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技术革命发生前,中国出版业的类型出现了重大变化,时间上主要是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即19世纪上半叶。在19世纪晚期"古腾堡式的机械印刷"传入上海时,机械化出现了,而在此之前正发生四种变化,它们导向的正是所谓文学现代性的后期标志。这四种变化包括小说的产量、发行方式、小说中表现的国际意识以及小说预期的读者构成。这些趋势的出现早于 19世纪晚期印刷技术革命,也早于 20世纪初期教育和文学生活中的变化。这表明在试图定义文学现代性时,必须既关注突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革命造成的因果变化的力量,也要关注连续性。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演说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也被清代官府用做《圣谕广训》的宣讲。西方传教士用中文传教所作的演讲,显示出与清代官府演讲不同的态度、内在思想和理路文体。这一变化实际上带有从古代到近代的变化。从演说体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所起的过渡作用。

缩小参照的范围一直是形式主义思想自命的任务,这种尝试是要通过将单个变量孤立出来,以科学实验的方式来规训艺术批评。一个更大的反对意见则关系到格林伯格对前现代艺术的处理,对此需要加以讨论,因为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是在与老大师们的对立中界定自己的。假如这一对立变得不稳定了,那么现代主义也许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即由另类准则来加以界定。

随着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兴起,人们发现形式主义已经走到了最残酷无情的绝对状态,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它在艺术上已经走进了一个彻底的死胡同。这种 20世纪 60年代中期激进还原的艺术得出了格林伯格学说的逻辑结论,即现代主义绘画不可避免地走向绝对平面性,而现代主义雕塑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绝对立体感的清晰度。本人的批评既是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理论的批评,也是对极简主义的格林伯格式鼓吹的批判。

作为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影响最大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 .格林伯格为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他提供了有关现代主义艺术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论证,从而成为讨论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立基点。而他的后继者列奥 .施坦伯格、迈克尔 .弗雷德,或从艺术史的角度批评了格林伯格的理论,或从哲学上推进了格林伯格的思想。直到今天,他们的议题仍构成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学科广泛讨论的焦点。

美国媒介的自由主义神话使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新闻记者是监督政府、捍卫民权的领袖,然而,这种媒介自由主义偏见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主流媒体对儿童医疗保险计划报道的个案显示,新闻框架存在显著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仅表现为新闻偏见的简单正负二分,更彰显于谁是政策受益者、推理基础何在以及争论复杂性如何等三个不同的信息维度。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单纯、政治冷漠的受众,媒介对官方信息来源的依赖,以及媒介对于那些有权操纵结果的政府官员的偏向,使得新闻报道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站在公众一方。新闻倾向性成为新闻决策偏见和官方新闻管理技巧之间互动的产物。

巴赫金理论受到各个学科的关注,近年来也有一些从传播学角度切入的,但多停留在简单的类比和运用上,研究很不充分。实际上,巴赫金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之一,值得深究,当务之急是从其思想价值入手。19世纪以来,在一种怀疑和断裂的思想氛围中,在人与人的相互隔绝中诞生了传播的问题 :在传播中思考世界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这是现代思想突变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结果之一。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交流和媒介问题,而巴赫金理论就是这宏大的知识背景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面对技术的主宰,对话思想能够丰富我们对传播的全面理解,对于我们思考传播和传播中的世界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

决策分析中的选择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理论赖以建构的基础。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复杂科学的兴起,以主观预期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选择理论受到极大挑战。面对复杂且不确定的真实世界,传统的短视的选择理论已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应采用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取而代之。与制订单一决策的选择理论不同的是,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往往会考虑多个相关的决策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当决策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不可逆的以及不完全预见时,计划要比决策有效。鉴于此,有必要以系统性的方式探讨规划的行为,以建立行为规划理论。为了建构该理论,可以采用公理化、心理实验及计算机仿真等研究方法。只有对制订计划的逻辑及其效果有深刻了解,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实现目标并存活下来。

隐喻无论是在战略管理学的理论构建还是实证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每种战略理论,如竞争定位理论、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战略演化和复杂性理论等都有其潜在的隐喻;这些隐喻归属于不同的范式,可以被用来解释组织战略现象,并且具有实证意义。同时,多范式的隐喻比单一范式的隐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而,基于多隐喻整合的战略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此外,隐喻及其整合在战略学术多样性和战略实践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经济形态发展到成熟阶段,标志着经济社会进入相应的经济时代。人类经济社会预计将于21世纪20年代末期进入生物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即真正的生物经济时代。每个经济时代的发展都符合“S”型曲线增长规律。生物经济时代将有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人本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并存,且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关系。生物经济在目前成长阶段表现出的法则雏形包括 :生物科技融合、超越自然进程、生物过程法则、生物科技产业不对称、全球化与研究尺度反比法则。比较分析后发现,生物经济法则具有协调性、整体性及包容性 ;生物经济是农业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人本化”理念将成为生物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 ;现代生物技术正在并将深刻变革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民间金融中的投资者在监督企业家时存在“免费搭车”问题 :外部投资者数量越多,对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监督效率越低。给定其他外生因素不变,企业自有资金越多,企业的技术效率越高,优质项目相对于劣质项目的成功概率越大,地区民间资本越雄厚,民间金融市场所依存的社会习俗、文化与规范等环境因素越优越,民间金融市场规模就越大;民间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越高,企业项目越有利于企业家牟取私利,民间金融市场规模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