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基于宏观经济因素分析的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一国的反倾销行为(反倾销申诉和裁决)在不同行业间分布的显著差异。行业贸易竞争力、行业生产效率、市场结构以及行业的政治关联性等行业异质性特征,对不同行业的反倾销行为影响显著。行业进口渗透率会正向影响行业反倾销申诉和裁决,而行业的出口量仅对反倾销裁决产生负向影响。行业生产效率对反倾销申诉带来负向影响,但与反倾销申诉裁决的通过率呈倒U形关系。行业企业数量则与反倾销诉讼的申请频率呈U形关系,但正向影响裁决的通过率。行业的政治关联性则仅对反倾销裁决起显著正向影响。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成为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如何构建知识产权创业能力以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成为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从创业能力的视角出发,以“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三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归纳出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获取能力,包括内部创造和外部吸收|维护能力,包括产权保护和系统构建|运营能力,包括产品运营和产权运营。研究结论一方面扩展了学界对知识产权创业问题的认识,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对高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实践提供了指导。

美国样本中公司治理的监督和激励对探索和利用的平衡效应有促进作用,中国样本中激励对平衡效应有正向作用,但监督却有负向作用,即监督越高,探索和利用越不平衡。中美两国的监督和激励对结合效应的作用都不明显|在美国,探索行为和利用行为的平衡效应和乘积效应都正向影响长短期绩效,而在中国,探索行为和利用行为的平衡效应正向影响长短期绩效,但乘积效应只影响短期绩效而对长期绩效没有影响。探索和利用的平衡效应在公司治理和长短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部分得到验证,而两者结合效应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组织二元性前因的研究,同时也提供了中美公司行为差异的对比分析。

新产品扩散研究目前大多数是基于单次采纳行为的研究,而对重复购买行为及其对新产品创新扩散的影响关注不足。通过将产品复杂性视角引入采纳者与非采纳者的动态知识转移过程,建立基于无标度网络结构的三阶段扩散仿真模型来分析重复购买对新产品扩散的影响后发现:第一,重复购买对新产品扩散规模和扩散速度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随重复购买比例的提高而增加|第二,产品复杂性对重复购买与新产品的扩散规模和扩散速度起到相反的调节作用|第三,当负面口碑的作用减弱时,重复购买对新产品扩散速度的影响会降低。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近年来,基于条约提起的国际投资争议仲裁的秘密性所暴露的缺陷备受关注,对此,不少学者倡导在仲裁机制内提高程序透明度,以补苴罅漏。一些仲裁规则和国际投资条约也已经就该问题做了相关规定或修改,将透明度要求推进到了改革实践阶段。就目前而言,对这场改革的功效进行褒贬时机尚早,且不能执一而论。然而,透明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变化,无疑会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未来发展路径产生影响,其所承载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国际法治和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对其原则性的规定我国应予以支持。同时,我国作为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双重身份的大国,应正视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可能带来的蝴蝶效应,谨慎考虑国内法治面临的挑战。对此,我国应从规范文本及文本之外的其他领域两个层面分别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

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造成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则自始就构成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与理性主义哲学的政治构想所呈现出的过于乐观、自信的情绪和志向不同,怀疑主义哲学则用一种相对悲观、谨慎的眼光打量人及其生活世界,洞察到人自身的幽暗本性、理性有限的缺陷以及生存多元的事实等,促使人类对自身及其生活的可能和局限具有更加清醒、真确的认识和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因而包含了深刻的政治意蕴:对于任何试图依凭政治的方式创设所谓“完美至善”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志向应抱有足够的警惕和审慎|在政治领域,人类适度而节制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实为一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