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基本论域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对象与客体、感性与所与是知识论中知觉问题的两对核心范畴。旧唯物主义的间接实在论将心灵理解为外物之镜，其逻辑后果是静观的态度、不可知论或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将外物理解为心灵之镜，作为自我意识的心灵被看作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初步表达了实践建构论的知觉观。把《提纲》第一条解释为“超越‘唯物—唯心’之争的纲领”是一种误读。“超越论”的谜底是实践本体论，而实践本体论的谜底是本体论幻想。《提纲》第一条应被理解为新唯物主义解答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之总纲。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可以利用的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与马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必须对企业实行信用监管。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行政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处罚手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轻审批、重监管”的大趋势下，政府部门对企业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趋于谨慎，甚至弱化。这一方面释放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加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应当兼顾柔性和刚性的监管与行政处罚，明确两者关系，合理运用“二元化”模式。对失信企业行政处罚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失信行政处罚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信用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企业信用监管部门在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时，必须在处罚决策、处罚程序、处罚救济、处罚监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

以往学者们大多将幽默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几乎没人关注幽默的神经心理加工过程。现代脑成像技术给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客观的方式，有助于揭开幽默大脑加工的神秘面纱。尽管幽默的认知神经心理机制的研究已经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对人类幽默理解的系统认识，但目前还有很多可扩展的方向：首先，目前的绝大多数研究都以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外部效度存在问题，仅有个别研究着眼于儿童和老年人的幽默理解认知机制，应该开展针对其他年龄段的研究，从人类生命周期的角度整合不同年龄段的幽默理解神经心理加工机制发展变化的特点。其次，应着重结合汉语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行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汉语幽默认知加工理论。

王安石有二子二女。长子王雱，字元泽，进士及第，才华横溢，曾参与到熙宁变法中。王雱娶妻萧氏，有一女，嫁吕安中；无子，族子王棣过继。次子王旁，有心疾，娶妻庞氏，后出妻。旁有一女一子，女嫁郑居中；子王桐，有二子王瓙、王珏。由于雱、旁字形、字音相近，王安石二子的事迹经常被混而为一。同时，由于对熙宁变法持反对、批评的立场，许多笔记小说也蓄意将王雱、王旁事迹相混，并对王雱多有诬蔑。这些笔记中的不实记载有些被《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采纳，南宋以后以“信史”的面目出现，或者演绎成更为通俗的话本、小说素材，构成了南宋以后否定、丑化王安石及熙宁变法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飞鸟集》是一部近似英文自由诗的格言诗集。选取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及自建诗歌语料库为参照语料库，考察郑振铎、冯唐、陆晋德三个译本，聚类分析显示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郑文”与爱情小说最为相似，而“冯文”和“陆文”与侦探小说最为相似。风格变异的原因可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汇和词汇丰富度探求：第一，“郑文”倾向选择一个固定表达对应某个英语词汇，“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第二，“郑文”和“陆文”基本准确传递了原作意义，用词风格符合原文，且遵循了原文不押韵的特点。“冯文”基本表达了原作意义，但有时由于过分追求表达的简练和押韵，存在错译、漏译。第三，“冯文”的词汇丰富度高于其他两个译本，“郑文”的词汇丰富度最接近原文。研究还发现，译本越忠实于原文，其接受度也越高。

文化距离既可以通过影响旅游者追求新奇和逃离现实这两种基本出游动机来促进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也可以通过影响旅游者的风险感知而阻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基于中国1995—2012年入境游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国际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呈现出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由此可推导出到访中国的游客达到峰值时所对应的文化距离取值，即最优文化距离。当其他条件一致时，中国对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值为3.606左右的国家居民最具吸引力，即新西兰、比利时、立陶宛、希腊和葡萄牙。为了更好地吸引海外游客，旅游企业和政府旅游机构应根据客源国与中国不同的文化距离实施不同的营销措施，将最优文化距离附近的国家确定为目标客源市场。对与中国文化距离小于最优文化距离的国家，应重点突出中国与它们的差异；反之，则应强调中国与其相似之处。

农户签约或违约与否，关键在于契约安排能否满足其偏好。来自安徽省砀山县果农及混合Logit模型的证据表明，农户对签约表现出强偏好，并且相比于龙头企业，农户更偏向于与合作社签约；向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市场信息、农资集体采购等服务难以提高农户效用。尽管如此，农户对签订契约及上述契约安排的偏好呈异质性，并且基础设施条件、果农风险偏好及家庭劳动力禀赋的差异是农户偏好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保底价+随行就市、预付部分果品收购款的契约安排不能实现农户效用的明显改善，合同固定价格条款则会显著降低农户效用。针对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签约农户比重依然偏低以及已签约农户违约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困境，可重点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第一，呼吁农民合作组织的介入，实现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第二，科学合理地设计契约（合同）条款，提高农户签约的积极性。

近二十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潜在创业者所面对的创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个人的创业活动。就影响机制而言，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使个人创业概率提高4.1%～4.8%。同时,就信息类型而言，专业信息和商务信息的获得都对创业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机会型创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互联网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大。

英美两国的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分别走了一条由政府全面管制到逐步市场化运行和从自由市场到政府管制的相反道路，这为我国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应坚持政府管制为主与市场为辅的原则，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机构的公益性运行。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应调整大医院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协作关系；统一与明确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依据、水平与监管，以消除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动机；政府应进一步出台支持私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政策，允许部分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法转为私立机构。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规定“一股二卖”纠纷应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但股权与物权变动模式相去甚远，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制度亦抵牾颇多，股权多重转让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将面临适用上的窘境。为增进法律体系的和谐并促进股权登记、鼓励诚信，第27条的修正适用需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前提下寻求先买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由于我国现阶段股权外观效力的缺陷，股权多重转让中更需注重对先买人利益的保护，并妥当刻画先买人的可归责性标准与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可归责性标准可以在个案中具体衡量，第三人“善意”标准可以从承担有限的调查义务逐步过渡到善意推定，再到登记对抗主义，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对登记对抗的制度异化和干扰。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保险公司市场竞争越演越烈，保险公司需积极进行技术改革以适应未来的市场环境。研究发现，在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规模效率与技术进步率呈负相关关系，我国保险公司应适度牺牲规模效率以加快技术革新的速度；保险公司的利润增长效率越高，赔付率越低，则能够投入技术革新的资源就越多，技术进步率就越高；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比及ROE越高，技术进步率越低，这是由于公司过度重视所有者利益及回避创新风险所致；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外国保险公司下属分公司在技术进步率方面显著优于我国保险公司；具有综合经营特点的集团保险公司更能够从较高的市场份额中获得有利的创新环境，从而提高技术进步率。

主流银行包容存在需求不足、潜在需求、供给排斥、供求错配及供求平衡状态。与传统的“金融包容指数越高则越优”的理解不同，需求层面包容指数的最优未必等同于供给层面的包容最优；供给不足也并非金融排斥的唯一原因。要从需求侧、供给侧入手剖析包容的表现与诱因，寻求供求匹配解；金融包容相同的诱因其作用强度、方式不尽相同，细化的个性分析可揭示各个要素对不同种类金融包容的边际作用；微观与宏观视角的金融包容不同，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金融包容需要将“大数据”与“厚数据”相结合，家庭金融视角将与国别视角、区域视角一起构成金融包容的重要维度。对家庭金融包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探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金融地理学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