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已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当前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对我国发展全局极其重要。具体而言 ,要重视保护耕地和水资源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支持保护体系、合作组织体系 ,培养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农民。城镇化不可能解决全部"三农"问题 ,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并行不悖地进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盲目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标准 ,一定要认真结合当前的实际 ,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 ,从而选择适合国情的路径。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可以归结为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两个方面。以满足社员利益为宗旨和组织发展导向的自我服务本质规定性及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控制本质规定性 ,曾极大地促进了合作社的早期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革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正在发生漂移 ,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我国 , 并正在对我国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此 ,一方面 ,要充分认识合作社有别于其他组织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的不可避免性 ;另一方面 ,不必强制性干预这种漂移的发生 ,而应该鼓励合作社社员通过合作社章程自主选择是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种漂移的发生。政府部门则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合理引导本质规定性的漂移。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农民必然面临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以归属感、安全感和确定性为特征的共同体的冲击 ,农民工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应对“社会”的风险 , 农民工往往移植共同体到现代化的城市中以适应“社会”。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正在于解决社会转型造成的心理困扰 :尊重共同体的价值 ,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增加共同体和外界的联系 ,使共同体接触到异质性因素 ,缩短共同体和“社会”的文化距离 ,进而缓解共同体和“社会”的冲突。

鉴于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 ,通过金融创新使弱势群体尽可能享有平等的信贷服务机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然而 ,我国基层金融机构不仅存在严重的“失血”机制 ,更是缺乏与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相适应的信贷服务技术 ,成为制约其生存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台州市商业银行案例表明 :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 ,小额贷款不仅能按照商业化可持续原则实现金融机构、弱势群体、政府等主体共赢 ,而且能使弱势群体具有更好的信用 ,承受较高的资金成本 ;弱势群体贫困问题的解除绝不能仅仅通过给予多少资金等“输血”式扶贫援助 ,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创新使其尽可能享有平等的信贷服务机会 ,进而促使帮扶产生“造血”功能 ;借鉴国外成功的小额贷款技术 ,通过本土化创新将原先经验化的操作模式固化成能够复制的标准化贷款技术并进行推广 ,是弱势群体获得金融可持续支持的现实选择。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组织创新与变革管理理论 ,地方政府创新是两个基本向度的有机统一体 :地方政府自身的创新、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后者是前者的巩固和主要目的。地方政府自身创新包含紧密关联的四个核心要素 :组织文化创新、业务流程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信息技术创新。地方政府组织文化创新是整个地方政府创新的先导和保障。地方政府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公民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关键途径。

用户创新正在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 ,在企业的创新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因此对用户创新行为及形成条件进行研究尤为必要。从用户参与深度和参与阶段来衡量 ,用户创新行为可划分为三种范式 :用户主导创新、用户合作创新和用户自主创新。实证调查结果表明 :创新意愿、创新能力、代理成本、制造商支持、项目复杂度和信息粘性是用户创新的六个条件 ;不同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用户创新范式 ;处于不同创新阶段的用户创新行为也需要不同的条件。企业可在既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创新模式 ,以最大限度地整合用户的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企业的创新模式 ,发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实行了技术跨越战略与价值链提升战略 ,其共同点是都依赖于海外市场 ;日本却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需求 ,以破坏性创新颠覆欧美企业的垄断地位。借鉴国际上的创新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根据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市场特性 ,对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 ,我国应形成以破坏性创新为主导、以技术跨越为辅助的自主创新模式 ,并以深入理解我国客户需求、发掘我国文化内涵为根本创新思路。

已有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 ,难以准确揭示其物品属性 ,对其产权特征和产权结构也缺乏系统的归纳和界定。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家族的血缘、亲缘为基础 ,嵌入在家族企业组织及企业家个体中的一系列规范和结构 ,它体现在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 ,且具备双重物品属性 :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俱乐部物品属性 ,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则具有私人物品属性。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产权特征表现为产权客体的行为关系本质、权能构成的复合性和界定机制的社会性 ,其产权结构可分解为所有权及由其派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家族企业组织和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产权既相互区别 ,又有重合 ,企业家个体在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生成和传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干中学”一直被认为是一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拓展南北贸易框架下基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型 ,可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及企业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会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故我国应注重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培养 ,可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 ,进而提升我国动态比较优势。

民法物权中占有制度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产权信息交流的不对称性、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和权利客体的物理可独占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具有物理独占性 ,因此根据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理 ,知识产权权利取得、转移等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形式 ,不适用占有制度。但是 ,知识产权交易中同样需要保护交易的安全性 ,在某些情形下 ,如因真实权利人与实际行使人之间脱节而导致信息不对称 ,仍然需要适用类似于占有的制度 ,如善意取得等 ,来对知识产权客体的持有人及其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 ,不应绝对地排除适用占有制度 ,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对占有制度进行重构。

行政抽象命令不属于法律的渊源 ,但对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以及行政审判的意义不容忽视 , 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加强 ,行政权也会呈现出扩张的态势 ,行政抽象命令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权益的侵夺 ,以及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导致公权力的失控和滥用 ,从而使行政抽象命令的外部监督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基于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抽象命令监督的非专门性和非职业性 ,法院对行政抽象命令的司法审查作用又十分有限 ,因此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根据宪法、法律的定位 ,应当履行对行政抽象命令的法律监督职责 ,以克服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美国法规审查实行双重标准。传统上双重标准与基本权利的不同领域相对应 ,其内容结构僵化而固定 ,但近年来这种静态和极端的结构正趋于缓和且具有流动性。双重标准结构变迁的事实对其传统法理构成提出了挑战。对传统法理进行反思性重构 ,既可为双重标准变化了的情形提供正当性依据 ,也可为法规审查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展开拓宽理论空间。因任何权利都与人格权相关联 ,所以法规审查标准可依据受限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格权核心的距离来确定 :受限制的基本权利越逼近人格权核心 ,其审查标准越严格。我国宪法文本蕴含了双重标准的规范基础和制度空间 ,故可将双重标准法理导入我国法规审查 ,推进我国法规审查标准体系的构建。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近年开展了关于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践及表象的人类学研究。“革命”是诠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最核心概念之一 ,它包括始于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 1949年建国以后的 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 ,更是一个文化系统。革命的理念生成了新话语和新制度 ,同时以服饰、礼仪等形式被表象着 ,并被人们所实践着。新制度和新话语与传统之间有断裂 ,也有连续性。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现在 ,革命的记忆、诸制度被不断地重构。通过采用田野调查、问卷调研、文本分析、个人生活史研究等方法 ,21个研究个案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三个崭新的主题和框架 : (1)宣传、言说、服饰、电影中的革命表象 ;(2)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礼仪的重构 ;(3)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

学界一般都以政治代理主义和垂直的公共性来解释当代泰国的“买选票”现象 ,乡村选举被视为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薄弱的公共性的产物。一个泰国村庄的选举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公民代表如何与选民建立密切联系 ,以及地方头人如何在政党、政府部门与村庄之间或者说国家与地方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从而造就发达的公共交往空间。国家试图通过法律约束候选人与选民的交往方式 ,这必然导致民间社会的抵制。本土的公共性逻辑的可贵之处在于 ,公民总是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来定义自己的公民身份 ,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或虚构的场景 ,而是通过公民之间的交往投射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在将关于民主的普遍理解融入到本土实践方式的过程中 ,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由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多样化的民主实践方式。

21世纪初特别是 2007年夏天以来 ,伴随着全球资源性商品价格高涨和世界经济失衡加剧 ,主权财富基金蓬勃发展 ,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由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原因、资产规模以及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等因素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必将改变全球主要资产的供需均衡 ,进而影响全球主要资产的价格走向。在预测主权财富基金未来规模的基础上 ,就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全球风险资产回报率、无风险资产回报率、风险溢价以及市盈率等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 ,主权财富基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影响是同向的 ,且对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风险溢价和市盈率的影响也是同向的 ,且与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方向相反 ;“新增经常账户盈余的 86 .5%转移到主权财富基金”是主权财富基金影响四种资产价格的“拐点”。

依据 88个国家 1990 - 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对全体国家样本、发达国家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样本的金融结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 ,即不能盲目实行赶超战略和模仿发达国家建设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并对当前我国选择以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发展为补充的金融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明确我国经常项目结构特征以及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影响途径的基础上 ,就我国1982—2006年 FDI对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FDI是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能够解释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 14%左右。同时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 ,通过推动加工贸易等途径促进我国贸易顺差 ,从而增加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另一方面 ,FDI的利润汇回使投资收益账户持续逆差 ,从而部分抵消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因此 ,在调整“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时 ,应充分考虑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 ,统筹考虑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中国 R&D国际化水平逐年提高 ,但东部地区相对较高 ,中西部地区普遍较低。通过衡量中国各地区 R&D国际化的水平和效率、考察不同区位因素借由影响 R&D国际化效率而作用于 R&D国际化水平的机理 ,发现 R&D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高 ,技术进步指数较低 ,相反 ,R&D国际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低 ,技术进步指数较高。并且 R&D国际化效率对 R&D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市场规模越大、接收的外商投资越多、自身 R&D资源越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的地区 ,技术效率对 R&D国际化水平的贡献越明显 , 反之 ,技术进步作用较大。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世界性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 ,人们对公立学校科层制的批判呼声也日渐高涨。然而 ,诸多对公立学校科层制本身的认识及批判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片面性与不合理性。公立学校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公立学校科层制首先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其存在本身就有诸多可资解释的内外因素。科层制低效并非公立学校特有的、内生性的难题 ,私立学校也并不一定比公立学校拥有更高的办学绩效。我们应从一味反思、感性批判的态度转向理性、建设性的立场来评价公立学校科层制 ,以客观、全面、换位思考的姿态去积极克服公立学校科层制的弊端。公立学校的自主发展转向、公立学校的内部激励机制与内部事务透明化是改进公立学校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应对之道。

教材是供学生学习和阅读的核心课本。从广义上讲 ,教材还包括同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字材料。教材有三大功用 ,一是供学生阅读 ,二是供学生查阅 ,三是供教师授课参考。对于数量十分庞大的 20世纪西方文学而言 ,文学史就是整个教材的核心构成 ,其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挑选、阅读和学习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文本。写作文学史 ,首先需要转变文学史就是由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课本的固有观念 ,其次需要打破写作文学史的讲义式模式 ,三是需要遵循丰富、客观、系统和适用的原则。

语言与编校质量分析”课题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陆建平 ,女 ,浙江大学外语教学传媒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传媒语言分析与测评、英语教育、比较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 DOI : 10 .3785/j .issn .1008-942X .2009 .05 .081 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语言与编校质量现状 看我国“核心期刊”遴选陆建平</Block> (浙江大学外语教学传媒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58) [摘 要]“核心期刊”遴选以“载文量”、“被引率”和“影响因子”等文献应用指数为量化测度指标 ,突出期刊的影响力 ,科学性明显。然而 ,将期刊编校质量评价指标排除在“核心期刊”的遴选条件之外 ,其合理性值得探讨。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学术期刊英文摘要语言与编校质量分析”之课题结果 ,通过案例分析阐释了语言编校质量与期刊评价间的密切关系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核心期刊”遴选条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