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关于人文学某些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或认识。当前的神经科学发现显示： 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意识的身心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应该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脑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无意识的，但却能很好地完成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去完成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也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另外，常识心理学中所谓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很可疑的，大脑在意识到自己作出决定之前已经作了决定，无意识的意志根据环境中发生的情况而作出瞬间的决定，其过程主要由大脑在发育期间所形成的工作方式以及由之后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记忆）决定。当然，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这个重要问题的最终答案还应该来自于未来更多的科学实验。

斯瓦伯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我即我脑”这一命题。若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阐明心、身范畴及其关系,那么单纯的“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不但显得“褊狭”,而且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近代以来,科学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在面对心—身问题时都有其不可解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有必要在两面一元论、泛心论和泛体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 任何现实实体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以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的,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即心和身)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不应该用因果作用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的物理方面是因果封闭的,意识本身是非因果作用的。

人文学科历来有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中汲取灵感以拓展思路的习惯。但这一次,来势凶猛的神经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可能会彻底动摇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概念框架。然而，即便主张史学现实主义，也不必接受这样的"神经历史学"。因为人类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和国家，而不可能是大脑或神经系统。我们生活在整体人的层面，任何以单独的身体器官代替整个人的做法都会使命题失去意义。让大脑接管心灵或人所执行的机能，看似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但会使大脑成为某种心灵化的存在。实际上，人所独有的行为并不是因果决定论式的，而是目的论式的。即便人类能感受到各种内外压力，也不是像物那样被彻底决定的，而是会统筹考虑和谋划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存在的，而且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减少，反而会日益增多，并且因此给予了人类历史行动以意义。

实验经济学是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学发展最快的分支领域之一,近年来，田野实验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学的实验化进程。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实验来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与行为。不过这一状态来之不易。实验经济学一直是在驳斥与怀疑之中成长的，直到现在,围绕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而展开的争论也还在继续。本次访谈邀请了当前国际实验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 尔.豪瑟（Daniel Houser）教授和在方法论上造诣颇深的罗卫东教授就实验经济学方法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阐述，内容涉及实验经济学为什么会兴起并获得发展,实验室实验所面临的人工性、外部有效性方面的质疑,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以及自然实验之间的关系,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两位教授还对未来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在主观位移句中，位移动词用于描写静态空间场景，这种位移动词的特殊用法可以从认知角度加以解释。主观位移及表层语言结构的形成依赖于人类概念整合、概念转喻和完型心理等认知能力与认知操作。主观位移产生于对动态空间和静态空间的概念整合操作之中。在主观位移的语言编码过程中，凸像的选择性、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和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等语言特点也具有认知理据。

在跨文化交际中,跨文化现象由会话参与者共同构建,百科知识和文化模式的关系在跨文化交际中非常重要。跨文化是在情景中临场涌现的共建现象,既依赖于相对确定的文化模式和规范,也依赖于会话情景展开的各项特征。在“社会—认知方法”理论视角下,在临场涌现的跨文化中,百科知识代表基于会话者的先前经验、由会话者带入交际情景的相对确定的文化模式和规范,这种个体先验知识与实际情境中临场涌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整合,创建出一个跨文化的第三空间。根据这一理论,跨文化性既具有相对规范的成分,也具有临场涌现的成分。这一观点与以话语建构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其他研究者的观点略为不同。

语料库和语料库方法的出现对社会语言学书面语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用语料库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利用国家语委语料库检验134个汉语音译词的变化情况得到的结果说明，这些汉语音译词被汉语固有词代替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料实际，这表明语料库方法对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化趋势分析具有重要作用，而119个音译词查不到频次说明语料库存在不足之处。建设社会语言学需要的语料库，就要全面了解语料库的作用以及对语料库的需求。社会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语料库除了具有一般语料库所具有的特点外，还应该包含丰富完整的社会语言学信息，其中部分信息应该通过标注手段获得。有了好的语料库，利用语料库和语料库方法研究社会语言学，将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完美结合。

在文化圈的视野下,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哲学的起源,我们不可避免要涉及哲学的“希腊性”(Hellenism)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产生,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希腊人率先迈进理性思维的门槛,创造了哲学。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发展和传播,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希腊哲学在保持了理论思维特质的同时，其内容和样式又多样化了。如果专注于一般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世界,随着各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希腊哲学必将继续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产生新的哲学。

贝叶斯主义的复兴出现在统计推理领域，贝叶斯方法成功避免了经典统计推理中的主观因素问题以及先验回避问题,凸显了自身的归纳特性,因而是推理方法的革命。尽管目前贝叶斯主义风行,但它仍存在主观性、简单性与旧证据问题等难题,这也为其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宽广空间。认知心理学近来对贝叶斯推理研究的发展,为贝叶斯推理研究的认知转向提供了契机，同时为这种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探索频率主义与贝叶斯主义整合的可能性；在外延性归纳逻辑中引入内涵因素,尝试外延性与非外延性因素的融合。

在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中，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关系效用、组织品牌绩效和组织公信力，内生驱动因素包括社会效用、情感效用和显性效用，捐赠行为产出包括捐赠次数、额度和忠诚度。广州市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多数与捐赠行为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显性效用与捐赠次数、捐赠额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构建的标准化的回归方程，进一步加深了对捐赠行为产出的认识。路径分析显示，个人捐赠行为受到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因素除了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捐赠行为产出外，还会因刺激到内生因素而对捐赠行为产生间接效果。

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政府鼓励和推进的事业，也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目前，官办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要思考如何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推动民间慈善和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使慈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目前，学界对城市本质和意义的研究尚未能达成共识。在关于城市的定义和起源等问题上,城市经济学和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相互分立。抽象出共同和一般的制度本质,对城市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集聚化的交易使城市的存在有了理由,只有广义的交易及其集中化才会促使城市诞生。城市经济学目前最关注的空间集聚只是城市交易秩序的一个特征,其本质和更一般的演化动力则是交易的集中及其成本的节约。交易不仅产生了市场秩序,它的集中化还产生了另一种秩序----空间的秩序----城市。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以节省交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的人类空间组织制度,并且是保障和形成交易集聚化的制度集合体。城市在自发秩序与制度化聚变过程中融合创生成为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展现出与农村完全不同的面貌和特征,并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革命性的影响与功能。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审稿攸关学术和学术期刊的存亡。学术期刊和同行审稿制度首先产生于西方|我国清代中期《吴医汇讲》的性质属于传统图书，不是学术期刊，其审稿性质不具有真正意义同行审稿的性质|中国真正的学术期刊的起点是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于近代中国学术期刊主要由传教士创办，以传教为主，同时普及、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所以审稿以著、审、编''三位一体''为主要特点，无须同行审稿|解放前中国学术期刊还处在探索期，加之社会动荡不已，无法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解放后中国学术期刊实行了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三审制''，其渊源是列宁和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出版思想。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的比较研究表明，''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均有利弊，但同行审稿制度利大于弊，''三审制''弊大于利。因此，中国学术期刊应当积极吸收、借鉴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度，努力实现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