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中西学术界有关“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思想，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期研究确立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当前的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表现出下述主要特征：　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出发，对西方现代主义中的东方元素作文化研究；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对东方元素的解读表现出显著的超越意识。

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历史学家费诺洛萨和宾扬的著作，20世纪美国诗人庞德在创作生涯的初期便迷恋上了佛教中的观音。他在诗作中将观音形象与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形象合一，旨在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宗教圣像，并尝试将孔子形象与她们并列。庞德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观音基督化，而是在诗作中突显了观音的宗教特征。这些宗教特征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观音的净水瓶、莲花、杨柳枝和月亮，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撰写的《比萨诗章》中着力书写了这些象征元素，而他此前的创作手稿对这些元素的表现更为清晰。这些尚未全部出版的手稿塑造了观音的传统形象，展现了上天的慈悲为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它既是多元文化的，又是真挚个人的。深入细察庞德的意大利文和英文手稿中的观音形象，《比萨诗章》中观音的意蕴便昭然若揭。

英国汉学家瞿理思1889年发表了他翻译的《庄子》，而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很快在1890年就发表了长篇书评，把庄子的道家思想阐释为反对一切政府管理、争取个人自由的哲学。这正是王尔德自己所理解的费边社会主义，即认为艺术应该是超越政治和伦理的唯美主义思想；这是一种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一切任其自然。王尔德这一思想与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有一种不期而至的契合。虽然王尔德不懂中文，对道家思想也没有研究，但凭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敏感，他对庄子的评论不无深刻之处。由于现代王尔德研究往往不关注这篇书评，而王尔德选本也通常不收录这篇书评，因此，在审视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时探讨王尔德对《庄子》译本的评论，自有其意义。

过去二十年内，德国福利与就业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经济举措，以及对基本政治联合产生的不良影响，值得关注。德国福利与就业体系面临着自由化进程，但没有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对由雇主和工会主导的经济领域及由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主导的公共财政领域这两个独特领域内关键主体偏好的转移追根溯源后发现，在这两个领域中，关键主体的偏好转移互相关联，但对应着两组不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持需要考虑到更多环境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根据比利时Meetjesland农业地区集群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广义梯度理论及中国城乡关系演化趋势，中国城乡一体化应建立在“城市群—乡村集群”的基础之上，并将“乡乡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基于中国国情的乡村集群发展模式应当是：　以地区发展为价值观，建立以县(县级市)为依托的乡村集群合作平台，制定乡村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并推进品牌策略，以集群的优势实现中国乡村地区主动、可持续发展。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齐如山在近代京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应被忽视，而经由他改造之后的梅兰芳京剧艺术的美学本质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遭到鲁迅辛辣讽刺的梅兰芳艺术在西方世界受到普遍赞美，这使国人从此因自豪而无法看清梅兰芳艺术的本质，也因此无法深入地评估齐如山戏曲实践的得失。齐如山的戏曲实践主要是为皮黄戏设计舞蹈和服装。为了给他的“戏曲舞蹈化”实践寻求存在的合理性，齐如山引用了大量汉魏以来的舞蹈文献，但其实他的舞蹈设计的灵感主要来自他对皮黄戏舞台的熟悉。由于舞蹈化的程式动作占据了剧作的主体，梅兰芳艺术成了一种追求形式美的艺术，人文关怀的主题也就被淡化了。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将经济社会学关于小群体的社会性互惠行为理论运用于内部劳动市场研究后发现，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群体互惠行为促进在劳动分工边界模糊情况下交易成本的节省与劳动和谐的提高，继而提高劳动效率。互惠行为引起高技能者的劳动技能溢出以及收益外部性，高技能者劳动技能溢出的经济外部性不能在劳动定价中实现经济收益，而是通过行为互惠合作中的情感收益得到补偿。此外部性将会造成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即高技能者收益相对偏低与低技能者收益相对偏高导致高技能者相对短缺和低技能者相对过剩。但是，通过提升高技能者的社会赞誉与尊重方式，可以补偿他们劳动技能溢出的收益外部性，从而缓解高技能劳动者短缺的问题。

要深入研究集体意向性，必须先回答四个问题：“意向性”为何物？意向性为什么可以是“集体”的？集体意向性有何种神经生理学基础？“集体意向性”为何重要？意向性是心灵借以指向、涉及或关于其自身以外的事物或事态的结构性特征；关于集体意向性的分析必须摆脱笛卡儿“我思”的幽灵，走出个体主义和还原性的分析，而坚持一种非还原性的整体主义；人脑“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为集体意向性的存在提供了神经生理学的基础；自我、语言、规范、制度性事实都必须通过集体意向性而产生，没有集体意向性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

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变量，然而社会调查中的职业编码很容易出现偏差。目前我国社会调查中主要采用访员实地编码与访问结束后由编码员进行集中编码两种方式。基于经验数据分析发现，这两种编码方式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受访员职业信息的记录质量、访员编码经验及访员自身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不同职业类别的编码难度有关。因此，在社会调查中要注意监控访员职业信息的记录规范，并采用有质控的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方式来提高职业问题编码的数据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