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中国式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

大国经济体中，资源错配已成为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只关注初始投入而忽略中间投入的两要素资源错配核算框架，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生产率的高估。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能源这一中间投入的通用部分切入，实证考察能源投入利用如何影响区域资源错配,研究结果显示：（1）纳入中间投入的三因素核算框架，可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的高估问题。（2）中国资源错配问题集中于资本要素，能源类中间投入对区域资源错配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效率层面上，能源效率可降低资本、劳动力、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程度；在数量层面上，能源缺口、能源损失加剧了劳动力和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但未对资本错配产生明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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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风险投资声誉因素以考察契约类别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是研究风险投资激励和约束行为的重要课题。基于211份风险投资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的独立使用均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对于高声誉风险投资所投项目，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对于低声誉风险投资所投项目，两者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具体而言，新古典契约通过详细的条款设置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关系型契约则通过隐形共识和一致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同时，风险投资声誉在体现专业水平和议价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对应质量的风险企业，从而导致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间的关系在不同声誉背景下存在差异。风险投资应根据自身声誉水平,通过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的组合形式以有效实现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提升。

聚焦知识共享模式和组织间学习共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探究基于组织间学习的产学研知识联盟协同创新机理，研究发现：（1）知识共享模式与组织间学习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知识共享模式中的个体—个体模式、组织—个体模式通过组织间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中，个体—个体模式的中介效应部分成立，组织—个体模式的中介效应完全成立，而组织—组织模式通过组织间学习中的知识获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完全成立。（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知识共享模式中的个体—个体模式及组织—个体模式对组织间学习分别有显著和极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知识共享中的组织—组织模式对组织间学习中的知识创造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跨境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时代国际经贸领域的新型业态，其快速发展在促进国际经济新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使国际经贸规则呈现相应变革，各国亦纷纷立法对跨境电子商务予以规制。跨境电子商务全球性、跨国界的特征要求国内、国际相关规则的协调统一。为更好地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有序发展，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促进国际规则与国内立法间的良性互动：应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多边谈判，根据国际规则及时调整国内跨境电子商务立法、司法、执法，促进国际、国内规则的统一；主动借鉴国际社会的立法经验及先进做法，完善国内跨境电商立法；并整合多样推力，通过渐进方式，不断将国内先进规则供给到国际社会。

以忠实义务为基础的配偶权属于受侵权法保护的民事利益。当该利益被侵害时，婚姻中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主张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并由法院依据利益权衡规则决定其是否有权向违反注意义务的过错第三者主张侵权法上的赔偿责任。过错方与第三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之间的关系，依据数人侵权场合中的意思联络情形区分为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由无过错方选择主张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责任人,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过错方对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不受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应依据婚姻法确定时效限制规则。这种将精神损害纳入可赔损害范畴、强化过错方与第三者的连带责任以及限制普通诉讼时效适用的方式，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一直以来否定并制裁危害婚姻家庭之行为的传统法制观念对当代法律实践的影响。

当广告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广告的海量性及网络广告平台的出现给原《广告法》带来了很大挑战。此次《广告法》的修订回应了这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之一是引入了新的网络广告主体即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新《广告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设定的义务模式为“明知或应知违法—制止”。这一义务是一个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类似的义务在我国网络治理领域早已有之。但新《广告法》的义务模式与通行模式有所区别，其义务模式没有采取类似法律中行政义务通常的用词“发现”，而是借用了来源于民法的“明知或应知”。从内涵上而言，“应知”意味着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行政法上的审查义务，但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于“制止”而言，应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广告发布过程中承担的不同角色而采取适当的必要措施。

所谓教育史，是指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要探究过往教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教育的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民国时期，欧美学者对游戏、玩具与幼儿教育之间联系的研究有明显进步。他们普遍承认游戏与玩具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一些欧美学者尝试以游戏与玩具为工具，实现其幼教功能的发挥。民国出版物作为当时传播先进教育思想的主要阵地，将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国人进行了引介。这些引介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欧美学界有关游戏、玩具基本概念的介绍；二是对欧美学界有关实现游戏、玩具幼教功能的可能性研究的引介；三是对欧美学界有关如何运用游戏、玩具以发挥幼教功能的观点的引介。欧美学者认为，在幼儿的游戏与玩具中，暗示及引导的方式对幼儿的身体发育及情感培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以上三方面观点随着民国出版物的引介而影响了民国的研究者，推动了民国幼教思想的进步。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日本近代咏史诗从吟咏对象看，可分为日本、中国、西洋这三个不同的文明世界。吟咏本国史者高度重视敬祖忠君的主题，突出表现在讴歌勤王英雄楠木正成的诗歌上，而将传说中建立琉球王国的舜天王、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纳入本国史吟咏范围，高度评价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则彰显了近代日本崇尚武力、竭力海外扩张的国家思想。吟咏中国史者儒学色彩鲜明，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洞察力。这以角田春策的《咏史绝句》为代表，其对君臣观念、人物命运与历史境遇的思索辩证深邃，在思想境界、艺术成就上并不逊色于中国诗家。吟咏西洋史者以河口宽的《海外咏史百绝》水平最高。该诗集批判性地审视西方文化，否定了排斥异己的宗教思想、诉诸武力的国际政治理念，赞美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发明，并在评价德国首相俾斯麦之时表达了走民族道路的独立精神。日本近代咏史诗对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探索蕴含了独特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对考察日本的国民性和东亚汉文学新气象具有重要意义。

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的语言证据所指向的是不同载体证据中涉及的语言问题，既可指内容，也可指形式。由于案件中的语言争点往往需要专业领域的分析，因此衍生出了语言类的专家证言。语言类专家意见的作出主体在我国司法语境下可归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范畴。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我国“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普通法法域专家证言适用的某些规定与标准。但正如美国司法实践中意见证据采纳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司法实践适用学理研究需要标准，标准的建立需要学界与司法界互相了解，并通过模拟试验的方式确定可适用范围与可采纳标准，进而推向司法实践。

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f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比传统的“媒体－受众”二元线性模式，在宏观层面以文化规范为变量、在中观层面以场域为单位、在微观层面以媒介心理学为取径的三维框架研究模式更契合当代复杂的传播生态。

塞尔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现象学犯了视角主义的错误，并将其困境解读为“现象学的幻象”，认为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这种幻象的典型。塞尔的这个解读没有足够注意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与存在意义的区分。从自然主义视野看，海德格尔将语言意义追溯至存在意义的做法看起来预设了意义的存在，并且陷入了某种循环之中。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借此循环进一步揭示出意义的时间性结构。反之，通过考察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意义与真之间也存在某种循环定义或论证的关系。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现象学思考的着力点正是此意义与真的相互交织处。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循环—定义”不同，现象学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循环—结构”自身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此意义结构的一个生动展示。

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弗里茨?诺依曼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成员。他亲历魏玛宪政危机、纳粹上台以及二战后德国政治生活重建等重大政治事件，在理论上游走于德国公法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治国等观念之间。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对民主法治国观念的构想，既联系又区别于当时学界的其他学者。诺依曼探讨了以下三个递进性问题：（1）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2）纳粹政权的本质是什么？（3）二战之后如何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他也由此实现了德国法治国观念迈向民主法治国观念的关键一步，并为联邦德国的二战后重建提供了基本政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