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 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古籍印数关系到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书籍产量、市场大小、生产周期、生产经营模式、流通状况等方面。关于雕版书籍印数的中文史料记载颇不一致,显示了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而明清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书籍印数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系统的记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数据。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源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雕版印数可分为单次印数与最大印数。雕版书单次印数取决于技术因素和实际需求,普遍在数十、数百部之间。影响雕版印刷最大印数的因素有材质、环境、刊印技术、质量要求等等,印数极限可至万部以上。通过雕版印数可观察传统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比较长,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版者没有可能、也无必要在短时间内使书版达到印数极限,中国古籍的单次实际印数一般都十分有限。

刊印于南宋前期的《小畜集》、《续世说》、《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和《(嘉泰)会稽志》等书的页均印造价和书板价分别为 3 .367和 1 302 .703文足,均略高于元代后期刊印的《十七史》的32 .250文和《十七史》、《金陵新志》的平均数中统钞 9 .090两。元代两书的页均刊刻成本为中统钞5 .570 131两。宋代以降,雕版图书的页均印造价、书板价和刊刻成本似呈下降趋势。宋刊《杜工部集》、《小畜集》、《大易粹言》和《汉隽》的页均售价和利润相差很大,全国性的雕版图书统一市场似尚未形成。以上四书的页均现售价为7 .596文足,明显高于抄本的 5 .301文足,而抄本又普遍高于《小畜集》、《大易粹言》和《汉隽》的页均赁板印造价 3 .667文足、3 .433文足和 2 .769文足。这是赁板钱流行以及手抄本与刊本长期并存的主要原因。而短期内大印数需求的缺乏,则是活字无法取代雕版的主要原因。

明末以后,有别于以往仅作为文字附属品的插图,以绘画为主体的纯画本开始大量刊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古人像赞》、《明状元图考》、《金陵图咏》、《唐诗画谱》等各个领域的画本实例。在中国, 插图本原被认为是通俗之作,多数书籍都仅以文字构成。因此,书籍中开始添加插图,后来甚至出现以绘画为主的书籍,这可说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这个转变确实可视为原本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雅”的书籍之通俗化。早期刊行的插图本,如元代的《全相平话》等,便是以通俗市场为取向的。然而,细察明末刊行的画本,则可见在当时版画技巧提升的背景下,出现了水平相当高的“雅”的作品。这些作品都锁定水平较高的读者市场而出版。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读者的定位上,相较于不借助绘画的帮助也能够鉴赏诗词的读者而言,《唐诗画谱》、《诗馀画谱》等可以说是较低层次的或以所谓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出版物。因此,对于明末的书籍市场而言,大众化(通俗化)与精英化(雅化)的两个层面都有考虑的必要。画本与此类在晚明出现的新兴读者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而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大多数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建立在对总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估计上。由于劳动力统计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这些争论很难调和。工资数据比就业数据更为准确。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该发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个重要社会现象。地区收入差距所引发的跨省流动人口又与刑事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因此,控制流动人口因素是准确测度地区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分解跨省流动人口方法,可以解决两者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当某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则该地区刑事犯罪率将下降0 .44—0 .49个百分点,上述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该系数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表明在诸多收入差距因素中,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刑事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刑法典,着手起草新的刑法典。但由于诸种原因,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于 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97年, 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刑法典。新刑法典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如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六十年来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也相应地经历了起步、停滞、复苏、繁荣和迈向现代化的阶段。如今,中国刑法学不仅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理论刑法学和关注刑法运行的动态刑法学等不同的刑法研究分枝,而且产生了“刑事一体化”等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学术产品,并且在犯罪构成理论等刑法基础问题的争鸣中显露出中国刑法学派的端倪。

伦理豁免纵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横通“作证豁免权”等现代法律制度,会通伦理和法律关系、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渊源深、土壤厚、生命力强。因此在功能意义上,它从消极防御、积极建设两方面直接敦睦伦理,最终从根本上调谐社会秩序,为法治中国培育积极因子。对每个人及其家庭而言,伦理豁免是有权敦睦伦理的优先权,是人道而公道的;在民间,伦理豁免经由家族自治、乡村绅士自治、行业自治等一步步发育出基层自治,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培育法治生长点;在制度上,伦理豁免适度限制公权力, 保护伦理权,保障伦理圆满和绵延,在家和国、伦理和政治法律之间确定边界,防止国对家的挤压甚至侵犯,防止法律、政治等公权力对伦理私权利的不当介入和非法侵害。

《燕丹子》的成书年代及其与《史记》的关系至今众说纷纭。这为学界继续研讨既创造了条件,也留下较广的空间。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勾索与辨析,虽然不能确知产生该书的特定年代,但可辨明成书年代的下限,了解同一题材传说历史的流变轨迹。至于考察它与《史记》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将两者的相关文字进行比对,有无承袭即可了然

脍炙人口的乐府民歌《木兰诗》流传至今有两个版本,一是署名唐人韦元甫的《木兰歌》,它以“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开头,收入清人彭定求等编纂的《全唐诗》;另一个是同样署名韦元甫、收入宋人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的《木兰歌》,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流传最广。署名同、题材同、诗名同的《木兰歌》,何以内容有异 ?这两首不同版本的《木兰歌》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关系 ?比较两者的情节与语言风格,探讨两个不同版本各自所具的时代特征,进而通过名物制度比较研究,考察两者所反映的时空差异与传承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 :《全唐诗》所收以“木兰抱杼嗟”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属北朝本色民歌 ;而《文苑英华》所收以“唧唧复唧唧”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是经唐代文人对北朝民歌加工润色过的集体创作。由此可确定《全唐诗》所收韦元甫《木兰歌》是误收,应更换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的、《文苑英华》所收的《木兰歌》。

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近代以降,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在方法论上,日本多用直译法造复合词,而中国由于化学元素名翻译的成功,造新字为译名的方法被认为更符合汉语的本质。然而,来华传教士苦心孤诣创制的大量新汉字,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中日不同译名创制法对各自语言的近代词汇体系形成之影响表明,对于有限的语音形式,只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新汉字,不可能完成新的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理论基础是其哲学的“三个基本范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存在和第三性存在。与此相对应,皮尔斯提出了三个符号“三分法”。根据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他将符号分为拟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表征符号。它们相互依存,但其中某一项起支配作用,从而显示出符号主体特征。汉字“六书”可以在皮氏符号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象形字具有最强的拟象性,属于第一性存在的拟象符号;指事字和会意字通过符号与符号或标记的组合来指示某种关系,表达意义,属于第二性存在的指示符号;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具有最强的抽象性和社会规约性,为第三性存在的表征符号。后三者构成汉字的绝对主体,从而决定了汉字表征符号的本质。

对于欧洲大学而言,“博洛尼亚进程”是近年来居于首位的大事件。作为最早的倡导国和参与国之一,意大利积极融入博洛尼亚进程,并以此为契机改革弊端日益呈现的大学体制。改革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 861年意大利统一以来,意大利大学呈现出从精英到大众, 从分权到集权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要围绕“赋予大学更多自主权”和“提升大学质量”展开。1 999年《捷其诺条例》的颁布对意大利大学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之后,意大利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建立基于“欧洲学分互认体系”的学分制,重置本科课程,引入“3+2”学位体系,引入“Y”体系,颁发文凭补充文件等。这些改革对意大利大学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正不断深入并加速进行。伴随市场化、城市化和科技发展, 我国人口就业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动,灵活就业人口的规模快速增长,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这个群体,既是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而灵活就业人口参保,必然对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并将对社会养老保险收支产生重大影响 :参保后缴费人数增多,缴费基数多样化,缴费费率降低,缴费有效时间延长,收支不平衡风险加大。现阶段,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处在参保初期,对养老保险缴费收入增加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参保的消极影响在 2020 年以后将逐渐显现。因此,建议建立专门的进城务工灵活就业者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超规定年限缴费、以灵活的费率缴费、与缴费总额挂钩进行给付等三项激励制度;尽早建立起适应我国灵活就业人口参保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长期收支平衡机制。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哲学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尝试弄清楚那些与基本的实体论、认识论和标准化问题有关的见解,并充分表达这些见解。通过一种主体间方式,这些见解易于接近和论证。在轴心时代,技术意义上的哲学既不是希腊或欧洲唯一的遗产,也不是在其他社会文化中都能找到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促进或至少是发展共同思想观念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对“系统哲学是否可能”这一疑问的需要中产生。系统哲学预设在每一种哲学思想中都有不同的文化创新,这可能会影响到以下各层面的反思和论证 :(1)哲学的文化性困境;(2)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心主义;(3)文化宽容与文化超越。从文化中心主义、宽容与超越的视角看,文化宽容需要不同文化相互感兴趣,且要不断努力在需要理性的地方激发理性,建立人们对某种文化的信任感,并对此持宽容和超越的态度,这可能是当前一项主要的哲学任务。

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概念。但分别从自由出发和从责任出发来处理责任—自由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即权利在先意识和责任在先意识。分析这两种主体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运行,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当代中西方政治生活的差异性。在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人在选择中至少面临一种“想要选项”;而责任概念的关键点是个体面向未来、他人和它者。权利在先意识引导着自由主体性,在政治生活上主张把某种普遍的“想要选项”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政治称为权利政治。责任在先意识所引导的责任主体性,则把政治生活奠基于主体对未来、他人和任务的深入理解,要求每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并对政治家的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这便是问责政治。这两种由不同主体性所承担的政治体制各有利弊,简单地互相否定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任何好处。

竞争通常能提高经济效率,但现实经济社会中的确存在着竞争损失效率的情况,即过度竞争。现有理论定义了过度竞争的一般状态,但对过度竞争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零售业则关注很少。综合分析有关过度竞争的文献发现,如果用现有理论解释零售业的过度竞争,其定义无法体现零售服务价格的复杂性;低利润率和激烈的竞争手段这两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在零售业集团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也显得含糊不清、难以衡量,特别是用竞争手段判断过度竞争行为时,缺乏必然的联系。而在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都比较低且地域竞争明显的零售业领域,为什么也会出现过度竞争,现有理论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