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200年间得到了创造性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艺术、实践得以集中共享。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西方文化长廊末端的基督教与东方佛教之间的联系在大约5-15世纪间开始大量减少,15世纪以后,这种关系进入了重建期。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彼此“分离”的宗教看起来十分不同。尽管每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但就其本质而言,诸宗教之间则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关联。信仰间的对话不是必须的,但欧亚宗教最好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制度化的“宗教”是这个复杂网络的服务器。宗教的“象征符号”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DNA解码序列的东西。

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亚述教会于7世纪(唐朝)传入中国,始称波斯经教,后称景教。亚述教会的波斯传教士似乎是借用佛教中莲花这样的标志,向中国民众介绍这种新的宗教。莲花的出现也使人们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产生了猜想。自9世纪开始,亚述教会开始在中国衰落,直到13世纪的元朝都没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宗教。元代亚述教会信徒身上佩戴的铜质十字架上出现的万字符标志也成为两种宗教间密切关联的一种证据。而在中国发现的亚述教会的标志----莲花和万字符,可能是波斯人从中亚带来的雅利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是取自中国本土佛教并与之结合的产物。由此看来,两种宗教间的联系可能要比原本设想的少得多。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过去三十年里,浙江通过县政扩权改革发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省管县财政体制扩大次省级政府的范围;实施一系列以GDP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推行以扩大强县经济管理权限为主要内容的强县扩权以及相应的人事制度改革。正是这套激励结构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互利耦合关系培育出了浙江发达的块状经济。但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从供给短缺转变为产能过剩,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稀缺转变为资本溢出,由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和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等问题使浙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因此,适时地发展出新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来推动次省级政府的行为转型,对于浙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借助ODI促成国内产业升级是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经济学界面对的一个较新论题。借助现有研究文献和典型案例,可构建一个ODI之母国产业效应机理系统,借以厘清ODI与母国产业变迁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据以提出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模型。鉴于中国企业ODI起步较晚,迄今规模不大,实证研究只能针对典型省域及典型产业进行。尝试性实证检验显示,ODI对典型区域的产业升级确有一定正效应,且与区域ODI规模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减员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优化员工队伍、提高劳动效率、增强组织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国内外不乏对减员效果的研究,但关于减员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事实上,减员有效性受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权变理论的视角,对影响减员有效性的行业、组织、个体因素进行系统识别与全面剖析尤为必要。就行业层面而言,行业类型、行业动态性和行业增长性等因素会对减员有效性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就组织层面而言,组织冗余、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减员策略等因素会调节减员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就个体层面而言,领导者、被裁者与幸存者的特征都会影响减员的有效性。针对这些情境因素,企业应综合调整策略方针,以尽可能实现减员增效的目的。

地方政府失信已成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最大障碍。通过对失信形成机理框架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分析发现:经济人自利是失信形成的意识诱因;行为主体的强势直接导致了失信形成;公共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失信的信息鸿沟;信用文化缺失促使行政价值的偏离;监督机制不足导致行政权力的泛滥。当政府系统总熵达到某阈值时,系统会向低级平衡系统转移,使地方政府走向最终平衡状态,形成地方政府的失信。在此基础上,可从管理协同的视角构建以信息公开、失信测评、责任追究、危害补救、守信激励、申诉复核六大子系统为主的地方政府失信惩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