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不断博弈的矛盾过程，腐败的形态在反腐败中不断演变。随着腐败产生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蔓延形态呈现出“裂变式扩散”，即腐败从个体向群体甚至向整个组织扩散，从低层级按管理逻辑向高层扩散。对中国腐败裂变式扩散现象进行社会交换分析，发现其存在两种动力机制：一是内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为了更安全地实现利益扩张而建构腐败关系网络；二是外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受到圈子内规范约束而维护腐败关系网络。腐败关系网络的生产和再生产导致了腐败裂变式扩散。但腐败的裂变式扩散是一个通过策略实施耦合上述两种动力机制的复杂过程。腐败行动者通过风险评估和试探交换策略来寻找腐败交换对象，通过拟亲化和服务渗透策略使自身进入“自家人”圈子，通过共赢共溃策略来增强腐败群体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腐败交换秩序是上述策略实施的综合结果，这种微观社会秩序生产着支持自身运作的规范与逻辑。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任何一个投资目的地的风险中必然包含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同时 ,地理或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还共同受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总体风险可分解为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 :总体风险方面 ,发达国家平均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全球系统性风险方面 ,欧洲国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开放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国家受全球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目的地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区域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可适当增加对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南美国家的投资 ,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非洲国家非系统性风险占比最高 ,而欧洲国家的非系统性风险较小。

交易费用概念由科斯创立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交易费用的内涵有交易分工说、交易合约说、交易维度说、制度成本论、交易行为说等典型观点。交易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搜寻信息、达成合同、签订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结果表明,降低交易费用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研究课题。因而,交易费用理论在国家理论、产业理论和企业理论中均得到广泛运用。交易费用的测度、交易费用理论对转型国家的解释以及用交易费用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能获得创新性成果。

厘清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机制有助于理解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来源。构建汇率波动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金融稳定的研究假说,并用3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PVAR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后发现,汇率波动通过上述三个渠道影响金融稳定的作用大于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且通过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影响金融稳定更加强烈,而贸易渠道相对较弱。因此,应注重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避免汇率波动通过资本渠道冲击国内金融稳定。

在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大立法时代,中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者基于其专业技能,借助法制工作委员会这个特殊组织,在立法规划(计划)、法案起草、协助法案审议和立法适用解释四大场域悄然发挥了立法者所不及的关键性作用,成为“显性立法者”之外的“隐性立法者”。显然,这些“隐性立法者”对中国立法的实际作用需要正视和重估。但立法工作者以辅助者的身份对立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存在深层的正当性难题。从专业主义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此舍弃立法工作者,而在于构建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均衡,达到两者技术意义上“对立的契合”。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本质上是对财产权的征收。虽然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房屋征收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给予补偿和如何进行补偿,但财产征收补偿制度本身既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宪法依据,也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房屋征收中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除了应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补偿范围还应包括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利益和该土地的预期增值利益;补偿标准应根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方式,即出让方式与划拨方式分别确定:对于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应当综合考虑该土地的用途、地理位置、剩余使用年限和基准地价等因素;对于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应当考虑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土地开发成本等因素。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已初见端倪,但仍存在质量和创新力评价弱化、过分数量化、过分形式化、过分简单化(或官僚化、管理简单化)、评价主体淡化、评价结果软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在保持原有期刊评价体系中某些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可采用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的新概念组合,形成新的同行专家评价与引文等文献计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更好地推动学术期刊评价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我国的勃朗特姐妹研究经历了从译介到批评的演变过程,其视角也从前期较为单一的阶级分析发展为多种理论与方法共存的局面;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领域受西方学术界影响,涌现了诸多以现当代文艺理论为基础的批评著述,其中包括颇有特色的中西比较研究。在紧跟国际研究前沿方面,我国的勃朗特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西方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批评界在批评深度和原创性方面尚有潜力可挖,众多评述也良莠不齐。对于深受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小说家,我国批评界对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因素关注不足也是该领域今后需要面对的诸多课题之一。

亨利.詹姆斯是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文学成就和理论贡献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个案研究,六十年来,亨利.詹姆斯在我国学术界的接受和评论揭示了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主要受到本土历史语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范围、深度、方法及成果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以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多元并进局面,詹姆斯研究一方面跟随着各种理论“解读”,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滞后,但推进了批评范式的多元化进程;同时,随着研究的展开,国内研究在对象上表现为一种趋同的选择:相对于国外研究的广泛展开,国内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长篇小说和小说理论。

“蓬”并非“降”的异体字,而是石仓方言口语,为丛、堆义;“崩蓬”为崩塌的土石堆义。“达断”并非到达实地确定义,“达”当同“踏”,“踏断”为实地勘察并作出判定义。“的”通“待”(如“的至”),又通“代”(如“的笔”),又通“嫡”(如“的叔”、“的侄”),又通“滴”(如“的水”)。“二比”并非“二相”之误,而是近代口语词,为双方义,与“两造”、“两身”义近。“芳荒地义。“峎”为“岗”的方言记音字,为山脊义。“血”有嫡、亲义,“血业”即谓嫡子嫡孙相传的产业。“粮迫”并非“两迫”之误,“粮”为税粮义,“粮迫”为税粮逼迫义。

严复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既肯定自由之于人道的内在价值,又视其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他对自由的历史性、工具性和价值中性的认识更显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严复自由观之悖论与其说是群己(国家与个人)问题,毋宁说是共殊(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他发现了西方因自由而富强的秘密,但中国却难以复制英伦式的自由之路。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祖国,严复不得不搁置个人自由的目标,转而追求国群自由。“永恒的真理都是悖论性的”,严复的自由观也许正因其悖论而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中国学界接受的历史已逾百年。由于他的思想部分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因而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的卢梭研究,即作为“方法”的卢梭。这一研究范式既可能以一种“强形式”的建构方式造成对卢梭思想本身的严重误读,但也可能以一种“弱形式”的建构方式介入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关怀与思考。作为百年中国卢梭学的重要遗产,这一范式也对中国的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想到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他们的心身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就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

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第五章“语言里的形式： 语法概念”中展现了其独特的语法分析方法。他以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并始终强调语言模式的社会及心理基础。这种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不仅体现在人们熟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也体现在萨丕尔对语法系统的研究中。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有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他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不仅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相关研究,还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及语言学家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的影响。萨丕尔的语法研究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20世纪后期认知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也能够从萨丕尔的语法研究中得到启示。

消费者购买决策，特别是IT产品的购买决策中，从众现象非常普遍。然而，人们对隐藏在从众背后的作用机制却并不十分清楚。软件作为一种典型的IT产品，一般用户由于不具备丰富的产品知识，无法对它的价值独立作出正确的评估，因此，软件选择中的从众问题极其典型。对“压缩解压”和“闹铃时钟”两类软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软件下载选择中，明显存在口碑效应、跟随效应、网络效应三种从众机制。口碑效应对从众的作用在两类软件中都是最大的，表明用户普遍容易受他人意见的影响，而跟随效应和网络效应的作用大小与产品功能特性有关：存在共享兼容问题的“压缩解压”软件网络效应更显著，表明用户倾向于选择已有用户人数较多的高共享价值软件；而个人独立使用的“闹铃时钟”软件则跟随效应更显著，表明用户更倾向于选择时尚的流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