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现金补贴政策具有操作简单、作用直接、指向明确的特点，对鼓励生育有积极作用，其实施效果受补贴力度、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时间较晚，具有操作复杂、调节精细化等特点，但其作用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其实施效果受育龄妇女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产假政策具有覆盖面广、历史悠久、制度完备等特点，对鼓励生育有积极作用，但效果较小，其实施效果受家庭收入、女性劳动供给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可供借鉴的经验包括：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及早进行干预，更容易产生效果；在干预政策的选择上，现金补贴政策可先于税收政策，产假制度可作为辅助，使政策之间形成配合；对政策进行精细化设计，如鼓励多孩和大家庭、男性产假等。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汉语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要么通过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要么依靠汉语本身。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表示其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印欧语系的语言基本都采用显性语法标志，即通过屈折形变，在单词上黏附语素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和语法意义。但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难以采用屈折形变方式去表示语法意义。汉语更多的是依赖听话人通过积极的思维和上下文语境去理解、推测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语法关系。汉语显性语法形式的缺失或不完善往往会消耗听话者解读时更多的认知努力。中国人因其文化和汉语语境可以弥补汉语显性标记的不足，但对母语为非汉语的读者却是很大的挑战。在提倡汉语学术和文化走出去且国际读者群日益壮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开始研究汉语书面语篇的显性标志，完善汉语的书面语法，让汉语期刊走向世界。

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史从晚清和民国初期开始发端，经历了西方传教士办报建社的初创奠基时期（1887—1949）、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旧更迭时期（1949—1965）、“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坚守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与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8）以及2009年以来的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时期，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可谓跌宕起伏。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出版为融入国际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出版规模、传播技术等条件已与国际同步，应考虑改革现有评价体制和标准，完善中国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树立自信和威信。

从奥古斯丁起，西方主流学界往往依据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具有随机偶然的倾向，既有可能鼓励人们行善，也有可能怂恿人们作恶，结果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其实，无论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人们的自由意志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只有抓住了这根一定如此的必然链条，我们才能在元价值学的层面上揭示人们在诸善冲突中如何基于意志自由达成现实自由的内在机制。

闵可夫斯基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是现象学精神病学进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不满足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精神疾病图景，主张通过现象学直观去探索精神疾病的本质现象。他改变了精神病学聚焦于疾病症状和神经生理机制的传统做法，而主张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塑造了疾病症状且先于神经生理机制的前意识经验结构。由此，他将精神分裂解释为与实在之生命联系的丧失。他对精神疾病的现象学分析有效地沟通现象学与精神病学这两个传统上不相干的领域，并为今后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协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汤寿潜的《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自1890年成书并刊行后，深受学界的欢迎和政界的重视，因而一版再版，不到十年至少出现了近十种版本。其中有四种版本经作者手订，篇目多有增减变动，内容也有较大的修改。即使是书商擅自翻刻或翻印的版本，也因时势的变迁而有所改动。《危言》版本及内容的变迁反映了汤寿潜对当时国际形势、时代潮流的观察与思考，及其紧随时代发展的改良思想。

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后，公使大臣顾圣旋即提出北上赴京向中国皇帝面呈国书和订立和约的请求。面对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遵谕旨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周旋，以阻止美国使团北上。往来于顾程间的25件照会冲突不断，极具戏剧性，特别是程矞采在照复中无由头地提到美国兵船赴小吕宋一事,招致顾圣使团的不信任，而程对《南京条约》文本的大幅改动，大概是顾圣在中美新订条约后将《望厦条约》从中文回译为英文、将每条条文的汉字字数记录在案并将此作为预防中国人私改条约之措施的主要原因。此外，顾圣使团译者对“约计三月内”一语的翻译，也给双方交涉带来了严重后果，险些使双方交涉决裂。利用文本比较与翻译史研究方法来梳理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折冲樽俎，有助于客观书写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的第一页。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亲子论辩是亲子互动的表现形式之一，良好的亲子论辩往往会对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儿童心智的健康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从语用论辩理论与论证图式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亲子论辩，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亲子论辩涉及论辩的方法、策略、技巧和准则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就父母而言，应致力于提高自身和孩子的说理能力；对研究者来说，可以考虑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开发相应的语言与思维训练课程。亲子论辩研究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关注儿童说理能力的培养和家长论辩水平的提升，播撒更多理性思维的种子。

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寺监的构成几经变化，经过多次并省、重建，最终在宋孝宗统治初年定型。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包括寺监在内的行政机构，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城内空间有限，并且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拓展，因此寺监的安置极其不易。因为与其他官用设施、民用建筑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存在竞争关系，寺监衙署迁址的频繁程度在帝制时代首屈一指，多与住宅、店铺为邻的空间特性也给寺监的日常运行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南宋寺监安置的曲折过程是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相互冲突、彼此调适的缩影。

宋朝的“省地”指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属区域地理概念，常用于边区，主要是川峡、荆湖及广南路边区。大部分内里地区以及与辽、夏、金相邻的边区，则基本不用省地的概念。省地的省民一般包括汉户和各族熟户。熟户如同汉户一样纳税，部分地区有所差别，均比照省地方式进行管理。省地之外，则有“量纳”税物的熟户以及没有税物关系的生户。羁縻州通过“量纳”税赋或贡物形成系属关系，接受省地正州管束，但不属于省地，彼此界限分明；与交趾邻界的广西路羁縻州则不同，均视为省地范围。省地划分成为宋朝西南边区及其人户层次划分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多样化政策实施的一个基本依据。

传本《说文解字》包含相当数量的后人增附字。从顾野王《玉篇》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来看，二氏所见《说文解字》并未收录“轚”篆。而仅见于《毛诗》《周礼》及《谷梁传》三部经典的“轚”字原本皆当作“击（擊）”，传世版本或作“轚”,乃后起换旁字，也表明因训解“六艺群书之诂”而撰作的《说文解字》不收“轚”篆不足为奇。有些学者将“击”视为“轚”之假借字，其实是被传本《说文解字》所误导，不可遵从。

尽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进入加速阶段，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但现有文献对制度距离与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决策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以2008—2012年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事件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用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用合资模式进入。（2）当中国企业进入制度环境比自身完善的东道国时，正式制度距离与独资模式的正向关系被强化。（3）随着企业过去积累的东道国经验的增多，非正式制度距离与合资模式的关系被削弱。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活动中，社会组织一向被学界视为匡正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重要部门;而另一方面，潜在的志愿失灵的困境也需要政府的匡正。实地调研发现，政府在解决志愿失灵问题时也存在自身“失灵”的现象。具体而言，政府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组织资金短缺、服务内容及对象偏差、服务供给决策中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难以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而社会组织面临来自政府支配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和主要精力用于应对政府或第三方评估。因此，简单地认为政府可以匡正志愿失灵的观点或许是一种想象：政府在治理志愿失灵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帮助社会组织实现应然的社会目标。因此，除期待社会组织的成熟和自治能力外，进一步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应是良性有效的政社合作的必要前提。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构建MS-VAR模型实证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稳定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由于我国资本账户仍处于较严格的管制状态，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较弱且不显著；（2）在间接影响机制中，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货币供给渠道的传导冲击作用较为强烈，而通过银行信贷和汇率变动渠道的传导作用较弱；（3）当受到外界突发事件冲击时，各变量波动性显著增加，并形成非对称效应。针对金融开放进程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应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结构性改革间的协调配合，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通过新货币主义模型探究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货币超发和通货紧缩共存现象，研究结论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容易得到更多的贷款。生产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成为流动性的持有者，吸收了超发的货币，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基于理论分析，为改善现有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盘活国有企业的过剩资金，积极推进去杠杆化，改善市场竞争生态，并适当引入民营企业。

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研究可以沿用传统刺破的“主体—行为—结果”三要件框架。在主体方面，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既可以是公司自身，也可以是股东，包括自然人和母公司；责任主体则为公司债权人。在行为方面，公司股东对公司实行了过度控制的行为，这种过度控制是中性的，不存在利用公司法人格牟取不当利益的主观恶意，是股东为了方便管理、经营而实施的，或者因公司经营与股东生活紧密相连而产生的。在结果方面，包含三个递进层面：股东与公司人格上实质同一；责任主体债权的强制实现将违背重要公共政策或法律的特别规定；反向刺破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要小于其所促进的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