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隔代照顾是一个普遍现象。对这一议题的分析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儿童福利、养老照顾、代际关系、女性主义、家庭与工作平衡问题，也包括家庭政策以及其他社会政策等。欧美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基于调查数据展开对儿童的生活状况及照顾提供者参与社会活动和健康等方面状况的探讨，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这些研究启示我们要通过各种社会支持政策来提高老年人参与隔代照顾的频率并降低强度，使隔代照顾取得积极成效；探索通过社会津贴、补助等方式给予隔代照顾的提供者一定的回报，充分肯定从事隔代照顾的老年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通过发展社会政策项目，促进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发展。

基于我国特殊政事关系背景，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沿着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福利社会化两个维度，以职能、效率和机制为三条主线，不断推进社会化和市场化。近四十年的改革卓有成效，但始终难以平衡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政事分开为目标的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所有权、经营权的处理。从产权及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检视其改革历程及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是没有厘清政府、事业单位和社会主体的责权边界和利益关系，未能建立起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背景下，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要明确目标，从确立独立法人再逐步走向法人治理，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建民营机构的规制，打造现代型养老机构，从而切实履行公益服务职能，提高效率，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水资源费视角下工业水价的结构性调整是实现工业节水和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其调整思路有二：一是改变水资源费标准，二是调整水资源费占终端水价的比重。研究表明，一方面，工业用水中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地下水和地表水水资源费对地表水需求的影响较地下水需求更大；另一方面，以地表水水资源费和地下水水资源费代替终端水价中的水资源费所构造起来的水价结构放大了水资源费对工业用水需求的影响，其中，通过减少地下水水资源费占终端水价的比重来减少工业自来水需求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需要加强工业地表水使用的管理，优先通过提高地表水水资源费或降低地下水水资源费占终端水价的比重等结构性改革举措实现工业节水目标。

针对创业板高管大量辞职套现这一焦点问题，基于企业生命周期、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与信号传递等理论分析，以2009—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生命周期、信息披露水平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处于成长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比成熟期、衰退期的公司高管更容易辞职套现；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其高管辞职套现可能性越高；公司处于成长期能显著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进而增加高管辞职套现的可能性，即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提高流动性并调整股价的中介效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想要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是制造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不同服务行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运输服务、金融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对中国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保险服务、通讯邮电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对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将制造业按投入要素密集度不同划分后，发现运输服务对技术密集型企业、金融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影响最大，保险服务和咨询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讯邮电服务和计算机信息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负向影响最大。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

上古汉语异读系统中有两种“完成”：一种强调动作完成后的状态，涉及清—浊交替，属完成体范畴；另一种强调动作在某一参照点前完成,这个参照点不是说话时刻，而是“指示中心”，涉及非去声—去声变读，属过去时范畴。两种完成偶有一些有规律的例外。语音形式与语法意义具有清晰的对应关系，两种完成不可混淆。上古汉语异读系统兼涉完成体、过去时两种语法范畴。完成体、过去时皆有名词引申，皆可充当定语，但充当状语者或是完成体，或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副词，未见过去时充当状语的用例。

支、脂、之三个韵部在上古早期相互独立，但从上古后期开始出现合并趋势，且不同地域合并路径各有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方言地理类型差异。支、脂部关系密切的“北方型”和之、脂部关系密切的“南方型”在上古后期已经形成。“北方型”中“秦晋型”“齐鲁型”两个阶段式亚型的支、脂相通有声母条件的差异，其中“齐鲁型”是“秦晋型”继续发展的结果。南、北方言交互影响地带则呈现出南、北地理类型的叠置现象。

南宋校谱之风始于孝宗、光宗间（1183—1194），而于理宗、度宗间（1225—1267）达到高潮。校谱多以达官显贵家为聚集中心，如四明史家、临安张家及广陵张家等，乃由贵家牵头而由门客、雅人做具体校谱工作，性质为私家校谱而非官修。所校之谱多隐晦其来源，但都有以旧谱制新谱的共同特征。校谱之风对南宋中后期的词学发展影响深远。如四明史家所校“清真谱”凭借史家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影响而成为南宋中后期词风转型的“激发剂”，杨缵《圈法周美成词》则巩固了词风转型的成果并促成了南宋典雅词派的最终形成。校谱不仅团结了大批词客、雅人相与切磋音律、探讨词艺，并且因校谱而逐渐形成了旨趣相似的词法。

以移动终端和社交软件为支撑的社群网络和社群网络效应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概念和粉丝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启示出版商构建以社群网络为基础的参与式出版。参与式出版强调用户在出版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性，由社群决策选题、用户创造内容、融媒体发行构成。依靠新媒体的发现、评价、支付功能形成的社群决策，实现出版由网民“守门”，促使编辑职能转变，众筹出版是其典型。用户创造内容包括虚构创作和知识共享，借助新媒体的发布功能快速累积，成为可出版的内容资源。融媒体发行通过基于人际信任的社群分享和品牌营销刺激消费，推动传统出版机构与数字出版商以多种思路实现合作共赢。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财源枯竭，地方财政陷于困境。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方政府除截留国税、增加苛捐杂税外，还募债以资挹注。这一时期江西、浙江等17省（区、市）发行的14 579.96万元地方公债中超过66%被用于军政费用，弥补财政不敷；其余债款则用于兴办实业、筑路修桥、赈灾善后和整理金融，对发展地方事业、稳定地方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