织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工作的实施主体则通过积极的工作策略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组织工作在制度和能动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规范性的制度支持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对干部党员的规范进一步向“德”偏移、组织手段的刚性约束以及工作覆盖面和职能的进一步扩大。而能动行动方面的相对不足，则可能导致腐败滋生和干部的不作为、多元社会对组织工作权威性的削弱以及刚性制度对工作韧性的挑战等问题。新的能动建设策略要强化激励保护功能，包括确立三个“之家”建设的重要地位，将人才工作作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使组织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等。

科技型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经常被认为存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降低了科技型创业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哪些因素能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功能观和信号传递理论，使用256家科技型创业企业创始人的调研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创始人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对企业获得风险投资和风险资金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创始人网络强度和网络密度对企业风险投资可得性和风险资金规模影响不显著，说明对于有风险投资融资需求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创始人桥接型网络结构比结合型网络结构更有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

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金融科技在改变传统金融生态的同时,也在挑战传统金融监管的既定逻辑。针对其主体多元化、金融业务跨界、颠覆性创新与系统性风险并存等特征，金融监管需进行适应性变革，引入多元主体、多元规范、多元机制的合作治理模式。由政府单向监管向多层次、多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控制命令对抗模式向分权协作互动模式转变，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监管与自我监管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格局。在行政监管层面，通过智慧监管实现创新包容理念，借助监管沙盒和监管科技展开互动模式的技术治理；完善中央地方双层监管协调机制，重视地方政府的监管权责，加强地方立法以确保权责一致。在自我监管层面，强调企业微观治理地位并建立“吹哨人”机制，指导“看门人”、同业竞争者参与合作治理。只有在多元主体共享话语权的互动博弈中方能各取优长，避免传统监管模式中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认知局限、监管时滞、利益冲突等问题。

人类的财产制度经历着从使用权到所有权、从所有权到使用权的转变。共享经济符合人类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了使用权的价值，并催生了以公众为受益者的共享使用权。保护共享使用权是中国立法创新的契机，亦是守护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保护共享使用权可以挽救乱象丛生的共享经济，但民法很难有效保护具有公共利益性的共享使用权，通过刑法保护共享使用权符合我国刑法先行的立法传统。在学理上，刑法保护共享使用权亦具备相当的法教义学基础。在共享主义时代，财产犯罪的立法应当摒弃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数额论，走向兼顾使用权的多元化定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