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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清代刑名钱谷幕友的秘本及公开出版的律学书籍，对清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律学秘本和书籍的产生、传播及演变过程，揭示了清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训练有素的民间法律职业人士的著述和出版活动，并成为日趋商业化的热门专业知识。而刑钱幕友通过学习、利用和出版法律知识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刑钱幕友虽然处于正式官僚体制之外，但在清代政治体系中享有一种连皇帝也对之忧心忡忡的巨大隐权力，这种隐权力主要来源于幕友对法律知识的控制。研究清代幕友和这种隐权力，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清代中国司法场域和法律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功能作为事物满足需求的特性，与结构紧密关联。由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结构通常是可选择、可替代的，以服务于功能为目标。只有符合社会主义的功能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功能实现的结构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结构应当根据功能的要求而不断调整。围绕共同富裕功能的实现，必须摒弃有关社会主义的结构性成见，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为激发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活力，应灵活调整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比重以保证充分竞争；为缩小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差异，应通过科学的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为消除权力寻租造成的分配不公，应实施自下而上的民主与法律至上的治理。

非伦理行为因其对团队的严重破坏而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个体嵌入在团队内部的社会网络中，因此除了个体特征、团队特征、情境特征等因素之外，网络特征对非伦理行为的扩散也有重要影响。由于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其研究也应采用动态范式。运用计算机仿真方法可以模拟现实中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关系演变，并据此探究网络特征对非伦理行为扩散的影响机制。仿真结果表明，团队社会网络特征（关系密度和关系强度）对团队内非伦理行为扩散有正向作用，而团队特征（团队规模和团队内外控构成比例）调节这一正向关系。

现有技术许可的研究都聚焦于向非关联企业进行许可，而忽视了大量的许可是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的这一现象。将许可企业的技术结构和许可技术的特征引入许可对象选择后发现：第一，许可企业的技术深度对选择关联企业作为许可对象有积极影响，技术广度对选择关联企业作为许可对象有消极影响；第二，许可技术的成熟度强化了技术广度与选择关联企业间的消极关系，但对技术深度与选择关联企业间的积极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第三，许可技术的数量弱化了技术深度与选择关联企业间的积极关系，但对技术广度与选择关联企业间的消极关系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2010年“六普”特别汇总数据，对单独两孩政策下我国独生子女规模的测算方法、步骤、空间分布和年龄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全国独生子女数量仍将持续增长，2050年将达到3.03亿人，但比原计划生育政策下将减少0.45亿人。独生子女的空间分布以城镇、东部地区较多，到2050年，城镇独生子女规模将达到2.70亿人，占独生子女的89.1%；独生子女省际分布差异大，到2050年，江苏、山东等12省区的独生子女存量在1 000万人以上，西藏、青海、海南则不到100万人。独生子女的年龄构成当前以40岁以下为主，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转为4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为主，因此，应提前做好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的应对工作。

为了探索未来中国休闲研究的关键问题，28位从事休闲研究的中国学者参加了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联合承办的2013年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及期间的研究项目，这些学者还成为该项目的受访者。运用序列解释混合法对28位专家进行意见征询和反馈，最终，中国学者确定了如下9个休闲议题：时间利用、休闲与幸福（生活满意度）、公共政策和规划、家庭休闲、需要和动机、技术变革、休闲空间和资源、休闲教育、休闲与传统文化。这些领域反映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焦点的影响力，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如何改善休闲服务供给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也对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理解和预测游客的需求特征，一直都是旅游目的地规划、管理和营销的核心问题。整合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对旅游动机和旅游经历的动态观点，以及游客心理特征和目的地兴衰的关系曲线，有助于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解决现有问题。针对杭州西湖、西溪湿地和国际青年旅舍640位游客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游客的旅游需求包含14个潜在动机因子，且在不同年龄和旅游经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由此划分出高低两个旅游经历水平群体，从而验证了TCP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适用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游客心理特征模型可得出四种不同的动机模式，从而提出完善后的TCP理论决策模型，使旅游目的地能够通过游客的年龄和旅游经历快速判断其需求特征。

当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屡遭质疑，究其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新闻理念存在剧烈的冲突，新闻报道环境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非常突出，新闻报道的标准及人们对报道的评价缺乏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忠诚伦理的价值。新闻报道的忠诚伦理有三个原则：忠诚到底，寻找主导忠诚和确认具体忠诚对象。然而，在对“南平杀童案”报道的伦理分析中上述三个原则还不够，人们会在最终忠诚于谁及忠诚于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争议。上述原则可能难以处理对凶手的宽恕问题，也无法处理未来可能受害者的利益问题。原因在于，忠诚不仅在于具体对象，更要忠诚于特定的道德信念，而忠诚于公正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忠诚于公正是忠诚伦理的第四条也是决定性原则。基于公正的社会正义感为记者的忠诚和职业行为确定了方向，也将促使新闻媒体承担更多责任，在更加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市场竞争促使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企业成为劳工认证供应链的一部分。劳工标准借助于贸易平台移植到中国，对中国劳工条件甚至劳工法律制度都产生一定影响，但对现实情况的分析发现其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产品卖方主导型市场结构，采用信号模型研究中国劳工标准移植的微观机理时发现，供应商的劳工标准趋于最低要求水平是供应商借助卖方市场势力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当公司类型的概率分布函数为凹函数时，劳工标准会收敛到最低点均衡，而非高于最低点。发展中国家处于卖方主导型市场的企业要利用劳工标准移植契机，内在提高劳工条件，让劳工信号带动产品质量提高，为更多采购商和消费者接受，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势力。

随着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理念的发展，两者相结合的法律赋能诊所成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诊所形式。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在目的上彼此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主题，另一方面，法律诊所为法律赋能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资源，因此，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颇有价值。强调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以社区为基础，注重当事人的参与，均构成了法律赋能诊所的特点。而以学生及当事人利益为依归，以法律赋能为基础更是这一诊所形式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法律赋能诊所可以开展个案法律援助、社区法律教育、社区法工培训、社区法律调研和法律政策倡导等活动。为了促进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可以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其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许多学者发现，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新颖视角，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学界提出了“汉学主义”这一受东方主义启发但又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替代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可以探讨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如何影响学术的客观、中立和公正性，认识后殖民理论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可理解汉学主义理论为何是一个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之不足、促进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可行性替代理论。

学术论文题目是论文语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知识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国内外应用语言学领域发表于2009—2013年的期刊论文英语题目为语料，分别建立国际、国内期刊论文英语题目语料库，对比分析论文题目的语法结构（包括题长和标点符号使用）和话语功能。数据分析发现，两个语料库中论文题目的拟定在体现共性的同时存有一定差异：国际论文作者在题目中更多使用复合结构或以动名词开头的结构，更注重表达研究问题、结果、对象等论文信息以及表达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以达到更好地“推销”学术成果之目的；国内论文作者则更倾向使用单一结构和固定的名词短语结构，大量使用“研究”、“初探”等无实际意义的“废词”。依据语类理论的互话性来审视论文题目语篇内和语篇外因素，能解释论文题目所体现的话语功能以及作者在拟题过程中采用相关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理据。从批评语类分析的视角来探析期刊论文英语题目的拟题策略，为论文语篇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