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失衡，加剧了农副产品消费需求和产出供给的矛盾，产生价格上涨压力。基于“缺口-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负向农业产出缺口对农副产品价格具有滞后1—3期的直接正效应，18个省份分地区面板回归验证了直接价格效应的存在且滞后期为3—4期；工农业产出缺口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的影响弹性不显著。由此可知，农业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治理通胀要从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协调工农业生产和畅通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入手。

老龄化和高公共福利支出是影响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障与养老金支出作为刚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税收，债务融资成为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将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著。此外，债务负担率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国家，人口与福利指标对负债的边际影响更为强烈，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成本和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印证了主权债务规模应适度。

与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和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保护手段。将农产品细分为24章（HS01—24），从进口国的视角分析其针对每一章农产品实施的SPS措施对该章农产品进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表明，SPS措施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呈U形，即在SPS措施正式实施的2年左右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之后转化为贸易促进作用；SPS措施对初级农产品（HS01—14）的影响与总体农产品趋势一致，且影响幅度更大；SPS措施对加工农产品（HS15—24）的进口则产生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叠加认证能显著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额外支付意愿。采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后发现，生产主体的多重认证行为除受生产主体的经营规模、人力资本、自有品牌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市场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市场激励、主体责任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是在自身能力及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更主要是受市场激励和主体内在责任的驱动，而非政府的规制压力。

对个人信息自主性的保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因为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个人的正常生活。隐私权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逐渐发展并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个人不受他人的干扰，可以决定谁拥有权利获知自己的某些私人信息，这是每个人自主权得到尊重的基本理念。但数字化记忆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凝视”给人类带来了严重挑战，人类日常生活面临数字化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介入，这种介入导致了隐私不保时代的真正来临。“被遗忘权”的提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化解这样的数字异化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研究范畴。作为这一时期个人信仰遭遇选择困境的典型表现，圣巴托罗缪屠杀期间所发生的迪罗西耶改宗事件反映了在16世纪的法国，私人领域的信仰空间遭到了普遍的压制，宗教话语权被少数高级教士和宗教机构把持。与此同时，世俗政治的力量也凭借残存的领主-附庸体系控制着大批信众的个人信仰选择。然而这种困境也为世俗政治观念的兴起创造了契机：世俗政治力量的崛起提升了政治利益与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性，从而削弱了宗教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正是宗教话语权盛极而衰的分水岭，政治家派和绝对王权的崛起意味着法国开始了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经院逻辑学家，也是第一位现代逻辑学家。但传统的逻辑史家只注意到了他的第一个方面，而忽略甚至贬低他的第二个方面。事实上，莱布尼茨不仅创造了不同类型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形式系统，部分地预见了布尔的逻辑代数演算，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命题逻辑思想，尤其是他的真性和道义模态命题逻辑在相当程度上预见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性模态逻辑和道义模态逻辑，构成了现代逻辑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讲，莱布尼茨既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弗雷格现代逻辑的伟大先驱。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

齐普夫定律反映了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简单而准确的关系，也是研究判别城市集聚和城市体系合理性的重要原则。关于齐普夫定律中城市的定义一直颇有争议，由于传统的空间研究尺度过于宏观，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城市规模，学术界逐渐开始将眼光转向微观空间尺度，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研究真正起到城市功能的微观城市组团。引入国外研究用于划分城市界限的新方法——城市聚类算法，对中国微观空间数据进行处理，以得到的功能性城市组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齐普夫定律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上服从齐普夫定律。此外，将基于城市聚类算法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结果与中国地级、区县级和乡镇街道级空间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证实了城市聚类算法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一种较好的新方法，它成功架设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研究之间的桥梁。

主流学说认为，知识产权请求权是类物权请求权，侵权即应适用停止侵害。这种类推是知识产权物权化的表现，容易使知识产权保护过强而不符合社会经济生活。本质上，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是知识产权侵权之债的内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可造就独特的事实状态，不仅牵涉知识产权人和侵权行为人的利益，而且可能卷入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法院应基于侵权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原被告对侵权发生的过错，平衡各方利益，公平地确定知识产权侵权之债的具体履行方式，采用灵活的措施修复侵权损害的社会关系，不应机械地判处侵权人停止侵害。在知识产权法无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应类推适用民法有关债之履行的一般法律规范，在特殊情况下不判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改为责令其赔偿权利人损失和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来实现充分救济。

彩票合同有力说主张彩票合同兼具买卖合同与射幸合同双重属性。然而，彩票合同的成立既重视当事人的合意，又强调彩票清洁有效作成及至交付，剥开“购买”、“销售”等立法上与国际“接轨”的外在形式，唯有赠与合同方能彰显彩票发行之始的公益目的，体现彩票的制度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传统上对于彩票合同系赠与合同的理论建构因简单划一而广受批评。事实上，依照彩票资金管理“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彩票合同作为有奖募捐合同可“一分为二”：其一为面向社会大众的格式化募捐合同，其二为针对持票人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后一合同具有射幸特征。在赠与合同的理论框架下，彩票既是证明双层赠与关系成立的凭证，又是彩票发行机构准予彩民兑奖的证券。赠与合同新解有利于保障彩票各方的合法利益，防控彩票发行的道德风险，实现彩票司法的简易高效，促使彩票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规范、有序、健康地运行。

根据家庭不变量信息将“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匹配成长时期的个体层面面板数据后发现，不同产业的劳动者构成存在明显差异。统计结果证实，劳动者在产业间的转移概率与个体特征有关。理论模型进而说明，劳动者在产业间的转移决策是个体特征的函数，并可通过multinomiallogit模型估计。实证结论表明，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是劳动者产业间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工作性质还将影响已参加工作劳动者的转移决策，产业结构调整也将在需求面和供给面上引导劳动者在产业间转移。以上结论在更细致的行业层面上和不同时期内具有稳健性。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行微观考察有助于为制定与劳动力结构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和选择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驱动力提供参考。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