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主线是文化从自足的、平衡的实体概念变成了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概念。于是,文化在被引入组织研究之后,伴随着现代社会组织本身的变迁和对组织认识的递增,激发了不同的研究旨趣和侧重,基本上可归结为两种视角,即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根隐喻。文化作为独立变量或属性的视角进入组织研究,催生了组织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根隐喻的观点,则提供了认识组织构拟与转换的新角度。近十余年来,中国人类学家一方面扩大了对多类型组织的田野剖析,探讨多样性文化根隐喻之含义,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学院派文化诠释的可能的应用性意义与实践成果。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无论一个族群杂居区看上去是多么偶然或复杂易变,一切已知的族群结构,从决定族群主体性的内在表征到决定关系格局的族群行为,都是一些彼此互动的共生结构。在动态的视域中,族群共生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共生互补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逻辑基矗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等层面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共生意义的族际共享域应运而生,这也就意味着族群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形成了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族群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又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特别是当族群作为一种情感主体出现时,共生族群之间具有深刻的自我调适机制。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族群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进。

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往往导致高污染行业实际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区域产业转移和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整体的地区分布对环境政策差异并不敏感,欠发达地区降低环境政策门槛难以扩大自身的工业生产份额;另一方面,各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政策差异非常敏感,欠发达地区通过降低环境门槛以吸引工业企业的政策只会强烈地驱逐低污染的“清洁”行业,吸引大量高污染的“肮脏”行业,却无助于扩大当地的工业生产,也使当地承受了大部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多产业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联合开发区是以跨区域合作共建为特征的一种新兴开发区模式,在促进区域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一般开发区,联合开发区的特征在于“制度创新收益”的跨区域分配,由此决定了联合开发区的属性、功能和效应。联合开发区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模式的选择和创新。联合开发区管理组织结构按其功能特征可抽象为一个集协调、行政管理和开发于一体的三层金字塔构造,各层次在特定管理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整体功能指向的差异,据此可将现实的管理模式划分为各有优劣的开发导向型和开放导向型两种模式。由于管理模式自身尚有进一步改进和创新的空间,因此,兼顾开发和开放均衡且有第三方参与的均衡管理模式作为联合开发区管理的愿景模式是值得期待的。

专利资助政策带来了专利申请的春天,但也面临“诱发垃圾专利”的责难。究其根源,在于资助程序设计存在瑕疵:专利资助政策罔顾我国专利初步审查制的缺陷,将不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纳入资助范围,却缺乏相应的专利筛选机制,且资助额度设置不当,扭曲了部分专利权人的申请初衷。专利资助政策走出困境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借鉴他国利用检索报告限制行使不稳定专利权的做法,将专利权评价报告设置成资助前置程序;二是借用科技查新体系,将科技查新列入资助必经程序。以专利含金量为考量基点,限缩资助范围,择优资助,可克服专利领域的规制失灵现象,从而实现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规制目标。

形式与实质是当前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从哲学角度看,形式与实质的对立实际上即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这样,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就转化为肯定与否定的关系。黑格尔论及此两者的关系时指出 :一切否定都是自否定。因此,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即是一个自否定的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易产生的误区首先是以为实质对形式的否定是外在的否定,英美法中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理论即是典型。其次是没有认识到实质必然要以形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断追求所谓实质,其结果是陷入否定的恶无限。而真正恰当处理形式与实质的方式是把它们的关系视为形式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即高级形式通过实质这一中介否定低级形式的过程。

汉语“拦截”概念场主导词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西汉兴起的“遮”至南北朝时取代了先秦概念场内的主导词“遏”、“邀”;至唐五代,“拦”又与“遮”展开竞争,并在宋代和“截”一起击败“遮”,重新划分了概念场主导词的格局;元明时期,新兴的“挡”发生了突变,在概念场内与“拦”、“截”形成鼎立之势。不同历史阶段主导词的义域、句法组合等的变化反映了汉语新、旧质要素的更迭,概念场主导词的更替往往是汉语词义系统与词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闭塞的美国心灵》是一部从哲学角度反思现代大学危机的重要著作。理解布鲁姆的教育哲学,必须从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广泛联结中去分析其自由教育观形成的思想渊源。施特劳斯学派反对自由主义者或“左翼”学人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主张从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的“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来批判现代性。布鲁姆运用这种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自由教育面临的困境,在《闭塞的美国心灵》中深刻剖析了美国大学教育存在的危机。他断定,由德国相对价值论引发的美国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美国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真正思想根源。现代大学面临的这种危机突显了重整自由人文教育的紧迫性。他主张大学要充分认识伟大经典著作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主动承担组织通识课程的责任,积极倡导精英教育。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