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西法输入,尽管国家法层面确立了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龙泉司法档案作为近期新发现的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样本来检视当时的司法实践。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体现出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承载着新设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审视这批珍贵的司法档案及其呈现出的刑事和解实践机理,对于当下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更提醒我们刑事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应重视本土经验的归纳,并建构适合于本土的刑事诉讼制度。

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的一些案例显示了一种可以称为“屡票不案”的现象：县官认为诉讼内容存在虚饰或者有悖情理，本不愿准理，但在原告的反复催呈下勉强受理，并签票传讯；然而由于县官在呈状的批词中明显表达了消极态度，传讯差役很容易将其视为非紧急的和有利可图的，从而在传讯过程中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延宕或舞弊勒索。屡票不案现象是由诉讼双方的力量共同促成的：诉讼的一方有足够的财力或相关社会关系反复催呈以维持不断传讯的局面，此谓“屡票”，而另一方则有足够的财力或社会关系贿赂差役拒绝到庭，此谓“不案”。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一方无力支持为止，而这就在实际上宣告了一方的败北和诉讼的终结。“屡票不案”现象可以视为清代诉讼和司法审判的一种模式。

古典诗词名物的实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典诗词中涉及的名物词很多，而且每个名物词既有其原生状态的内涵，又有处于诗词中的文学和文化含义。以女子穿戴的金银饰品为主要关注对象，从特定角度对唐五代诗词的名物属性进行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的类别划分；第二，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声色表现；第三，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意象组合与传递；第四，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情感寄托。既实证考察人们对金银饰品的使用情况，又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艺术分析，体现文学研究的本位。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考察《诗经》所涉君臣、兄弟、朋友三种人伦关系，发现在周之宗法分封制社会结构中，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被兄弟一伦所勾连起来，君臣被视为朋友关系。《诗经》相关篇章用“朋友”处即指君臣，同时，此类朋友关系以“友纪”作为行为规范，为君者须“惠于朋友”，为臣者则“摄以威仪”。此一朋友关系亦辐射到臣臣关系。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持续不断地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传播过程中，既有纯文学、纯学术的要素贯注其中，又有非文学、非经典的、世俗的力量介入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和张力使其意义得以生成、增殖和传播。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只能从这个场域出发展开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弊病，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商业与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声誉危机。基于非营利组织声誉理论内涵的分析可知，社会转型期我国本土化非营利组织声誉的形成及水平受国家制度、社会氛围和组织管理三个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转型期我国非营利组织声誉危机源于声誉投资机制、信息传播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惩罚机制和监控机制这五大声誉机制的失灵或缺失。因此，可通过由个人治理和组织治理构成的主体性实施以及由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客体性实施两条路径来实现我国非营利组织声誉的重塑。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意识体验及其中的感受质之所以是不可还原的，原因并不在于“意识”像笛卡儿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同于物质实体的另外一种实体，而在于它的主体性，意识体验的主体性是造成物理主义、表象主义和外在主义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主体性是解开意识体验及其感受质的不可还原性这个心灵哲学难解之谜的钥匙。意识体验的主体性是指它除了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向“我”显现之外，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向他人显现，即意识体验总是作为“我的意识体验”、以“被我意识到”的方式存在。就此而言，任何意识体验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与反思—高阶理论把自我意识看作第二位的反思行为的结果不同的是，胡塞尔把自我意识看作是内在于意识体验之中的前反思、非对象化、不自觉的意识。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认为，体验的有意识地被给予不是体验的某种附加的性质，而是体验的存在方式。正如空间中的物体是以三维的方式存在，体验只能作为自我意识存在。

在隐喻理解的神经成像研究中，以往研究者没有足够重视这一认知过程中隐喻本身和大脑工作机制的复杂性，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足，由此导致了隐喻理解的左脑、右脑及全脑优势之争。需要注意的是，隐喻理解是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众多环节，必然会受到隐喻本身特性、个体认知差异以及大脑信息整合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隐喻的新颖程度、隐喻的形象化程度、隐喻表达的多模态性、个体的智能程度、个体对于隐喻的熟悉程度、不同模态和不同语义范畴的隐喻信息整合方式等。同时，隐喻理解的上述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理解过程不可能由单一脑区独立完成，它既涉及相应功能区的加工，也涉及相关脑区的整合。只有分工合作，进行全脑总动员，才能保证隐喻信息得到正确而又迅速的加工。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问题，中华伦理法从制度上实行伦理豁免。特定义务主体若陷入该两难，其法律义务则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以保证优先敦睦伦理，从而消除伦理危机，然后亲自履行。由此充分保证特定义务主体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履行伦理义务,悉心敦睦伦理，并从根本上圆满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于是，伦理和法律关系由两难而两全，进而兼顾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伦理豁免所含的智慧朴而茂，通而深：本乎伦理，使法律植根于本真，圆满履行其重要使命；出于人性，保证法律有合法性、合理性，而成为良法；善待人情，即顺应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保证法律真正被认同和遵守，真正有效力和生命力。这样的智慧以常识及其公理性力量，蕴涵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普适性因素，纵贯中华伦理法，千年一脉；横通现代法治国家作证豁免权这一类制度，万里友声。

对赌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常用的契约工具，它的存在与我国企业估值困难、投资法律不完善和资本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相关。因我国公司法、合同法未能提供有利于股权投资的制度选择和法律保障，投资者会通过离岸对赌规避我国国内法律规制，或者增加对赌主体以控制违约风险。我国法律制度对风险较大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鼓励总体不足，为保障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健康发展，建议公司法中应当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设置优先股，合同法适用上应该结合商业习惯衡量对赌当事人的利益，还可以由行业协会制定示范合同规范。

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现象暗示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消失，并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模拟分析中国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相关的人口措施产生的经济效应后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2025—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下降到5513%。而相关的人口措施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