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缀合时必须注意把握那些对残卷缀合起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残卷缀合有12个关键因素，包括内容相连、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相涉、污损类同、版本相同、形制相同等。在具体的缀合实践中，既要紧紧把握制约残卷缀合的关键点，又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线索，使残卷的缀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斋法清净经》《法王经》《十王经》是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三种疑伪经，通过考察这三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厘清其所存卷号以及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将这三经中的32号残卷（片）缀合为10组。通过缀合，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重聚一处；借助缀接后的写本所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以为这些残卷（片）进行准确的定名，还可以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做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

《大方等大集经》是大乘佛教大集部经典的汇编，由北凉昙无谶、北齐那连提耶舍、隋那连耶舍等数代经师接续翻译而成。在现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中，该经共有171号，除4号某一卷首尾完整外，其余167号均为残卷或残片，其中不乏原属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依据内容前后相承、残卷断痕或残字相互契合、乌丝栏等行款相同、书写风格或笔迹相近以及背面内容相合等因素，可将其中的38号残卷或残片缀合为13组。敦煌残卷的缀合是进一步整理研究的基础。通过缀合，除使原本身首异处的残卷或残片重聚之外，还纠正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对北敦9793号、北敦11119号、斯627号等残卷著录信息的错误，更为进一步定名、断代及校理创造了条件。

在奥卡姆的认知理论中，对个体事物的直接经验把握如何与概念性的思想相关联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直觉是心灵的真实性质而言，它也是一种心灵表征；同时，由于直觉可以作为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并且可以在此心灵命题中指代某物，因此，对奥卡姆而言，这一表征就是一种指号。根据奥卡姆关于意谓的一般理论，范畴指号被认为首先意谓它们所真实关联之物，除了这种首要意谓，“暗含”词项同时具有次意谓，因为它们间接指称某些事物。直觉行为要么作为一个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单独发生，要么附属于一个概念而形成复合心灵表达式，这个复合心灵表达式同样能够作为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在这两种情况下，直觉行为都是通过纯粹的非概念方式来指派其单称指称物。奥卡姆这种特殊的基础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这些直觉认知被看作是指号，并且可以在心灵命题中发生。

阿奎那关于个别感觉与普遍理性表征的理论是其对理智之非物质性论证的关键部分，但这一理论受到司各特、奥卡姆及布里丹等后来者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其实都不能成立。阿奎那的论证并不像罗伯特·帕斯纳奥对他的诘难中所说的那样，犯了从一个表征的语义内容推出此表征之本体论属性的“内容谬误”。此外，由布里丹本人的评论可以看出，布里丹实际上不得不接受他所批评的阿奎那论证所蕴含的主要内容。

科技英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语在科技领域内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文革”后传入我国。但大学生是学通用英语还是科技英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英语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决策者倾向前者并制定了基于通用英语的教学大纲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科技英语教学就此停止了发展。三十年后，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英语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通用语，一个严峻的事实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如无法阅读国际期刊就不可能了解本学科最新研究情况，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大学生（更不要说一流大学生）。国际科学英语能力是指具有在这些国际期刊上汲取信息（阅读）和交流信息（写作）的外语能力。在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科技英语将成为整个外语教学，乃至整个专门用途英语中最具有实践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科，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科技英语的地位。

理论分析以及转轨时期的中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作用。基于1995—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确实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变动关系；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效应及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大小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纠正资源的跨区域错置和区域内错置，提高配置效率，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的资源错置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错置，区域之间的配置相对区域内的配置更有效率。纠正各省内部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124%-164%，纠正各省之间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4%-18%。金融市场的发育、国有企业的改革能显著促进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分割能显著提高资源错置程度，而劳动力流动性、FDI和进出口对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促进产业融合、实现融合创新的现实空间平台就是产业协同集聚。以产业协同集聚进行空间布局调整，从而实现城市生产效率增进，对新常态下促进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产业协同集聚通过分工和技术外部性可以产生创新，提高城市生产效率，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在运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主导下，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并互相强化。空间计量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增进作用，周边城市效率提升也能带动本地效率增进。产业协同集聚的效率增进效应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具有行业异质性特征。受交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产效率增进的空间外溢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300公里范围内的空间外溢效应最强，超过750公里后空间外溢效应明显下降。因此，以产业协同集聚进行空间布局调整是实现城市生产效率增进的现实选择，这不仅需要差别化和精细化指导，还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进行协调。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责任和功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完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两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因素的划分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类将其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另一类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考量。政府职能转变的阶段性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关键在于构建配置合理、关系顺畅、权责对称的政府职能体系。为更精确地描述政府职能转变的实施效果，应适时引入绩效评估工具。优化实施效果不仅应关注政府自身治理与能力提升，同时必须注重政府与所处环境的互动。针对内部优化策略的讨论主要涉及体制、职权、机构、人员等，而外部保障机制建设的核心在于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多中心治理格局。下一步研究工作可聚焦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实施绩效和影响因素、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