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行业管制的解除和竞争的加剧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服务提供者与顾客有效情绪互动的关注。作为脑力和体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已成为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近年来情绪劳动研究大量涌现，但基本上集中于营利和政府组织领域。作为社会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非营利组织员工也需要按组织规则付出相应情绪劳动。与营利和政府组织不同，非营利组织在组织层面所特有的组织使命和非政府民间性以及员工层面志愿精神和非均衡性人力资源构型，决定了组织员工需要付出更为沉重、复杂的情绪劳动并需要予以管理。情绪劳动及其管理的存在不仅给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内涵和视角，也给未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功能再造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公共生产力已然成为衡量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显著标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共生产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及伦理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要提高公共生产力必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重视推动组织机构改革和管理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并重视建立相应的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

美国第一次镀金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后经济快速扩张，一路高歌猛进。第二次镀金时代是指从里根执政到2007年金融大危机之前的二十多年，经济再一次放量增长，持续繁荣。然而，经济上的增长并非零代价，它伴随着对弱势劳动群体利益的牺牲、对社会长远利益的忽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美国两次镀金时代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政府对应的调控措施希望能为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些许借鉴。

人们将“北欧福利模式”视为西方福利国家的一种独特模式。北欧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社会保障、健康以及惠及全民的教育政策，换句话说，即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社会政策。近期的改革趋势不得不令人质疑：普遍性原则当前在挪威这个福利国家是否受到了威胁。大体上，福利国家都以不同的规范、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从几种主要福利原则可以看出，在现代北欧与欧洲其他福利国家近期改革中，重心从普遍性原则转移到更强调互惠性与标的设定原则。后两者更侧重合同、义务和激励措施，以使人们为个人幸福承担更多责任。

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过去二十年中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发生的积极化转型提出一些解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发生这一转型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因素：　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的后工业化发展；其他途径在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政党想通过创新性和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来树立声名的愿望。这一观点在丹麦、英国、荷兰、瑞典、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七个欧洲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轨迹中得到展现。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灾害”作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社会与自然双重属性特质形塑了灾害多学科交叉研究现状。学界对灾害的定义和认知多从自然科学视角出发，而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灾害概念研究尚少。对灾害概念进行社会科学解读，可以将关于灾害概念的认识划分为“事件—功能主义导向”、“脆弱性导向”、“社会建构主义导向”、“不确定性导向”、“权利资源分配导向”，并以“危险源—关系链—结果”为逻辑架构结构化灾害概念，从而廓清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灾害概念认识与研究谱系，并揭示出灾害社会科学的整合研究发展趋势。

政府信息共享是伴随着政府分工细化、公共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在科学数据、行政规制和行政给付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对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陈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共享也暴露出共享主体积极性不高、共享的有效性不足、共享的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信息共享的发展陷入困境。当前，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政府信息共享提出的新要求，只有结合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行政职能、组织体制和运转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共享开辟出一条脱困发展的有效出路。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国贸易成本的大小，而贸易成本的大小又会对一国产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　(1)　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当发达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落后地区时，两地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扩大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2)　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将使落后地区福利水平上升，但会使发达地区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存在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很大时发生；(3)　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需要相机抉择，最优决策取决于两地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计量语言学以真实语言交际活动中呈现的各种语言现象、语言结构、结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概率论、随机过程、微分与微分方程、函数论等数学的定量方法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观察、模拟、建模和解释，寻找语言现象背后的数理规律，揭示各种语言现象形成的内在原因，探索语言系统的自适应机制和语言演化的动因。对计量语言学现状、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厘清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走向，旨在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与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迄今仅有二十余年历史。目前，已建和在建的口译语料库尚不到10个，最大的也不过100万字，而且种类单一（会议口译）、标注简单。相应的研究数量较少，集中在口译文本语言特征和口译操作过程两方面。因此，未来口译语料库建设应注重以下问题： 多类型、不同性质语料库的建设与完善，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停顿、填充语、省略等副语言信息的精确标注与转写，口译语料库的信息对应，适合口译语料的检索工具的研发。同时，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研究应该考虑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集中讨论口译文本的语篇特征、口译实践策略、口译相关理论和概念的验证与发展等关键问题，促进口译研究与教学的协调发展。

目前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通常将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归因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这就会陷入“能力解释能力”的困境，为此就不能仅从组织行为及其结果的层面上探讨创新能力，而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赖以支撑的能力基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基础，而组织模块性和知识基础分别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基础和认知基础，动态能力在组织模块性和创新绩效、知识基础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