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转型及经济社会、科教发展的推动，要求研究型大学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学术治理结构，一些研究型大学因此进行了学部制改革。学部作为学术分类管理的平台，对指导学科分类、体现学科差异性有着重要作用。学部是落实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与载体，学部制改革对于科学合理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实行学术分类管理、整合优化学术资源、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还需进一步深化对学部制改革的思想认识，完善学部自身的运行机制，下移管理重心，厘清学部与学校、学院以及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委员会机制，明确学部的学术功能，确保教授治学在程序上的实现。

础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基础性通用人力资本。基础义务教育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建立以中央政府统一发放的义务教育券为基础的竞争性义务教育市场，这个市场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潜质的平等机会。通过教育券推进公平，通过学校之间争夺生源的竞争提升效率。基础义务教育需要延长到十二年，范围需要扩展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民基础义务教育经费可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所有地方都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二是在区分基础义务教育毕业生净流出地和净流入地的基础上，前者费用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后者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要建立学校教育质量信息的有效披露机制，克服学校和家庭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端。

清末"新政"年间，清政府以建立近代"新教育制度"为中心掀起了新教育改革的高潮。教育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教育行政组织、规章法令及兴学活动等为路径推行的教育政策始终贯穿于教育活动过程之中。为了规范并推动新教育而依次设立的中央与地方学务处职能隶属清晰，彼此分工协作，推动了各地兴学；学部的成立更是对方兴未艾的办学活动加以统辖及督察；科举制的废除有效地清理了清末新教育运动中的障碍。对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以及社会各阶层在教育改革中利益冲突等方面问题的探索，将有效地检讨清末教育政策推行中的诸多问题，并提供深刻的历史借鉴。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渐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权来看待，其法理依据主要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等。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的分配应考虑发展需要、人口数量、历史责任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素。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应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加强与发展中的大国协调的同时，适当支持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并重视碳排放权分配中的发展权问题。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工会关系是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与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反映，也受工会领袖的观念、方法及相关学者的理论观点的影响。全球化与工会关系突出表现在工会入会率下降、工会关系复杂化以及工会团结国际化。而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内部利益冲突加剧，工会共同利益诉求增多，且工会内部意见分歧加剧。工会矛盾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劳动立法弱化、集体谈判乏力等方面。工会团结的意义在于可以共同行动促进劳动立法的加强，也可以在集体谈判方面相互支持，从而促进工资增长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因此，工会应该加强团结，增进交流与合作。

徽州田价是徽商资本流动的风向标。以往研究认为，明代徽州田价呈倒U形增长或直线增长。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原因是其田价处理存在两类错误：　第一，天启前的徽州田价因忽视田税推割延迟而被高估；第二，忽视了亩的标准不一、亩价数据的高离散度对平均亩价有效性与代表性的影响。在充分考虑田税推割延迟的因素之后，以田价年租比代替亩价指标，通过趋势分析发现：　明代徽州田价既不呈倒U形增长，也不呈直线增长，而呈N形增长。这是徽商资本在嘉靖“严肃海禁”后大量从土地流向盐业、典业，又在万历商业环境恶化后持续回流土地的结果。

不能以贷款有无投向近代新式企业作为是否为商业银行的评判标准。按照现代金融学理论，19世纪50年代在实施了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本土商业银行。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属于纯粹的虚拟经济范畴，与现代金融投资交易相当接近，如：有固定的交易对象、交易场所；现金结算，具备复杂的交易层次与网络，信用交易特性明显；有做空机制，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具备平仓制度、经纪人制度、佣金制度和最后交易日制度。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市场属于一种货币远期，但尚未发展到期货阶段。基于19世纪中期传统金融向近代金融转型的时空背景，可以认定，近代宁波金融市场的空盘交易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创新，它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工具。

清乾隆年间卓奇图所辑的《白山诗存》和伊福纳所辑的《白山诗抄》是最早两种以整个八旗作家作为收录对象的诗歌总集，在清代八旗诗歌总集编纂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但两书一已失传，一仅抄本行世。后世有关文献在叙及两书及其编者时，往往存在各种错误，情形相当混乱。而事实上，两书从书名到卷数再到所收作者，乃至附录内容以及编者本人的基本情况，都可以通过考辨梳理，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避免各种错误继续流播。同时，将清代八旗诗歌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还做得很少，因而本专题的探讨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字是先民以'象形'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故'以形写象'的内在诉求极大地促成了'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中国古代早期书法批评中的兴盛。但到了宋代，米芾、朱长文等人则提出了'要在入人，不为溢辞'的新的批评观点，当时的书法史论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平实、明确的批评文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因来说，得益于文化向下的系列普及运动，以及宋初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从内因来说，一方面，随着文字的成熟，文字的象形因素已经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必然带来理解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书法技法的传承和书法作品的鉴赏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宋代的式微，既是我国书法史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告身是古代授官时使用的一种公文，通常由中央主管衙署行文，向被授任者本人告知经皇帝批准的授官旨意，供被授任者收执，以为凭信。但在政务实践中，告身的使用又往往溢出这一范围，导致诸多非本质的应用。尽管历代中央王朝颇为重视告身的管理，还制订了系统的官告用纸格式规范，但仍弊窦丛生，如空名告身供临时填入代授、滥授、鬻卖、制伪、窜改、惜授等，尤以五代后唐时期为甚。从文种学角度来看，就同一文种演化周期的各阶段而言，告身尚属于准文种性质，但已经处于由准文种向规范文种发展的过程中。惜乎这一演化没有完成，最后让位于诰命、敕命文种。

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或排斥都具有安全效应，认同将带来安全和团结，而排斥则带来威胁和不稳定。自我与他者的安全效应揭示了身份对于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反映在国际社会中，从静态的观点来看，国家身份尤其是国家的文化身份很好地解释了国际安全结构的构成；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国家身份变动尤其是大国的身份变动将引起国际安全结构的变迁。就中国而言，新中国国家身份的三次选择对东亚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未来的国家身份选择上应尽量符合世界期待，选择'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国家身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能否进行充分交往并逐步相互理解，而跨文化交往的状况能否得到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交际参与者是否具备跨文化能力。探索跨文化能力的构建也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最主要的领域之一。然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学术传统的某些影响和限制导致跨文化能力构建研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和偏误，包括“简约化”和“碎片化”的倾向、对“功效性”的迷思以及非跨文化取向的研究范式等，迫切需要我们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从更广阔的视界和更高的境界来重新认识跨文化能力构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局限，转换范式，使跨文化能力构建研究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

中国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但在语法学领域却被认为是后起者，其原因何在？中西早期语言研究到底有什么区别？从作者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比较古希腊Dionysius Thrax 的《语法术》和中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后可以发现：中西语言最小单位的差异在于希腊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词（至少Dionysius当初是这么看的），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字，这一差异可能是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之间差异的根源之一。

构式是范畴，英语双宾语构式是复杂范畴，其中至少有12群参与动词，其中give词群承继句形成典型子范畴，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释的例外语例。历时调查发现，从中古英语曲折标记消除开始，双宾语构式的语义发生专化或范畴缩容，至少有５类动词被排除出去。此专化过程现仍在进行中。在更广的历时视野中描述使用中语言的语用-语义-句法的复杂互动，可以揭示当代英语双宾语构式的演变进程和理据，澄清一些疑惑。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具有不同知识和专长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对团队绩效非常重要。作为团队处理和组织知识的一种方式,交互记忆系统能够整合成员的分布式专长以解决团队知识协作问题,从而使团队有效运行。虽然国内外不乏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关于变革型领导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是现有研究欠缺的。变革型领导不仅影响团队成员的交流和互动,而且影响团队知识的获取与共享,对团队认知结构的建立和运用起着引导作用。240位企业员工的实证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长、可信和协调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信任和团队反思对变革型领导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各维度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并购中员工有更强的离职意愿和更高的离职率已经被充分证明,相关研究者继而对并购中员工离职原因进行了很多探讨,并使其成为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领域的一个核心研究问题。以往文献主要从三个理论视角对并购中员工离职原因予以研究,即相对地位理论、高层梯队观点、文化差异观点。相对地位理论从并购双方员工的关系属性来分析员工离职问题,高层梯队观点则从并购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背景特征分析管理者的离职可能,文化差异观点是从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角度来解读员工的离职意愿。

高层管理团队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而高层管理团队能否制定正确的战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我国10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分析后可知,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对企业财务绩效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平均受教育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正相关;任职经验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正相关;平均年龄、年龄异质性、受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没有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