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平台日益成为新型组织形式，其承担的资本职能值得关注。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指出，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及其循环过程是社会生产的前提，并且从中独立的商业资本会在流通领域实现并分割剩余价值。数字平台日益表现出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二重资本职能，以及商业资本主导地位加强的特征。数字平台不仅能够推进实体经济生产模式中的生产资料数字化转型与生产者零工化转型，还会在提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的同时，不断超额分割实体经济利润而致其萎缩。这启示我们要加强对数字平台资本之弊的规制，加强对数字平台要素之利的促进，加快从内探寻平台与实体的融合点，加快从外完善利益分配模式等。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大态势不断重塑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其所具有的广大辐射范围、迅捷发展速度以及纵深影响程度，使其日益成为各国竞相发展之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作为一国经济立身之本，是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因此，“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一 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
产业资本是资本循环总过程中资本价值呈现形式的总称。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被分为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四个步骤，其中交换又蕴含在流通之中，而分配则是在流通结束后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割，以保证各方利益和需求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持续进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进行，资本价值总是会以这三种形式不断发生动态转化，从而构成资本总循环过程。马克思指出，这种“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拋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
（一） 产业资本职能形式及循环过程
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产业资本三种形态职能各不相同：货币资本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剩余价值创造提供物质基础；生产资本是为了生产商品，创造剩余价值；商品资本则是为了销售商品实现剩余价值。职能不同也为后续商品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成为在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商业资本提供条件。不能孤立地审视三种不同形态资本的具体职能，必须将其放置在产业资本整个循环过程之中考察。
三种资本形式循环运动。产业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的不同形式，进行连续继起的循环。货币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的起点与终点，这也“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
资本循环需要三种资本职能形态并存。从产业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来看，要想保证其循环的连续性，必须由三种资本按比例构成，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三种资本职能形态的先后继起，即遵照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再到货币资本的顺序。马克思还进一步在产业资本中引入时间变量，将资本循环时间总结为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之和，从而在对流通领域的深入剖析中考察了与产业资本紧密相连的商业资本。
（二） 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关系考察
马克思从历史层面考察了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从历史起源来看，商业资本的出现远早于产业资本的生成，它源于商人资本这一“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作为在流通领域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并从中获取利润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的存在以商品资本流通和货币资本流通为条件。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要想转换为商品，就必须在内在价值上表现为不同产品之间使用价值的交换，反映在形式上则是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买卖活动。为了使这一活动能够持续高效发生，需要一个独立的专门化的中间商来履行买卖职能。由此，作为商业资本前身的商人资本，其“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
商业资本是一种不生产利润而只分享利润的资
二 数字平台的资本职能二重性表现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数字平台在诞生之初仅仅是一种用于连接双方主体进行交互的场
（一） 数字平台产业资本职能表征
数字平台的出现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创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一般生产过程包含两个维度：生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和生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过程。其中，具体劳动过程包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大要素，数字平台也从这三个维度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在劳动对象上，马克思指出：“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过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
数字平台执行产业资本的意志。当数字平台取得融资之后，便会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货币资本用于雇佣技术开发人员和寻求独立承包商进行平台运营维护、数据分析与挖掘、平台管理及辅助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平台承担货币资本的职
（二） 数字平台商业资本职能表征
数字平台在流通领域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平台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这些用户群体包括消费者、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
数字平台通过提升商品和服务流通速度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模式，执行典型的商业资本意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传统商业资本，数字平台所具有的强大算力和算法，使得它具有更强的集中性。它既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商业资本中对人力的高度依赖问题，又能借助虚拟交易空间的强包容性和渗透性实现资本、商品和劳动的数字化随意流通。由此，相关监管成本巨大且难以监管，平台趁机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谈判优势侵害以分散的众包者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体的利益，通过商品和资本等的非在地性进行跨国避税，这些客观因素促进了数字平台的集中
（三） 数字平台二重资本职能趋势
从数字平台的形成发展路径来看，除工业数字平台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资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产物外，其他数字平台在未形成之前，都是作为创意概念出现的。由于创意未来发展的风险性，数字平台只能凭借其所谓的创新性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再与技术和创意耦合形成，或者作为创意类项目经由各类基地直接加速孵化生
在空间维度上，产业资本职能的三大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占比在平台作用下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式结构（见
图1 数字平台三种资本职能占比的哑铃式结构
在此基础上，商品资本自然而然就在数字平台的资本职能形式分割比例中占据主导。实际上，这部分就是数字平台围绕销售商品所支出的资本，是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的集中转化形式。在上一环节中，数字平台本身不存在生产或外包生产过程，加之受到平台本身的虚拟性影响，平台无法直接从事有形商品销售，如亚马逊平台主要负责为实体经济生产的有形产品提供间接的线上销售渠道。对商品而言，销售环节是其得以从商品资本转变为货币资本的“惊险一跃”，也是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和转移的重要途径。而对数字平台而言，协助完成商品销售是其能够从生产商处分割剩余价值的重要前提。因此，数字平台在平稳运营后必然会分割大量的资本投入商品销售领域以形成对市场份额的绝对占有。例如通过平台补贴、免费或低价提供服务、邀请新人免单等方式吸引大量商家与用户进入并提升黏性，其中商品促销价格与原始划线价格之间的差额就需要平台通过商品资本加以补偿。若平台的商品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填补推广阶段的巨额亏损，熬过实现正反馈的临界点，平台便能充分占据市场，进而实现规模经济乃至形成垄断，反之平台便可能直接倒闭。
在时间维度上，数字平台的资本职能循环形式依旧呈现出时间继起的连续性运动，但也彰显出时间上并存的发展趋势。在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资本盈余、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充足的现实情况下，数字平台在获得融资后，能够在最短时间和最大空间内完成货币资本的购买，实现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职能转变的时间压缩。当生产资本出现后，数字平台依靠内嵌的生产环节以及通过外包或众包形式撬动的外部生产环节，同步进行生产。相比于传统生产过程，这一模式能够有效整合社会闲散资源，形成生产合力，进而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从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转变的时间。当步入商品销售环节后，数字平台的数据分析与强整合能力得以彰显。数字平台通过前期推广阶段形成庞大的用户群体，通过对用户需求偏好等行为数据的大量收集整合，进一步生成用户的“消费画像”，通过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向第三方广告商出售广告位等营销手段与模式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刺激，并不断调整市场中的商品生产与供给，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以及传统营销手段、技术与模式的全方位整合，数字平台形成对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强大控制力与引导力，获得对市场的垄断地位，进而提升从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变速度。
强变现能力也成为当前数字平台的一大突出优势。得益于数字平台对社会各方资源的调配，资本运动的总时间不断减少，资本循环与周转速度加快，剩余价值快速实现。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为了追求更加庞大的价值量，意图不断创新其利润来源，致使资本职能循环在时间上表现出同轨并存的现象（见
图2 数字平台资本运行下的资本职能形式
三 数字平台主宰下的实体经济生产模式转型
关于实体经济，当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其与虚拟经济的区分及产业层面划分来进行考察。前者主张实体经济是与虚拟经济相对而言的；后者主要是从产业层面进行划分，狭义上指代制造业，中间意义上指代农业、工业与建筑业，广义上包含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产业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
（一） 生产资料的多元化变革
生产资料是对生产过程之中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总称。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人们能够获取的劳动对象十分有限，主要以自然存在的各种物质要素为加工对象。随后伴随着社会分工与需求的不断细化，劳动对象的获取方式不断创新，范围不断扩大，货币、资本、信息等新型要素以及棉纱等中间产品等也逐渐成为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大，离不开劳动资料的不断革新。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起点。“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数字平台的出现使得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发生了多元化变革。一方面，数字平台的高效性、连通性等优势使其日渐成为重要劳动资料。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将原有的社会生产过程和场景进行解码，并通过互联网进行重组与耦合，打造出一个与现实场景完全相同但附加功能更加多元的虚拟空间，从而实现对传统生产时空领域的无限延伸。进一步，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强分析和处理能力，数字平台将传统实体经济的线下生产过程全面解码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通过平台空间以任务形式分包给独立承包商，并全方位监控其在虚拟空间内的动向，实现了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时空超越。当各个模块的生产任务完成后，制造业便可通过数字平台的整合功能进行串联，有效避免传统流水线模式下的生产低效性和非连贯性。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出现使得数据逐渐成为当前时代的核心劳动对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技术发展持续跃升，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使得传统劳动过程转化为数据的技术成本显著降低，数据成为生产领域的核心资料与表现形
（二） 生产者的零工化转型
在传统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者主要以雇佣工人的身份存在。雇佣工人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劳动呈现出异化状态，私有制得以出现。在此基础上，大量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而货币所有者成为占据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此，劳动者想要维生、资本家想要获利，就必须生产。而“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技术在推动劳动资料变革的同时，还创造出数字零工等新型生产者。马克思指出，机器对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创造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并使其沦为产业后备军。而在数字平台强吸纳性与连通性作用下，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向数字零工转变。数字零工具有非正式性、临时性和零散性等特
四 数字平台主宰下的实体经济利润趋势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先进技术与资本运行载体，在履行产业资本职能时能够极大地推动实体经济生产模式转型。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随之提升，整个社会剩余价值总量获得了提升。但随着数字平台的商业资本职能不断显现与强化，在商业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利润下降，实体经济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受阻，表现出生产萎缩甚至实体企业破产趋势。
（一） 技术赋能社会剩余价值总量提升
技术进步能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进而提升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关于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升，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利润普遍增加。具体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改变资本技术构成进而影响资本的价值构成来实现的。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构成包含物质和价值两种形式，其中物质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家用预付资本购买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以及为加工改造这部分资料而需要雇佣的劳动力，两者之间的比例称为资本的技术构
自数字平台生成以来，其在实体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平台的发展能够通过影响实体经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颠覆。一方面，数字平台作为先进生产资料，将原有生产过程的范围从工厂扩展到社会生活，使得生产过程实现从单一流水线向多维流水线转型，并且依托数字平台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功能，生产商能够有效感知市场价格变动，从而通过比价获取更低廉的原材料。由此，相比传统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实体经济生产过程，在数字平台作用下的实体经济生产商对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用户黏性与接受度，对生产资料c1的投入比重不断提升，先进技术的运用也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提升，对原材料c2的采购量随之呈现增长态势。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作用下，传统生产过程被进一步解码，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任务包，依托数字平台的强整合性，这些任务包能够被多个承包商承包，进行独立作业。为了使这一过程能够有效进行，生产商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到足够数量的独立承包商。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就揭示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
（二） 主宰价值分割引致实体经济萎缩
在数字平台不断履行其作为产业资本的类似职能作用下，实体经济的生产商们不断利用数字平台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资本有机构成来不断增加社会价值总量。一方面，生产商运用数字工业平台提升机器智能化水平，有效提升生产过程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借助数字平台的强渗透性打造数字管理者，实现管理运营成本的降低与行政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的强信息整合能力与分析能力，生产商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价格变动与供求信息，进而实现对生产过程的难点与痛点的有效解决，有效规避生产过剩，降低生产风
由于数字平台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集中性等特质，其在履行资本职能时又会加剧实体经济内部生产的行业垄断，并形成对实体经济流通领域的“挤出式垄断”。在马克思看来，“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数字平台不断壮大自身的商业资本职能后，会通过主宰分配规则压缩实体经济的利润，致使实体经济生产规模萎缩（见
图3 平台分割实体经济产业利润的发展趋势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1 数字平台具有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二重职能
作为在风险资本投资前提下，将资本、技术与创意耦合的产物，数字平台本身依然具有资本的职能形态，成为资本职能的物质化表现形式。一方面，数字平台的整个发展模式中，从数字平台架构到数字平台运营的整个过程内嵌了产业资本循环框架，致使数字平台呈现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三大职能表征。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本身所具有的强渗透与吸纳能力使得其构筑起一个有效连接生产商与消费者的桥梁，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向，数字平台呈现出类似商人的中介作用，开始专门从事数字时代的买卖活动，表现出商业资本职能形式。并且，由于数字平台吸纳形成的庞大数字零工群体的存在，其生产资本职能因生产过程采取外包或众包形式而弱化乃至消失，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比例持续攀升，最终结果便是商业资本职能逐渐成为数字平台的主要职能，商业利润成为数字平台的主要利润来源。
2.二 重职能不断强化平台话语权并加剧实体经济萎缩趋势
一方面，当数字平台不断发挥其产业资本职能，推进生产资料数字化和生产者零工化转型，生产率提高背后是全职劳动者数量饱和，并且伴随着数字零工的大量涌现，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成为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企业通过降薪、裁员等手段来减少全职员工数量，并以众包或外包形式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由此将导致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与灵活就业群体的出现，这些群体无固定收入和福利保障，大量存在将导致社会稳定性失衡，进而从供需维度破坏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当数字平台商业资本职能取得主导地位后，资本循环在流通领域的流通时间持续缩短，资本在生产领域的停留时间又因为生产资料数字化与生产者零工化转型而缩短，整个社会生产呈现出快节奏模式，社会价值总量不断攀升，经济发展呈现出数字平台主导下、实体经济基础崩塌上的虚假繁荣。在数字平台强力渗透下，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对平台的依附态势不断加强，甚至在当前数字平台的精准分析下，生产过程呈现出产销一体化趋势，生产规模与数量完全遵照平台的需求数据分析与预测，并且实体经济的流通领域在平台的商业资本“挤出式垄断”影响下，呈现出线下向线上的大幅转变。同时，伴随平台话语权不断强化，它开始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产业利润的分割，即强制提高实体经济的商家抽成与平台租金，从而提高自身在总利润分配中的占比。由此引发的结果便是，当实体经济所创造的总利润恒定时，由于商业利润分割比例不断提高，实体经济所得利润持续下降，当其利润无法补偿预付资本时，再生产便无法进行，实体经济企业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压缩成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因无法继续生产而破产。
（二） 政策启示
从数字平台自身的双重职能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双重作用来看，在数字时代要想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构筑实体经济基础上的数字繁荣。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字平台等还将在很长时间、很大范围内存在，数字平台的双重职能及其造成的实体经济萎缩困境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基于上述研究，促进中国数字时代平台经济发展，要推进数字平台与实体经济融合。
1 加强对数字平台资本之弊的规制
数字平台所展现出的二重资本职能由于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转化加剧、商业资本利润分割占比加剧的弊端。对此，必须从这两条主线出发，遏制数字平台的无限扩张趋势。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平台企业的开办标准，工商部门应对平台企业的资金配置、人员配置、主营业务与业务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工商部门还应定期开展对平台企业业务流水的抽查与核验。如主营网络直播业务的企业，应当明确其直播业务的主要领域，防止企业为了追求流量与利润，不断扩大其投资范围，从而挤兑其他行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联合平台行业协会，制定专门化平台监管政策。通过对大中小型平台企业开展实地调研与集中访谈，设定分区、分级的平台红利准线，防止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不断提高利润分割占比乃至垄断行为；对存在垄断等行为的企业，依据国家《反垄断法》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进行惩处，并纳入失信名单。
2 加强对数字平台要素之利的促进
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应当正确审视数字平台所蕴含的先进生产力。一方面，数字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数字平台的强整合力使其能够高效整合社会各种闲散资源进行统一调度，是优化劳动力、劳动资料及其组合方式的重要工具。因此，要积极探索数字平台创新性运用模式研究，鼓励高校、地方与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与融合路径创新，从现有实体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器设备、劳动者与人员配置等角度，不断优化实体经济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对就业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数字平台对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影响便是实现了生产者的零工化转型。对此，政府部门应当加快推动建设灵活就业劳动力市场，为零工群体提供有效就业指导和维权渠道。要在各地设立零工就业服务站，配置专门人员，为零工提供就业咨询、法律援助和便民服务。在此基础上，依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等相关文件，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原则，细化落实方案，制定服务准则。进一步，以各级劳动局、人社局为主要部门，整合灵活就业群体工会等社会力量，组建灵活就业办，专门负责零工群体的就业指导、权益保障与权益维护工作。
3 加快从内探寻平台与实体的融合点
数据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数字平台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一大关键交点便是数据，数字平台的发展离不开庞大数据流的支撑，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市场供求数据的准确把握。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的强整合能力为其提供了纾困解难的有效路径。对此，需要政府发挥服务作用，在智能互联与要素融合层面下足功夫。具体表现为大力推进全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5G网络全覆盖，优化“上云用数赋智”基础设施，降低实体企业与平台企业的上云与用云成本，大力推进平台市场分析数据与企业生产数据共享，实现数字平台对企业生产决策赋
4 加快从外完善利益分配模式
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经济根基，脱离实体经济，数字平台的利润来源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双方是利益共同体。因此，除了探寻数实融合发展点，还必须从外为双方构建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实体经济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绩效，从而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尤其是在当前平台主导下数字零工盛行的就业新形态之下，平台在去雇佣化、隐性雇佣化的模式背后，凭借其强势地位，肆无忌惮地侵占数字零工合法利益，并且逃避对劳动者应该承担的企业责任，对此应积极探索良性的数字平台和数字零工劳动关系与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对平台企业在数据要素、智力提供等方面的贡献进行综合评判，建立工资底薪制度，在肯定平台贡献的同时，通过在增值税基础上设立平台税，依据平台所得设立起征点，实现对平台利润的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百度学术]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百度学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百度学术]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百度学术]
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72-93页。 [百度学术]
赵秀丽、王生升：《数字平台资本的运动规律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第13-25页。 [百度学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百度学术]
Bratton B. H.，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百度学术]
谢富胜、江楠、吴越：《数字平台收入的来源与获取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家》2022年第1期，第16-25页。 [百度学术]
Smyrnaios N.， Internet Oligopoly：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Our Digital World， Leed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8. [百度学术]
赵秀丽：《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关系演化分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2期，第93-104页。 [百度学术]
王谦、王精辉、刘华军：《新时代中国数实融合发展之路——历程回顾、成效评估与路径展望》，《人文杂志》2024年第2期，第1-12页。 [百度学术]
沈广明：《〈资本论〉的实体经济思想与新时代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2022年第2期，第76-85页。 [百度学术]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百度学术]
王文泽：《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6期，第146-154页。 [百度学术]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百度学术]
Jamie W.， “The algorithmic panopticon at Deliveroo： measurement， precarity， and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Vol. 20， No. 3 （2020）， pp. 67-95. [百度学术]
美］玛丽·L.格雷、西达尔特·苏里：《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百度学术]
邱海平、曾悦梅：《零工劳动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力商品化理论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5期，第154-171页。 [百度学术]
蒋南平、徐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发展的新态势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40-46页。 [百度学术]
韩文龙、晏宇翔、张瑞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3期，第67-88页。 [百度学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百度学术]
徐景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视角下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第133-142页。 [百度学术]
王晓霞、杨善奇：《资本空间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灵活积累体制研究》，《理论月刊》2023年第12期，第95-105页。 [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