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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字学史认知及其汉字文化圈意识

  • 李无未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最近更新:202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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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东亚及中日互动视域下审视日本汉字学史,是中日两国学者所面临的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并对日本汉字学史的学术脉络进行梳理,能充分展现日本汉字学史理论和应用价值,进一步明确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对象、框架模式、基本目标、研究思路及研究可行性。以东亚汉字文化圈意识为基本原则,寻求日本汉字学史研究之突围方向,可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日本汉字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

日本汉字学史在东亚汉字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究竟如何,我们只有通过“东亚之眼”透视之,才能对日本汉字学史的情况有一个基本估计。

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字学史的认知

一般来说,中国学者研究汉字学史,往往会把日本学者的成果纳入自己的视野。这说明,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字学史的成果比较重视。

(一)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一般情况

中国学者往往从中日两国关于汉字研究的学术关系入手来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期间,与王国维一道潜心学术,出版了极富创见的古汉字学著作,如《殷虚书契前后编》《流沙坠简》《鸣沙石室佚书》等,后人对此评价甚高。由《王国维遗书》等著作可见王国维甲骨金文简牍研究方法,即将地下的出土文字材料与纸上的殷商文献材料进行对比研究,构成“二重证据法

1。日本《艺文》《怀德》等期刊发表了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文的译文。罗、王与日本京都学派重要人物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学术交往甚深,直接促进了中日关于古汉字学的学术交流与互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就记载了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学者交往的许多事2。罗、王的甲骨文研究与日本学者林泰辅关系密,而章太炎对日本学者古汉字学研究的看法却与罗振玉差别很大,甚至带有明显的偏3

罗、王之后,郭沫若的古汉字学研究与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日本学者关系密切,值得注意。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郭沫若古汉字及古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不

,但对郭沫若与日本古汉字学史关系的研究还显得薄弱。此外,容庚、饶宗颐等学者的成果也需要我们从其与日本古汉字学史关系的角度入手探讨。比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之“吉日剑”考4]506、《金文丛考》之“林氏壶”考5,均提到梅原末治《欧美蒐储中国古铜精华6等著作。梅原末治运用器形学理论分析青铜器形态,该书收录了早年流入欧美的青铜器2506。容庚出版《海外吉金图录》,专门收集流滞于日本的中国青铜器,其在《海外吉金图录》序中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7。陈梦家《中国铜器综述》专门列有“日本出版物”一章,涉及田岛志一《中国古铜器集》、滨田耕作《泉屋清赏》等19种文8,表明其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铜器铭文的著作之重视。

9、刘10-12等也着力研究日本金文字学相关问题。但中国学者对滨田耕作古汉字研究成果关注有,对梅原末治古汉字及东亚考古学研究的关注也不

在日本甲骨学史方面,董作宾的《甲骨学六十年》提到了富冈谦藏、后藤朝太郎、高田忠周等的著作,但对林泰辅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关注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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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致力于搜集流散国外的甲骨文材料,编有《日本所见甲骨录》等著作。陈珏称饶先生“东走扶桑,西极罗马”,考释东西所见甲骨,是三十年“空窗期”(1941—1970年)中有突出贡献者,成绩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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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信和杨升

15、吴浩16、王宇信和具隆17等著作涉及林泰辅、岛邦男等日本学者的成果;徐义华论及林泰辅、贝冢茂树、岛邦男的经典性名18,但还是有许多日本甲骨文研究文献没有提及。

在综合性汉字学史研究中,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

19、黄德宽与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20等涉及许多日本学者古汉字研究成果。对某一类汉字的调查研究,比如李学勤《四海寻珍》涉及梅原末治、神田喜一郎等学者的研究成21;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部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附录《国外论著目录》(徐在国编)中专门以“日本”为专22,展示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战国文字论著目

日本学者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介绍日本古汉字学及历史学成果的论文也不

。《简帛》刊载大量日本学者文章,还及时介绍日本简帛研究动态,比如草野友子23。还有出版日本学者论文集的,比如《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高岛谦一卷24。译介日本学者成果的,例如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25,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中对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也进行了介15。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26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文字与中国今文字的大量成果仍然没有翻译与介绍,需要更多的学者努力做这项工作。中国学者对日本古汉字研究情况的介绍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缺乏系统性与全局性。

(二)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重要著作

1 中国学者从传播学角度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重要著作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专设“(汉字)向东传播史”一章,涉及汉字在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问

27。作者利用考古资料,补充传世文献史料叙述之不足,比如青龙三年(235)铭博局镜在日本京都府大田南被发现;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出土了大量石刻墓志、碑文,如700年的《那须国造碑》、711年的《多胡碑》等。这些足可证明汉字在日本之普及程度。

吕浩《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通过汉字在日本各时代传播与演进的统计分析,以及断代描写日本汉字字量、字频、异体字及形义关系变化,以传入、普及、传承和完善为线索,以古辞书为主要脉络,并结合日本金石、木简、古文书等珍稀文献,从字量、异体字、形义关系变化等方面细致地描写了各个历史时期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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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华珍等《俗字在域外的传播研究》专门谈了“日本现行俗字溯源”问题,涉及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关系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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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专题性著作

这方面著作有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

30、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31、张磊《〈新撰字镜〉研究32、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33,以及梁晓虹《日本汉字资料研究——日本佛经音义34、《佛经音义与汉字研究35、《日本古写本单经音义与汉字研究36、《日本“无穷会本系”〈大般若经音义〉研究——以汉字为中心37等。关于日本《一切经音义》版本,徐时38、李乃39等作了校订和增补。王平等发掘和刊布了日本《玉篇40。研究日本汉字政策的,有洪仁41、陈月42等。陈东辉则对日本汉字学史文献进行了考43-44

日本汉字学史研究成果

日本学者汉字学史研究基础十分雄厚,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 日本汉字学史成果举要

1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说文解字》等文献传入日本的情况。该书记载了当时日本收藏的大量的中国传统小学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比如《说文解字》,唐抄本《说文解字》木部、口部残卷等,其《玉篇》文献可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相印

45。日本学者小长谷惠及、矢岛玄亮对此有深入研46-47。孙猛提到,日本学者根据日本旧抄卷子本影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如室生寺本,此本远胜于《古逸丛书》48

2 “唐船持渡书”相关研究

大庭修以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而闻名中外。其重要著作《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

49与《宫内厅书陵部舶载书目50中的古汉字资料十分引人注目,比如《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就有《薛氏钟鼎49]456、《金石文萃编49]478、《金石文考略49]478、《许氏说文49]500、《段氏说文49]500、《汗简49]680、《金石韵府49]716、《金石录49]718、《钟鼎彝器49]722等,无疑促进了日本学者对古汉字的关注与研究。

3 早期古汉字研究学术进展

饭山春雄对早期古汉字研究学术进展进行了追

51,比如调查分析甲骨文与金文的研究问题,并指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4 探讨古汉字学与历史学等学科关系的著作

1945年以前,许多日本学者在进行汉字学史研究时,往往将古汉字资料与历史学、考古学结合,彰显古汉字学的考史、考古价值。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

52中的历史学研究法理论就值得关注。大久保利谦称之为“到1930年为止,几乎是唯一的史学研究法著作。坪井九马三将语言学、古文书学(相当于今古汉字学)、考古学、古泉(钱)学史料与地理学、年代学、系谱学资料并列,他认为,研究历史学离不开语言学、古文书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泉(钱)学史料的帮助。其“考证编”分为外部批判、内部批判、史料整理几个部分,他把古器物、古文书、古记录仍然当作“外部批判”的有力工具。坪井九马三认为,语言文字资料是国家社会的重要证据物件。古文书学是通过古文字研究古文书学的科学,即古文书科学。古文书学是史学的“右腕”。坪井九马三的这种学术意识与日本学者古汉字学研究意识是息息相通的。

5 将古汉字资料与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结合的著作

日本学者将古汉字资料与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结合,力图建立中国古代信史。其中较为有名的学术著作有: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1915/1944)、饭岛忠夫《中国文字之创作者与其制作之法则》(1932)、出石诚彦《中国上代思想史研究》(1943)、冈崎文夫《古代中国史要》(1944)、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1946)、白川静《金文学史》(1975)等。

其中,白川静《金文学史》等论及学者古汉字研究与日本古汉字研究的学术关

53。白川静说,郭沫若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古汉字,受到了日本滨田耕作《泉屋清赏》考释方法的影响。他认为滨田耕作《关于中国古铜器》(1903)以纹饰、款识、色泽、时代、文字诸项目为基准对铜器分类,是东亚最早的结合现代考古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青铜器分类的著作,奠定了东亚学者中国青铜器考古学分类的理论基础。白川静认为,梅原末治《欧美蒐储中国古铜精华》运用形态学理论研究青铜器,超越了古器物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了滨田耕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容庚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白川静的《金文学史》并没有提到“另类”的白鸟库吉与饭岛忠夫研究中国甲骨文的成果。白鸟库吉认定殷墟汉字属于战国时代;饭岛忠夫《殷墟文字的年代》(1933)推崇大龟四版等历法资料,也认定为战国时代。这与甲骨文为殷商时代的主流观点相反。

日本学者重视日本“京都学派”之学术史梳理,比如砺波护、藤井让治以人物为线索,研究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的成

54,大多与古汉字学研究关系密切。

6 古汉字学通论性著作

林泰辅《关于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是这方面的代表。成家彻郎考证此书于1907年完

55。我们将此书与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4)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许多观点惊人相似。中村不折也在构建古汉字学史框架上下了功56。日本学者比较重视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果,比如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重视利用中国商周铜器铭文、汲冢竹书去研究殷商西周57

7 甲骨文考释及辞书编纂著作

对甲骨文进行编纂与研究,林泰辅、内藤湖南、后藤朝太郎、滨田耕作、中岛竦、贝塚茂树、岛邦男、伊藤道治、林巳奈夫、白川静、松丸道雄等贡献卓著。现今落合淳思用126部首方式对甲骨文进行分类归纳,还设置了派生性的“副部首”91

58。中国学者关注欧美甲骨学史,像邹芙都、樊森《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就很系59。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则很早就关注欧美学者的甲骨学研60-61,其《殷墟学文献小志》等提到了更多欧美学者的甲骨学成62

8 金文考释及辞书著作

江户学者冈崎信好《扶桑钟铭集》(1778)汇集了当时日本各地寺社道场的钟铭汉字,给人们研究日本汉字学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金文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的是滨田耕作《泉屋清赏》《泉屋清赏续编》《泉屋清赏别集》等。梅原末治也参与到了《泉屋清赏》的研究中。梅原末治关于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学者郭沫若、容庚、陈梦家等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水野清一、白川静、松丸道雄、林巳奈夫等也贡献卓著。现在年轻一代学者研究中国金文学也有不俗的表现。比如《金文字典》(1974)、《金文集》(三册,1964—1990)、《拓影展大:金文字典》(1989)、《金文:中国古代的文字》(2019)等。引人注目的是浦野俊则《近出殷周金文集成》、高泽浩一《近出殷周金文考释》(4集)收录《殷周金文集成》(1994)以后出土的新发现的殷周金文,并对之进行考释。

9 简帛、古镜铭、古印、古钱币、钟铭等汉字研究

简帛汉字研究方面,大庭修、永田英正、池田知久等的著作是需要深入研究

63-65。工藤元男《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的国家与社会》(1998)、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楚地出土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2002)、谷中信一编《中国出土资料之多角的研究》(2018)等著作引人注目。高岛英之《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2000)等研究日本木简取得了重要成绩。林巳奈夫、富谷至、大西克也、户内俊介、野原将辉等学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汉语史成果突出,分别在汉语词汇史、语法史、语音史等领域贡献卓著。

在中国古镜铭汉字研究方面,富冈谦藏《古镜的研究》等著作具有开拓性意

66。梅原末治对战国、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铜镜铭汉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梅原末治发表《鉴镜的研究》(1927)、《汉以前古镜的研究》(著录“所谓秦式镜”140余面,1936)、《绍兴古镜聚英》(1939)、《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2)等,非常系统。驹井和爱《中国古镜的研究》以及三木太郎《古镜铭文集成:日本古代史研究要览》等也很出67-68。樋口隆康、冈村秀典等都是当代古镜铭汉字分类研究的开创者,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在古印汉字资料方面,日紫喜诚编《日本古代印文字典》(1999)囊括了中日古印汉字的许多文献,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古印汉字工具书。横田实《中国印谱解题》是最为翔实的中国印谱目录学字典。渡边隆男介绍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珍贵藏品及秦汉封泥汉字的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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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钱币汉字资料方面,日本学者把中日古代钱币汉字研究放入东亚国家经济与政治制度史等中研究。吉田贤辅等编《大日本货币史》40册,引起古汉字学者注

70。今井贞吉《古泉大全》(1885)“凡例”具有十分明确的中国先秦古货币汉字的国别地理意识。

(二) 日本综合性汉字学史著作

关于中国汉字文献传入日本,日本文献有许多记载。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大量中国传统小学书籍,比如《说文解字》与《玉篇》。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提到唐船所载《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字书入港入库的年代及售卖价

49]229-238。大庭修整理的《赍来书目》等所见中国汉字书籍目录资料十分珍贵,比如《字汇》《康熙字典》《考古类编》《说文字原》《金石录》《正字通》《秦汉印统》《五经文字》《杂字通考》《字学集要》等。

日本注重中国汉字学文献收集整理及研究。樋口勇夫《古碑释文》对中国历代碑文进行了考释,涉及许多正字、俗字考订问

71。建构汉字学体系的,比如冈井慎吾《日本汉字学史72。福田襄之介《中国字书史研究》则是从中国传统字书《说文解字》入手,以中国文献为主,但也适当吸收了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日本《说文解字》部首研究书提到了日本井上夬庵的《说文字母集解》六卷73。福田襄之介对日本学者汉字字书文献收集有遗漏,比如冈井慎吾《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笺证》、立野胤政校《康熙字典》、古川守卫《音训康熙字典:韵字平仄四声训译》、长谷川政忠编《训蒙康熙字典》、渡部温《订正康熙字典》及《康熙字典考异正误》、石川鸿斋《鳌头音释康熙字典》等。

(三) 日本学者构筑现代汉字学理论体系并发掘汉语史文献的成果

日本明治末期、大正、昭和时代,林泰辅、石塚晴通、安达常正、后藤朝太郎、中村不折等就是构筑汉字学现代理论体系的佼佼者。现当代日本学者汉字学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有:

1.石塚晴通的汉字文化圈内汉字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日本书纪研究篇——图书寮本》(汲古书院1984年版)、《汉字字体史研究》(勉诚出版2016年版)等;主要论文有《汉字文化圈典籍之集积、国际的传播及其之传承:以高山寺本之场合为例》(《国语和国文学》2012年第89卷第2号)、《文献之作成和受容(训读)》(《训点语和训点资料》2012年第129号)、《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HNG)的现状与展望》(《日本语之研究》2009年第5卷第2号)、《中国周边诸民族汉文之训读》(《训点语和训点资料》1993年第90号)等近百篇。

2.日本辞书。池田证寿《依据日本的古字书来从事汉语史资料研究》谈道:在日本,以中国的字书为资料,利用万叶假名和片假名,编辑了大量日本汉字音与日本语(和训)的对照汉字字

74。这些字书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学信息,尤其对汉语史研究十分重要。另外,池田证寿《日本辞书史研究——草创与形成》“字书”部分,对《玉篇》《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等文献价值进行了新的发75

3.对南齐佚书《篆隶文体》、唐代佚书《古今文字赞》等字书文献的发掘。阿辻哲次早就进行过《篆隶文体》研

76,近年来,大柴清圆与仲春康太郎等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大柴清圆的《古今文字赞》研究也十分引人注

4.利用敦煌文献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比如平山久雄的研

,他认识到,《毛诗》音反切作者已经具有相当于后世《韵镜》《七音略》等韵图的“等”和“开合”类概念与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发现。还有高田时雄的研究。

5.安达常正《汉字的研究

77构筑了汉字史理论学术体系,分为总论、汉字使用的现状、汉字的起源、使用汉字、汉字的偏旁、汉字的字音、汉字的运笔、熟字的读法等,已经非常系统化了。但其受日本“国字”学术理论影响,在建构日本汉字学(包括和制汉字)上下了功夫,力图与中国汉字学有所区别。

6.佐藤喜代治《汉字研究的脚步》所构建的探究模式,是一种将日本汉字学史及中国汉字学史进行一体化研究的做

78,包含汉字研究史、主要字典书志。他把韵书《广韵》《集韵》以及等韵图《韵镜》等汉语音韵学文献列入汉字字书之列。

7.菊地惠太《日本略字体史论考》从日本汉字略字体学史出发,深入研究日本汉字构形

79。还有井上辰雄监修、瓜坊进等编写的日本难字与异体字大字典对汉字的难字、异体字也进行了解80

8.笹原宏之《国字的位相与展开》《方言汉字》等著作进行了新的开拓,具有明显的当代日本汉字学理论意

日本汉字学史的价值认知及意义

对日本汉字学史的认知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字学史研究中极为薄弱的环节,日本汉字学史成果十分丰硕,但中日学者的认知还不够深入。日本汉字学史是目前全球汉字学史研究亟待重视的一个学术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学者全方位认知日本汉字学史应从如下方面着力:

1.建立全面而系统的日本汉字学史研究基本模式。就目前来说,虽然有学者对日本汉字学史进行了研究,包括当代断代学史的研

,但严格说来,这还不是汉字学术史研究,而只是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日本汉字学史学术领域自身的学术研究模式,需要学者再进一步艰苦探索,建立全面而系统的日本汉字学史研究基本模式。

2.揭示日本汉字学史基本面貌。对于中国等国家的学者来说,从发掘基础文献做起,扎扎实实地厘清线索,解决与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字学史研究的相关难题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日本汉字学史也不例外。

3.发现日本汉字学史的基本特点。除了汉字学史一般的学术特点之外,日本学者一百多年前就重视用世界的眼光看待汉字学理论问题,是值得中国学者特别注意的。

4.发掘更多的日本汉字学史珍贵文献,纠正汉字学术史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明显误解。比如林泰辅《关于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稿本,1907)被认为是东亚第一篇古汉字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次建构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古汉字学理论框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5.确立日本汉字学史在世界范围内汉字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及意义。比如后藤朝太郎《汉字研究》(1910、1933)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利用古汉字资料研究汉语上古音复辅音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学术界并不了解。

6.揭示中日汉字学史关系。比如研究日本学者中岛竦与唐兰古文字构造“三书说”“自然分类法”的理论来源问题。

研究日本汉字学史对今日东亚国家汉字规范及推广、汉字教学等研究来说也十分必要,它是奠定东亚汉字学史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日本很早就进行东亚汉字规范的理论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著作,其汉字学意识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

日本汉字的命运跌宕起伏,也有一个“汉字存废之争”的学术史观察问题,比如福田恒存的研

81。日本“国语国字”论争史与中国国语运动史存在着密切关联。

胡以鲁、徐通锵、潘文国、李如龙等学者十分注意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日本学者对此类理论问题也有讨论,比如石黑修、铃木孝夫

通过今天学者的研究,裨补日本汉字学史研究的缺憾,可达到正确认识日本汉字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目的。比如对高田忠周《汉字原理》(吉川半七1904年版)628部首的研究,就可以利用今天古汉字成果加以辨析与验证,其中许多观点与出土古汉字资料相印证,有一些结论是正确的,有一些结论则需要新的出土汉字资料验证。因此,其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基本目标

白川静《中国学研究法》强调了研究中国学中的文字学、文献学、研究法三个学术范

82。其中,文字学讲汉字的构造、语义的变迁(训诂)、方言、音韵;文献学则包括书籍系统的形成、书籍系统的变迁两个方面;研究法则分为“考古派之前”与“考古派之后”两个方面。“考古派之前”讨论文章语体的确立、训诂学、原典批判、辨伪之学、疑古派问题。“考古派之后”则讨论考古派、社会史研究、考古学、甲骨学、金文学、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问题。当然,日本学者也有对白川静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的。

研究日本汉字学史需要建立起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认知范畴,有一些问题是必须明确的。其一,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对象。以近现代日本汉字学为研究对象,涉及诸多问题,比如日本学者在这个时段对古汉字学研究特点的认识、古汉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专题性研究、古汉字学通论架构体系、中日古汉字学史比较、日本古汉字学经典文献、日本重要古汉字学家的研究贡献等内容。其二,日本汉字学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包括日本汉字研究理论与方法、日本甲骨学史、日本金文学史、日本简帛汉字学史、日本镜铭汉字学史、日本古印及货币汉字学史、日本汉字字书学史、日本汉字学理论史等。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布局,尽可能地做到系统化、科学化,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日本汉字学史的面貌。其三,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难点。(1)日本汉字学史文献特别分散,要跨国收集与整理。(2)对日本汉字学史文献做到有效解读,需要多语种、多学科的背景知识支撑。(3)一些汉字学史争议问题有待正确认识。(4)在梳理浩如烟海的文献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学术系统。其四,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目标。主要目标是形成日本汉字学史研究新模式,为更为完善的日本汉字学史研究奠定范式基础,从而掌握日本汉字学史的中国话语权。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思路、方法与可行性

(一)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如下:

1.探究日本汉字学史自身各个要素的萌芽、生长、形成与变化的历史,形成日本汉字学史研究演化的外部推动力与内部结构运行机制。

2.发掘日本汉字学史文献,确定其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3.考察日本汉字学史理论与方法。有两种:一是日本学者研究汉字学史运用的理论与方法。比如押目传一郎从汉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图画与文字、语源学、比较文字学、出土碑刻文献、宗教学、佛学、日本语言文字学等视野观察象形字,方法论意识明

83。二是我们研究日本汉字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要按照几千年来形成的汉字文化圈意识去审视东亚各国汉字研究的关系,进而建立日本汉字学史基本理论体系。

4.总结日本汉字学史所彰显的日本学者的独特学术贡献及价值。

抓住这些学术主线,就可以将日本汉字学史的基本面貌展现出来。

(二)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研究方法

研究汉字学,科学的方法论极为重要。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1.学术史范畴研究方法。2.学术史文献学研究方法。涉及日本汉字学史的汉字学文献目录方法、汉字学文献著录方法、汉字学文献版本方法、汉字学文献辑佚方法、汉字学文献辨伪方法、汉字学文献校勘方法、汉字学文献考据方法、汉字学文献数据库方法等。3.汉字学研究方法。比如:(1)汉字书写分类方法。从汉字的书写载体可分为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玺印文字、碑刻文字、写本汉字等类别。(2)汉字时代分类方法。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3)汉字来源分类方法。出土汉字与传世汉字、俗写汉字及文书学文献汉字等。(4)汉字学考释方法。许多学者有过总结,比如字形比较法、谐声分析法、辞例归纳法、综合论证法、历史比较法、语法分析法等。

(三) 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的可行性

根据发掘资料的性质进行分类整理与研究,比如按古文字时代和文字的书写载体进行分类整理与研究。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也要注意对这些资料进行著录、辨伪、辑佚(比如甲骨文缀合、竹简文字拼接)等方面研究。对日本学者各类汉字的学术进展进行考察与研究,综合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辨析,进而得出结论。

第一,以日本汉字学史文献为依据,并结合日本汉字学史研究实际,建立自足的理论与方法。第二,使用日本汉字学史文献之前,还要注意对它们进行文献鉴别与文献整理,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去伪存真的程序。第三,将日本汉字学史文献处理为可利用的数据信息,是科学运用这些文献研究日本汉字学史的当代学术趋势。第四,进行日本汉字学史研究时,要注意日本汉字学史理论和方法运用的有界和无界的关系。第五,在日本汉字学史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成功地运用了一些科学性很强的研究模式,比如日本汉字学史的“双线”“多线”模式、层次分析模式、断代史模式、比较史模式、“演化尺度”模式等。

东亚汉字文化圈意识

国际汉字学史研究已有不少,李学勤认为,容庚《海外吉金图录》《商周彝器通考》以及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西周铜器断代》等都为国际视野下的古汉字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以东亚为视域,兼顾欧美视角,才会在研究意识上有所改变。青木武助《文字之话

84是从世界文字史的角度思考东亚汉字问题的。前田默凤《东亚新字85讨论东亚汉字问题的背景是,日本学术界面对罗马字、假名的使用浪潮,关于废除汉字的种种争议愈演愈烈,而中国、朝鲜等国学者也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前田默凤建构了东亚汉字理论体系,与此相应,他也制定了一个“东亚新字表85]37-129。河野六郎自1963年提出汉字文化圈的概念后,今天一些学者重新检讨东亚汉字文化圈概念及其是否成立问题。东亚汉字文化圈意识是中国学者认知日本汉字学史实现学术突围应该具有的学术意识。

(一) 东亚汉字文化圈意识:东亚汉字学研究的特色

林泰辅《关于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古汉字变迁三期说、古汉字构造“象形指事二书说”、古汉字分域研究、古汉字八种分类等学术思想,在东亚古汉字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该书可以修正一些学者的说法。比如曹锦炎就认为容庚《鸟书考》(载《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是最早的系统研究鸟虫书的成

86,而林泰辅该书中已经定名为鸟虫书,并将之作为“鸟虫文”类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林泰辅说,《说文古籀补》载录古玺汉字306字、古陶汉字71字,但其中混入了汉以后的汉字。对古玺汉字专门进行研究,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肖87以罗福颐《近百年来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80为依据,认为清代学者慎重,仅说“似六国文字88,王国维则首先肯定古玺文字是战国文字。林泰辅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古玺文字研究的新思路。

随着青铜器的不断出土,铭文文献材料的不断发现,相关研究也就愈加深入。中日之金文学研究已经构成了互补关系,这也已经成为东亚汉字学史一个极其突出的特色。

朝鲜半岛学者与中日学者构建的汉字学理论研究体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韩国学者李炳官等《中国语言学史》涉及古汉字学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到了日本学者的学术贡献,比如对甲骨文的研

89

樱井义之对伊泽修二编《同文新字典》(1909)进行了解题,基本意图就是收录中、日、朝鲜半岛共通的实用汉字6 000多个。是书经过了日本知名学者高田忠周、中国知名学者张廷彦、朝鲜半岛知名学者俞吉浚的修订,凝结了东亚各国学者的汉字研究心

90]518。王平、河永三谈到了朝鲜半岛汉字字典的种91。韩国《汉字研究》刊登汉字相关的论文。日本《汉字学研究》期刊也很有名,起到了沟通东亚与世界汉字研究信息的作用。许多学者从东亚角度研究汉字,也是重要的学术视点,比如黄卓明、李华、周玳

何华珍与阮俊强、何华珍与刘正印等的著作对越南汉字学史研究作过介

。另外,阮氏黎蓉提到《千字文解音》及其译本的越南造字及其与中国俗字的关系问题,黄氏秋水提到《洪武正韵》作为字书也受到了重

(二) 以东亚视域认知日本汉字学史:以金石学为例

1 日本金石学史

日本金石学史是日本汉字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金石文献传入日本,日本文献有许多记载,比如大庭修提及的《金石碑板考例》《金石索》《金石录》

49]170,251。神田喜一郎《宋代金石书目92对此有深刻研究。藤原楚水《书道金石学》以书道研究为出发点收集资料,金石与法帖并重,其内容以金石学与书道为93。赖惟勤《中国语学史讲义94介绍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等。松丸道雄《新编金石学录》“绪言”称,近年来,中国金石学研究酝酿着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就是在过去辨别真伪的基础上进行再检95

2 朝鲜半岛金石学史

朝鲜半岛古代的金石学也很发达。李昌世《韩国金石文全书》(1976)“刊行序”就说,古代韩国学者文集中就保存着许多金石资料,金石学与韩国古代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关系十分密

96。从高丽时代、朝鲜时代到日本侵占时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著作。比如《大东金石帖》《海东金石苑》《朝鲜金石总览》等。朝鲜宣祖之孙李俣编著的《大东金石目》首次对朝鲜半岛内的金石墓志等予以著录,并写有简单的解题。此后,一些学者文集中也不同程度涉及相关金石碑志的考订。洪良皓的《耳溪集》有新罗时代金石文的考证文字。安鼎福编著《东史纲目》、韩致渊《海东绎史》也都不同程度地引用当时人能够看到的一些金石碑志资料。

王平、河永三还提到朝鲜时代许穆《金石韵府》一书收录了大量的古文字形,比如籀文字形,该书受到中国明代朱云《金石韵府》的影响,其韵部的编排与中国版《金石韵府》基本相

91]85-86

中国学者也注意研究朝鲜半岛古代金石学,比如黄建

97、柳向98等有所探讨。拜根兴指出,《金石萃编》收入朝鲜半岛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99。随后董诰编撰的《全唐文》中不仅收录上述碑铭,还收录同样出自朝鲜的《刘仁愿纪功碑》。随同朝鲜使臣来到北京的朝鲜学者金正喜、赵寅永、金命喜等人,频繁和中国金石学者翁方纲、阮元、刘喜海等接触,赠送拓自朝鲜半岛的金石拓片。刘喜海最终将收集到的朝鲜金石文编辑成册,并潜心研究,《海东金石苑》八卷得以问世,成为中国最早的关于朝鲜半岛的金石总集类书籍。

斋藤忠《古代朝鲜、日本金石文资料集成

100有古代朝鲜、日本金石文的对照年表、拓本集录、所在地、参考文献、古文献集录,坂诘秀一对该书有重要评101

李俣《大东金石书

102、葛城末治《朝鲜金石考103最早建立朝鲜金石学及其汉字理论系统学术框架,但许多学者并未充分认识到两书重大贡献之所在。

金元龙《韩国考古学概论

104提到,1949年,在朝鲜大同江河口南岸黄海南道安岳郡古墓发现重要壁。在古墓侧室左侧壁上发现7行68字“墨书铭”,其墓主人东寿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燕慕容仁的一个部将,“使高句丽降服”。这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一个重要见证。

(三) 由东亚汉字文化圈意识进而具有世界文字意识:日本汉字学史方法特色和理论创新

以国别为视角专门研究汉字学史,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学科方法论意识。具体来看,日本汉字学史范畴下的历史分期方法、学术关系确定法、东亚内部“环流”比较研究法、内外运行机制分析方法、学术互动研究法等,都与众不同。以学术谱系观察近现代日本汉字学史会发现,日本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日本学者与朝鲜半岛学者,日本学者与越南学者,各个流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理论与方法的相似性、相承性与变异性。

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字学史研究构成同一范式谱系的典型例证,比如林泰辅与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与饭岛忠夫,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与郭沫若、容庚,出石诚彦与津田左右吉等。中国清代姚际恒疑古思潮对白鸟库吉的影响、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受到高本汉考古艺术学的浸染、中国甲骨文等出土文献大发现震惊世界,就使得日本汉字学史研究更具个性化,京都大学学派、东京大学学派等学派纷呈,展现出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

高桥龙雄《世界文字学

105是当时从世界文字与东亚文字角度思考汉字问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他谈到了文字定义及其分类、意字的发达、音字的发达、假名文字的历史、特殊用途的文字、文字的迷信、汉字的利弊等尖锐的现实问题。

矢岛文夫、佐藤纯一等翻译的《世界的文字大事典

106重新认知了世界文字及东亚文字历史,当然也涉及汉字学史问题;庄司博史《世界的文字事典107代表当代日本学者对世界文字学史的理解,其中专列“东亚文字”一章,其中重点讨论汉字学问题,亦可见其学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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