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抗战时期澳门国语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民众,另一方面是培养国语师资,但因经济和政治环境所限,成效并不显著. 抗战胜利以后,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成立,对推进国语运动有积极的作用,从该会的许多具体活动都能反映出来. 有部分活动更是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由学校教育来推广.从澳门的专科学校、商会、妇女会和国民党支部等机构陆续开办密集式国语学习班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想澳门民众对学习国语有殷切的需求,但当时要在澳门的侨校全面推广国语教学,仍没有足够的条件.

战争与冲突时刻伴随着社会活动和政权的更替,而电影作为历史书写和群体价值观的载体,是超越记忆的存在. 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介塑造的美国形象由过去主要依赖地理条件来连接各自区块的熔炉,转变为由商业与技术相交织的混合体. 电影从诞生至今,持续保持的首要定位是一种商品,其次是满足文化意识的传承和美学艺术的发扬. 将艺术、商业与大众娱乐杂糅在一起的好莱坞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探究美国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窗口. 好莱坞受惠于战争和社会冲突的成果不仅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而电影有超越媒介技术和文化宣传层面的更深的传播影响,能够双向助力于产业生产者和消费受众意识形态的变革. 与政治合作是好莱坞曾经的资源和策略,而全球化则是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国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逐年增多,特别在2008 年以后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地区方面,来源于中国、美国、东南亚邻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相对较多. 学科方面,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多,各学科研究侧重点不同,多学科交叉趋势日益显著. 主题方面,词频分析和文本挖掘表明,中国形象研究可归纳为五大研究主题,即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目的地形象与旅游管理、企业形象与国际化、城市形象与规划治理. 理论方面,主要包括刻板印象、框架理论、议程设置、他者理论、品牌理论、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等. 方法方面,国际中国形象研究以量化为主,调查和内容分析等方法较为盛行.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过于微观与琐碎,理论化程度不足,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亦有待加强.

学科体系建设是当前土地科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土地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以土地概念为基石和核心. 土地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自然—人文综合体,综合体是土地概念的科学内核. 土地科学是以土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其学科独特性在于将土地作为综合体进行研究,关注土地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综合表现. 土地综合体研究服务于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土地综合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基础性、应用性和工程性三个层次,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据此可构建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工程性研究三大模块. 根据研究土地综合体的视角、方法或内容不同,土地科学一级学科三大模块之下可进一步分为六大二级学科(包括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经营、土地管理、土地整治和土地保护)、三十多个三级学科和百余个研究方向. 土地科学的各个二级和三级学科都能够在土地综合体研究中找到恰当的定位.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 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 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在民族旅游地的发展中,居民态度及主客之间的关系是旅游产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文化适应理论,通过开发Berry文化适应二维模型,对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241位社区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旅游情境中,居民在主客跨文化互动中具有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并以整合型居多;整合与同化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低;女性的文化适应程度比男性高;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居民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越高,具体而言,文化适应能力较强的居民对旅游者更加热情,也更愿意为目的地进行推荐宣传. 因此,旅游规划和管理部门应重视并着力提升民族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适应能力,使其既能自信地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又能与旅游者进行热情、友好的互动,从而在文化、经济等层面推动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新移民的数量日益增加. 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面临着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问题. 影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休闲娱乐. 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然而,拥挤是影响城市公园使用情况的重要因素. 面对拥挤带来的压力,公园使用者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通过对西湖边休闲游憩的当地市民和城市新移民的拥挤感知-应对机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当地市民比城市新移民更频繁地来西湖附近的城市公园休闲游憩. 虽然两个使用者群体在拥挤感知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别,但在应对策略方面却差异显著. 城市新移民在休闲娱乐时面对拥挤的应对策略相对单一,而当地市民的应对策略则更为多样化.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冥府游历是东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神话母题. 无论是在古希腊人天真的叙事中,还是东方人古老的传说中,英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故事俯首可拾. 古希腊神话史诗《奥德赛》和中国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都有相似的英雄冥府游历情节,通过对东西方英雄相似的冥府游历故事进行跨文化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从来就不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我们也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20 世纪60 年代之后,涌现出了尝试以非经典逻辑为基础逻辑来拯救集合论的热潮. 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模态集合论、弗协调集合论、直觉主义集合论等一些基于哲学逻辑的集合理论. 模态逻辑是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增加模态算子形成的一种二阶逻辑,因此,它是一种比经典逻辑强的逻辑.模态集合论相对于公理化集合论是一种加强了基础逻辑的公理化集合论. 与ZF公理化集合论用公理限制集合的方法不同,弗协调集合论也是一种改变了集合论的基础逻辑,选择了可以容纳或处理矛盾的弗协调逻辑,这样即使集合论中出现矛盾也不会使整个理论陷入不足道的困境. 由于在直觉主义逻辑中排中律不成立,所以直觉主义逻辑是一种比经典逻辑弱的逻辑. 直觉主义集合论相对于ZF公理化集合论是一种减弱了基础逻辑的公理化集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