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华彩一章，中国人自维新变法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论战双方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复重现，上演了诸如“两种文化”与“科学战争”的论战。然而，启蒙的逻辑并未协调好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也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事实上，科学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对科学及其功能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价值冲突尚在，诸如此类的论战还会改头换面地发生。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利用189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结果（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位于1.9%和6.62%。分段回归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1.9%时，公共卫生投入对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没有显著影响，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较弱；超过1.9%后，公共卫生投入的规模效应开始体现，对健康结果指标的影响均显著增强；超过6.62%后，公共卫生投入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对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的弹性系数不再变化，单位边际贡献不再增加。中国当前政府卫生投入规模仍然较低，需要继续增大公共资金投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近期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一项语言学交叉研究利用已经公开发布的依存树库，对37种语言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人类语言存在依存距离最小化这一倾向。此研究被媒体热议，但却存在一些缺陷。依存距离是两个句法相关词之间的线性距离，受工作记忆机制的约束，与句法处理的复杂度密切相关。因此，人类语言具有依存距离最小化的倾向。基于句法标注语料库的依存距离最小化研究表明，大数据研究方法在语言认知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现代语言学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色彩，语言研究中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有助于深入揭示语言系统的运作规律以及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

近百年来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的研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20世纪不同批评立场之间的交锋。英美研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开放性争鸣、30至50年代的新批评质疑、60和70年代的整体研究、80年代的回顾总结、9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读等阶段，整个研究历程体现了职业批评家对伍尔夫的艺术家批评从批判到逐步接纳的嬗变。中国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从社会、历史、创作、形式、批评、境界等多个层面观照并阐明伍尔夫小说理论的内涵、本质与价值，与英美批评形成了互补。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和国家创业创新战略的关键要素，但国内创业研究对互联网情境的关注不够。目前与互联网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众筹模式下的创业融资、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国际创业和新社交媒体情境下的创业沟通三个主题。相比传统，互联网情境下的创业活动呈现出开放性、无边界性和强互动性等新特点。对此展开研究，需要将线下情境中的研究结果拓展到线上情境，从而完善现有的创业理论，重新界定理论边界。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1）利用现实数据研究互联网情境下创业行动与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2）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识别出具有情境依赖性和普适性的框架模型；（3）依托传统企业互联转型的行业背景建立跨层分析模型，研究互联网是如何影响各个层次的创业活动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影响力的创新产出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创新不足则会导致企业成长的停滞和倒退。通过文本发掘、数据库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全球半导体行业1991—2000年间63家上市公司样本的大规模USPTO专利数据进行考察，其结果表明：探索性搜索对创新产出影响力具有正向作用；组织内部协作网络的不同结构属性对探索性搜索与创新产出影响力之间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组织内部协作网络密度正向调节探索性搜索与创新产出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而组织内部协作网络分离度负向调节探索性搜索与创新产出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落实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障碍是契合于本土背景的运作规则缺失。鉴于我国尚不成熟的社团组织体系、注重政治目标的司法文化和执着于结果正义的公民维权传统，在推进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时，应结合制度本身的特质做出以下安排：（1）先在单行立法中明确相应领域的社团组织享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后基于经验的累积制定统一性规定；（2）明确作为原告的社团组织仅具有履行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据此实现对公益的维护；（3）明确上述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共同诉讼或诉讼调解机制的衔接规则，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所搭建的沟通与协商平台上，解决牵涉其中的受害群体的损害赔偿问题。

家庭信托是最早的一种信托形式，是人们运用用益方法处分土地这种家庭财产的产物。在用益制的结构中，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关联互动，构成土地用益关系的基本要素。在用益制发展的早期，普通法只承认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土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但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用益关系仍属道德调整的范畴。衡平法兴起之后，才逐渐将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律关系，后又以判例形式确认了“双重用益”的有效性，家庭信托由此产生。基于信托的财产隔离功能，设立家庭信托的家庭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相区隔，避免了财产混同和损失。家庭信托早期主要用于家庭财产安排，而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则体现在家族财富和事业的传承上。土地财产管理是家庭信托的一种原始基础功能，信托机构可将其应用于我国家庭土地财产的管理。

提高政府效率、全面推进“走出去”战略是现阶段的热门议题。在探讨政府效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互动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双重机制阐述表明：政府效率变动将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政府效率将直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从而加速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与此同时，政府效率的提升亦间接改善了国内投资环境，进而抑制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以上两种效应均显著存在，并通过求解得出政府效率提升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总体净效应为正，即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效率的提升将有效助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