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民国时期，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有关“教”功能理念的认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引述进入中国。这些理念既包括对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的内涵、对象与目的的理解，而这种理念是递进性的；也包括新兴的儿童学运动对于“教”功能理念的支撑。这些理念关注欧美近代心理科学的进步对欧美近代幼教“教”功能理念的提升作用。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在民国的引述具有阶段性，呼应了当时中国幼教面临的三大客观诉求，丰富了民国幼教思想的内涵，促进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罗尔斯政治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领域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在斯退士的直接影响下，摆脱基督教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和概念提供了精细的方法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的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了他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所谓“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工会和集体谈判对降低工资不平等有积极作用。美英两国的工会力量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形趋势，与此同时，工资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则呈同步反向运动。工会出于组织考虑、客观标准和工人团结的原因，在集体谈判中采用标准化工资率策略，提高了低工资者收入，压缩了工资分布范围，从而缩小了不平等程度。而我国存在集体合同覆盖率低、协商不充分等问题，为了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工会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

碳排放权是《京都议定书》所催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碳减排的重要举措，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研究不足，认识不清，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推进。碳排放权的客体为特定数量的温室气体，符合“物”的特性；主体拥有直接支配力和排他力，以获取特定数量温室气体的使用价值为内容，故属于用益物权，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虽然碳排放权受公权性影响甚深，但不会改变其作为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明确此点对于保障、规范和发展碳交易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监管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共同服从规则治理的行为，监管权限规范是控制监管权力的法律之笼。从规范与事实两个认定基准出发，根据监管权限规范的不圆满性及被动执法的现状，足以认定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权限规范存在严重漏洞。监管权限漏洞具有五种类型属性、四种具体类型形式。其中，监管时限漏洞为其核心漏洞。填补监管权限漏洞要遵循从立法到司法的方法路径，体现规则的正义，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完善的监管权限规范体系。随着大部制的建立，监管者处在新监管体制与旧监管规范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修改我国《食品安全法》，填补监管权限漏洞，已刻不容缓。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目前偏向篇章的西方互文性理论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而偏向词、短语和句子的中国传统互文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其实,中国传统互文理论中的互文类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通过对传统互文进行重新定义和形式化标记，结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各种语料进行穷尽性分析，可以发现汉语至少存在22种不同类型的互文现象，不仅包括语义的互渗，还包括语义的激发、删除以及多层次的互文。

汉语非施事主语单宾语构式可例示为“苹果榨了汁”，其形义配置为：［非施事题元/主语］+［动词+宾语］。学界对此类句的本体和整体讨论较少。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的探讨发现：汉语单宾语构式网络中存在施事和非施事主语构式，前者衍生出后者；后类构式隐没或转移施事并彰显非施事，其动因是编码者的不同概念移情；在动作链上此类构式的作用力弱化而矢量变小；此类构式句主语的话语功能是经常用作话题；语际对比和历时调查显示，汉语的语义关系松散和句法简约促成了题元的灵活转换。

句法和语义对应的原则是形式语义学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组合范畴语法CCG更是彻底地延续了这个思想，为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提供了句法和语义的透明接口。汉语的CCG处理在贯彻该原则时产生的问题是：句法方面获得长足进展，而语义方面却相对滞后。以汉语多重介词短语句为例，动词论元的灵活语序现象是句法和语义对应的难点之一。Hoffman提出的多重论元集CCG方法是解决灵活语序的有效手段，但在这种处理方法中，需要找出一些方法来简化形式语义的表述方式，这样才能获得与句法范畴推演相对应的语义类型推演。

崔骃生平与作品作年至少还存在四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订清楚：其一，崔骃在太学时期与班固有同学之谊的可能不大，傅毅与班固非同学之谊而是师生之谊；其二，崔骃在太学时期所作《明帝颂》、《冬至袜铭》、《缝铭》、《樽铭》、《达旨》等作品的作年大致可以确定；其三，崔骃《北征颂》存在别称的可能，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其四，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西巡颂》详细描述了汉章帝西巡的过程,可补史阙，《东巡颂》对于祭祀屈原的记载也丰富了汉代楚辞学史的内容。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繁盛的时期。著名思想家陈瑚创立的“莲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莲社”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陈瑚纂辑的一种唱和类诗歌总集《顽潭诗话》,但《顽潭诗话》所收作品及其作者相当庞杂,并不简单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通过对《顽潭诗话》的仔细分析和鉴别,可以获知“莲社”的成立时间、集会唱和、基本成员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为该诗社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同时,以《顽潭诗话》为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陈瑚以及其他“莲社”成员另外组织或参加过的若干诗社,从而理清“莲社”及《顽潭诗话》更多方面的关系。所有相关考察将有助于对整个清初遗民结社乃至古代文人结社进行深入的研究。

长期以来，语言测试工作者研究的核心是如何提高测试的信度与效度，以客观、精确地测量考生的语言能力。语言测试尤其是大规模高风险语言测试带来的社会影响，很难由改良测试本身来解决。批判语言测试 (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的提出把语言测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对测试后效 (consequences) 的反思不再局限于反拨效应 (washback)，而是重新审视测试中渗透的权力与控制，测试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政治功能等。

传统语法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对语言作出描述，而计量语言学采用统计方法，利用（经过句法标注的）语料库对语言进行定量分析，是对语言进行精确研究的有效途径。以俄罗斯科学院编制的STR树库为数据来源，通过从树库中提取由名词充当支配词构成的名词性结构的相关数据，对名词性结构的基本类型、词序特征及其句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三个研究结果：一是验证了传统语法中已有的定论；二是使这些定论得到了更为精确的阐释；三是发现了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发现的一些俄语名词的结构规律。由此可见，采用计量方法对词类的句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定量的角度对传统语法中的有关论述加以补充与完善，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对专家评分员在无引导评分过程中的口头报告分析表明，语法词汇及表达、复述内容、流利度、语音语调这四个方面是英语专业四级口试故事复述任务的主要考察因素。按照由高到低的比例，依次是语法词汇及表达、复述内容、语音语调和表述流利度。因此，应将流利度纳入故事复述评分标准，避免仅将语音语调和语法作为故事复述评分的侧重点。同时，应该丰富和细化故事复述任务评分标准在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个层级的描述，以提升评分的科学性、客观性及公正性，进而充分发挥英语专业四级口试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