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在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之所以呈现出相当大的个性化差异,并给地方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带来深刻的影响,关键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博弈,在中央下放的自主权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自主性空间.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权限、职责及行为边界的弹性化和模糊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潜在多元化的可能性,它使得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既可能基于其相对超前的市场经济认知信念或理性选择的行为逻辑,成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培育者和引导者,也可能因为受制于对政治风险的顾虑或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阻碍力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进程.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近代中国总需求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但其上涨并非直线运动,而是呈波动不居的逐步上升趋势.个人消费需求、民间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需求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个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消费支出由于总量甚微,对总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弱,投资需求对总需求的波动影响明显.中日两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而总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尽相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世界经济已开始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构成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的各传统要素正被服务经济所更新.服务经济已渗入企业、产业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各个方面,逐渐成为构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研究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经济的发展规模、结构状况与发展水平已成为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导变量.一国的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与维持更有赖于其服务经济的发展.

研究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思维逻辑起点.在拟定好所要研究的主题之后,选择切中肯綮的分析工具应是率先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法律的生命源于社会,要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现实化,须依赖于国家这一中介,其发展路径及特质同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状态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性紧密相连.基于此,在研究法律发展这一主题时,以"国家-社会"两分架构为切入点是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在此框架下,须以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出发点,对国家与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对传统予以界定,对研究的目标加以定位,唯此方能发挥其功能以达预期目标.

目前在许多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社区矫正起源于美国.理论上,美国的社区矫正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实行社区矫正主要致力于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然而,中美两国社区矫正的主管部门、矫正对象、矫正的方式方法等在实践中却大相径庭.中国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并非象征性的,自2002年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研究、借鉴美国的社区矫正经验,有助于完善中国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管理学研究实证化趋势日益明显,常规的普通调查存在着诸多弊端.管理学研究中应大力发展基于准实验设计的现场研究(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based Field Research,简称QEDFR),这将有效提高研究的整体可靠性、内在效度和外部效度.QEDFR的概念源于实验室研究,它的创新价值、设计思路、研究案例、实施因素、统计功效都与一般的实证研究有较大差别.严谨的实施过程和完整的设计体系是QEDFR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以哲学反思的方式凸显管理理论构建的本体意义,洞悉管理理论构建过程的内在规律,并了解可能存在的缺憾.通过对管理理论构建主体的哲学反思发现,管理理论的研究不仅应该从问题出发,而且应该以研究人员本身为起点;管理理论构建的双重研究客体使得管理学具备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综合属性;通过对研究方法的哲学反思发现,管理研究人员的基本研究导向为利用"元范式"的分析方法,提倡"元问题"意识,从而为管理研究者提供一个批判性的交流平台.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如何处理好组织与员工的关系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组织承诺就是探讨这种关系的重要课题.高组织承诺员工队伍是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组织承诺具有多维特性,不同维度的组织承诺具有独特的预测效力.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承诺存在显著影响,以往研究很少考虑人力资源实践系统对其整体组合效应及其作用过程机制的研究.从理性逻辑推理和研究成果而言,组织承诺对绩效具有较好预测力,其关系模式受到自主性等因素的缓冲作用.近期研究聚焦于组织承诺与相关概念间的区别,关注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承诺的影响过程机制,聚焦于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影响模式.上述研究成果,为深入分析组织承诺形成过程及采取相应的组织管理策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教育部门主要提供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产品.教育产品的提供方式是教育资源配置和利用决策中的核心问题.教育产品的基本属性表现为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受益上的排他性、正外部性、公益性,政府资助是促使教育产品供应最优化的重要条件.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具有公益性的私人产品,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基本上是私人产品.当前我国教育产品提供方式的基本格局为义务教育产品以政府生产和提供为主,市场生产和提供的范围很有限;非义务教育产品虽然主要依托政府生产和提供,但近期市场生产和提供的份额越来越大.今后我国教育产品提供应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学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政府应成为公办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民办学校的支持者;市场提供社会所需的数量有限的赢利性产品和较大量的非赢利性产品;中介组织更多更好地参与产品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采用科学、规范、高效的运作方式提供数量足、质量高、社会所需的各类教育产品.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既有研究往往注重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之外部影响,而对中国教育自身的演变过程关注不够.心理学的认知学习理论为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自身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及1866-1867年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为例,重新分析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内部关系,可以发现西方科学教育模式的可学习性、中国有学习西方教育模式的强烈功利性动机以及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自身分裂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教育模式的三个必要条件,而这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认知逻辑基础.

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是被国际法、我国《宪法》和有关政策法规确认的应有权利.然而当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依然存在着入学条件不公正、难以平等享用公办教育资源、隔离教育、权利保障薄弱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致使其平等受教育权大打折扣.只有从户籍、入学就学、财政投入、扶持民办教育、宏观规划、监督保障等方面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弥补制度裂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问题.

受文化、社会体制和个人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从业者现今并没有形成牢固一致的专业理念,新闻离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还有较远的距离.和新闻专业主义联系甚密的新闻传媒教育虽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从新闻从业人员处获得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目前来看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加强新闻教育中的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专业理念的追求,将是新闻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国内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的福利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消费者剩余方法忽略了农户的风险态度,难以解释农业保险对作物产量影响较小时的福利增加情况,从而难以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理论依据.并且,由传统理论推导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结论显得并不严密.基于传统分析的思想,引入效用最大化的方法对农业保险在影响与不影响作物供给曲线右移两种情况的福利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原有理论体系.

日本农村过疏化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200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5年的高机械减少阶段、1975-1985年的低机械减少阶段、1985年后的机械减少与自然减少并存阶段.其形成的动力机制有四个方面:(1)外部诱导因素: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化加快;(2)内部动力因素:农林矿业的衰落和自然环境的恶劣;(3)政策因素:相关政策的滞后和规划调控能力的欠缺;(4)自身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各种政策虽对解决日本过疏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先出现-再整治"的政策处理模式减弱了其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为此,为预防过疏化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蔓延,有必要加强城乡统筹规划,加快相关法规的制定,强化地区宏观的引导和促进农村社区的自立.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国内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的现状,产业投资基金应运而生,并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面对这样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其运作者应具备怎样的专业素质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以此为契机,可探索产业基金经理胜任力要素及其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基金经理胜任力要素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缓释能力、个体特征、学习成长、业务拓展和客户维护能力、职业道德等五个维度,胜任力要素与工作绩效之间具有较强的路径相关.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养老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基于"以房养老"理念创设的房产养老寿险这一新型金融产品,将对解决养老保障的资金筹措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然而由于以房养老事项的复杂性与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本产品的推出困难重重.要防止业务开办中因卖方身体健康状况评价的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种种风险,必须从人为提高掩饰成本和改变博弈顺序两个角度,加强对本金融产品条款的设计.

汉代文献《建武三年候长匡写移燧长病书牒》展示了古代牒文种的格式,从中可以了解其演变与古代的于支纪日制度.如汉代牒文既用于下级对上级,也用于民众对官府;三国至南北朝,牒又多由私人、民众上于官府进行诉讼;唐代,将牒文用途局限于下级达于上级;宋元时期,牒这一古老文种出现繁衍、解析;降及明清,分支为上行、平行、下行的牒.而我国古代对干支的系统运用,最后综合发展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