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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用字差异与汉语量词研究

  • 何余华
郑州大学 文学院/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最近更新：202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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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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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土文献蕴含着丰富的量词使用现象，对汉语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用字差异给文本释读带来了许多障碍，也常使汉语量词研究陷入某种误区。全面梳理出土文献量词的用字差异，厘清其中的字词关系、字际关系，有助于准确探求量词的来源、提前量词始见时代；能够从字词互动的角度，通过强化用字和分化用字，考辨量词的产生途径与分化方式；能够从多个维度考索源词本字，把握量词演变的语义特征。因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音义本身，还应该多关注词的用字演变及其影响，多从字词关系互动的角度去考察有关现象。

20世纪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等出土文献的陆续公布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新材料。出土文献蕴含着大量传世文献未见的量词使用现象，也真实呈现了量词使用过程中纵横交错的字词对应关系。出土文献量词的复杂字词关系集中表现为同词异字现象的存在，包括大量异体字、通假或假借字、古今字、讹字、正俗字、同形字等，这些不同的用字现象给文本的准确释读带来障碍，也常使汉语量词研究陷入某种误区，厘清其中的字词关系、字际关系对量词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张显成、李建平等学者在梳理简帛量词的使用面貌时，也较为关注量词的用字现象［

1］510-533。近年来，真大成深入讨论了汉文佛经用字差异对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价值［2-3］，对探讨量词的相关问题颇具启发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就梳理出土文献用字差异对汉语量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阐述。

一 探求量词源词和始见时代

汉语量词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都可以追溯它们的源头。由于同一量词可能使用多个字形记录，单纯依靠用字“当代化”的传世文献进行判断，往往导致人们对源词的把握不够精准。一方面，容易忽视不同字形记词职能的同一性，将不同用字的职能看成不同词语，误将通借用字的本用职能看作量词的源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另一方面，忽视早期用字与量词用法的互动关系，误判量词的产生和使用时代，将某些量词的出现时代判定得过晚，出现误流为源的现象。通过沟通出土文献不同用字的字际关系，能够为准确探求量词源词和始见时代提供线索，帮助纠正传统汉语史研究中的错误认识。

（一） 探求量词源词

汉语量词演变研究最为重要的是找到它的源头，厘清同一量词不同用法之间的语义联系，进而把握其内在的演变脉络。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能够揭示汉语量词源词研究中的张冠李戴现象，有助于解决某些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

对量词｛颗｝的源词，学界一般认为是从表“小头”义的“颗”引申而来的。《说文解字·页部》：“颗，小头也。从页、果声。”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小物一枚之称。珠子曰颗，米粒曰颗，是也。”［

4］418《说文解字系传》亦云：“今言物一颗，犹一头也。”［5］179后世基本承袭段玉裁的观点，如刘世儒指出：“‘颗’的本义是‘小头’……由此引申，很多‘圆形’之物就都可用它来作量词。”［6］116张显成等也认为段玉裁对量词｛颗｝的来源分析甚确［1］144。但“颗”字表示“小头”义，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从未见过实际用例，春秋战国时期始作人名用字，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秦印文字汇编》收录“南颗”等［7］173。阜阳汉简《仓颉篇》10“辅廑inlinegraphic（颗）inlinegraphic”中“颗”的意义尚不明确［8］25。“颗”在汉魏六朝多借表“土块”义，本字作“凷”或“块”，如《汉书·贾山传》“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晋灼曰：“东北人名土块为蓬颗。”颜师古曰：“颗谓土块，蓬颗言块上生蓬者耳。”［9］2328-2329以上诸例中“颗”的记词职能均与“小头”无涉。通常认为意义实在的词演变成意义虚化的词，前提是实词高频大量使用。但“颗”表“小头”义的用例极为罕见，何以虚化出量词用法？两汉简帛的用字差异或许能帮助我们破除迷障。马王堆汉墓简帛、武威医简等都大量出现以“果”称量小而圆状的果实，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353“冶乌豙（喙）四果（颗）”［10］第五册，280、武威医简17“付（附）子廿果（颗）”［11］579等。从名词与量词双向选择关系来看，该量词与｛颗｝的称量对象高度吻合，都是小而圆的事物。“颗”以“果”为声符，读音相近，“果”“颗”存在同源关系。因此，张舜徽指出：“颗之声义，实受于果。木实形小谓之果，因之小头谓之颗耳。”［12］2165郝士宏对此也有揭示［13］159。可见学界以表“小头”义的“颗”作为量词｛颗｝的源词，实属误流为源，量词｛颗｝的源词应该是｛果｝。《说文解字·木部》“果，木实也”［14］114上，树木果实以小而圆状居多，引申用来称量小而圆的事物符合量词产生的一般规律，也与量词｛颗｝的演变轨迹吻合。此外，对量词｛颗｝的始见时代，刘世儒认为：“有说这种用法远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的，太早；又有说是直到宋代才产生的，太晚。”［6］116两汉简帛用例足以确证量词｛颗｝的始见时代不晚于西汉初期。

对量词｛剂｝，学界一般认为是由“调剂”义引申而来，但却将“劑”看作其源词本字。考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早期用例，“劑”字多表“剪断”“灭绝”义。如《尔雅·释言》“劑、翦，齐也”，郭璞注：“南人呼剪刀为劑刀。”［

15］304汉扬雄《太玄·永》“永不轨，其命劑也”，范望注：“劑，剪绝也。”出土文献见诅楚文“克劑楚师”，“劑”也表“剪灭”义。“劑”字从刀从齊，从形义关系来看，“剪断”当是“劑”的本义，而记录量词｛剂｝则是其借用功能。考察出土文献用字发现，其实派生出量词｛剂｝的是｛齐｝。《说文解字·齊部》“齊，禾麦吐穗上平也”［14］139下，“齊”的本义为“谷穗整齐”，引申出“使整齐排布”或“协调”义，进而指将多种药材按比例配制而成的药物，由此引申为药物的称量单位。《韩非子·定法》：“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齊药也。”梁启雄注：“《礼记·少仪》注：‘齊，和也。’‘齊药’即‘和药’，今语‘配药’。”［16］410秦汉简帛的用字差异也能证实这一点，简帛均用“齊”字记录量词｛剂｝，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423—424“取藜芦二齊，乌喙一齊，礜一齊，屈居□齊，芫花一齊，并和”［10］第五册，290，居延新简E.P.T43：251“药卅齊”［17］第九册，261，额济纳汉简2000ES9SF4：14“谨饮药五齊，不愈，唯治所请医诊治”［18］86等。传世文献亦见其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齊。”借用“劑”字表“药剂”义和量词用法，约在魏晋南北朝始见，如北魏《慈庆墓志》“自旦达暮，亲监药劑”［19］第五册，266等。可见，量词｛剂｝真正的源词是｛齐｝，虽然表“剪断”义的“剂”是由“齐”引申出来的，但它的本用与“调剂”义无涉，这也是张冠李戴的典型案例。《说文通训定声》对二者的通借关系揭示云：“劑假借为齊。《汉书·郊祀志》‘而事化丹沙诸药齊为黄金矣’，注：‘药之分齊也’。今俗书以劑为之。”［20］580

（二） 提前量词始见时代

确定新词新义的产生时代是历史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力指出：“我们对于每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

21］325梳理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有助于追溯量词的起源、提前量词的始见时代，深化我们对量词原始面貌的认识。

关于地积单位｛亩｝，张显成等学者已梳理了秦汉简帛资料中的有关用例［

1］332-334。通过沟通｛亩｝的用字差异，发现西周金文中就已出现｛亩｝作地积单位的用法，如西周中期贤簋“公命事（使）畮（贿）贤百畮（亩）粮”（集成4104—4106）等［22］2272-2276［23］119。铭文“畮”作inlinegraphic，从田每声，李零指出第一个读为“贿”，表赏赐义；第二个读作“亩”，是“畞”字古文异体，“百畮粮”是指赐给贤的百亩粮田［24］247。贤簋辞例“百亩粮”符合典型的“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与西周金文通常的数量表达结构“数词+名词”或“名词+数词+量词”等不同，在语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战国以后｛亩｝的用字经历了复杂的书写变异过程，用字形式也呈现时代差异，战国至东汉习用“畞”，魏晋至宋元习用“畒”，明清及民国习用“畝”，后则被简化作“亩”［25］。如果考察量词｛亩｝的发展史时，仅依靠传世文献，忽视早期出土文献的不同用字，就容易将它的产生时代判定得过晚。

对重量单位｛钧｝，《说文解字·金部》：“鈞，三十斤也，从金匀声。inlinegraphic，古文鈞从旬。”［

14］298上现代语文辞书多引《左传》作为书证，见定公八年“颜高之弓六鈞”，杜预注“三十斤为鈞”［26］4498。重量单位｛钧｝的历时用字差异较大，厘清有关字际关系能够大大提前其始见时代。西周金文常见“inlinegraphic”字记录，隶定作“勻”，所从两点即“金”字初文，所从“勹”是“旬”字初文，整字为从“inlinegraphic”“勹”声的义音合体字，“鈞”为累增义符的后起用字。如亢鼎“亚宾亢inlinegraphic金二勻（钧）”（新收1439）［27］994，曶簋“用赤金一勻（钧）”（新收1915）［27］1281，甹钟“宫令宰仆赐甹白金十勻（钧）”（集成48）［22］39等。西周中晚期金文多见以“inlinegraphic”字记录，隶定作“inlinegraphic”，如几父壶“赐几父幵inlinegraphic六、仆四家、金十inlinegraphic（钧）”（集成9721）［22］5109，小臣守簋“王使小臣守事于夷，宾马两、金十inlinegraphic（钧）”（集成4179—4181）［22］2371-2374，楚公逆钟“入飨赤金九万inlinegraphic（钧）”（新收891—896）［27］654等。此外，受成字声符“旬”由“inlinegraphic”演变作“inlinegraphic”规律的影响，“inlinegraphic”字类推作“inlinegraphic”（所从“目”疑为“日”字之讹），隶作“銞”，与《说文》古文同，见西周早荣仲鼎“赐白金銞（钧）”（新收1567）［27］1074等。战国时期量词｛钧｝的用字呈现地域差异，秦系习用“鈞”字，见丽山园钟“重二鈞十三斤八两”［28］1935，里耶8-218“二石一鈞八斤四两，车二两”［29］117等；楚系习用古字“勻”，见包山楚简129“命恒思舍柊inlinegraphic王之爨一青inlinegraphic之赍足金六勻（钧）”［30］54等；齐系沿用“銞”字，见子禾子釜“赎以金半inlinegraphic（銞—钧）”（集成10374）［22］5592等。

关于船只单位｛艘｝的早期用例，刘世儒注意到东汉《吴越春秋》“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中借用“廋”字记录量词｛艘｝［

6］187，《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引用的书证也都为汉魏之际的古诗［26］3266。实际上，通过沟通字际关系发现秦和汉初的简牍中就已出现｛艘｝的用例，用字作“㮴”，从木叟声，是“艘”的异体古字。“㮴”和“艘”字际关系的沟通大大提前了量词｛艘｝的始见时代，有关用例见里耶秦简6-4“令史雠律令沅陵，其假船二㮴（艘），勿留”［29］19，里耶秦简8-1510“五石一钧七斤，度用船六丈以上者四㮴（艘）”等［29］341［31］。西汉初期的简帛资料中亦见其例。后世故训对此也有揭示，如《汉书·沟洫志》“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㮴”，颜师古注：“一船为一㮴，音先劳反，其字从木。”［9］1688-1689

二 考辨量词的产生途径与分化方式

学界通常认为汉语名量词和动量词都是由其他词类语法化而来，制度单位量词则是人为规约产生的，很少关注记录字形在量词演变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考察出土文献用字差异，我们发现用字强化和用字分化也是推动量词语法义凸显和派生的重要途径。

（一） 用字强化与语法义凸显

量词语法化使词语的语法意义得到增强，由一个范畴进入另一个范畴，为凸显强化的语法意义以及从形式上固化量词的语用功能，某些量词用字出现了称量对象化的演变趋势，它们的字形结构与语境中的使用意义直接相关。将量词称量的对象转化成用字的义符，人们便能通过强化用字推理出量词的语法功能。

如装盛量词｛囊｝在殷周金文中便已出现，它的用字作“inlinegraphic”，隶定作“inlinegraphic”，囊袋中所盛之物换作“贝”，呈现出称量对象化的特点。辞例如商代晚期inlinegraphic作父乙簋“弜师赐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户inlinegraphic贝”（集成4144）［

22］2572，商代晚期寝蕽鼎“作册友史锡inlinegraphic贝”（集成2710）［22］1389，西周早期仆麻卣“余锡帛、inlinegraphic贝”（新收1753）［27］1187等。唐兰指出：“inlinegraphic贝即贝一囊，inlinegraphic当是盛贝之囊的专字。”［23］93只是，后来体现称量对象的用字结构并未传承下来。

西周金文中｛匹｝就已出现马匹单位的用法，引申出“匹配”“匹夫”等义，｛匹｝在战国时期的用字呈现出地域差异。秦文字习用“匹”，如睡虎地《法律答问》158“有马一匹自牧之”［

32］第一册，259，睡虎地《封诊式》21“及马一匹”［32］第一册，294等。楚文字则专造“佖”表示匹夫之｛匹｝，如郭店《语丛四》10—11“佖夫寡人，不知其乡之小人君子”［33］168等。此外，出现马匹义的专造字“inlinegraphic”，同时兼表“匹配”义，如郭店《缁衣》42“唯君子能好其inlinegraphic，小人岂能好其inlinegraphic”［33］29等。马匹单位｛匹｝在曾国文字见用“匹”字记录，也出现专造字“inlinegraphic”记录，追加称量对象作为义符，如曾侯乙墓简129—130“晶（三）inlinegraphic（匹）漆甲，黄纺之縢；inlinegraphic=（匹马）素甲，紫巿之縢”［30］360，131“三inlinegraphic（匹）画甲，玄巿之縢；inlinegraphic=（匹马）”［30］361等。该字也见于曾姬无卹壶“吾宅兹漾陵蒿间之无inlinegraphic”（集成9710）［22］5095等。

车辆单位｛乘｝在战国时期的用字也呈现出类似特点。《说文解字·桀部》“乘，覆也”［

14］109上，“乘”的甲骨文“inlinegraphic”象人登陵于树上之形，后增双止以示意，引申为登乘对象车马的称量单位。楚系简帛中车辆单位｛乘｝习用“inlinegraphic”字记录，隶作“inlinegraphic”或“inlinegraphic”，将原字构件“木”改换成量词的称量对象“车”，例见包山楚简267“一inlinegraphic轩”［30］120，上博二《容成氏》51“武王乃出革车五百inlinegraphic”［34］290，上博五《三德》12“百inlinegraphic之家，十室之聚”［35］296，五里牌楚简15“□车一inlinegraphic”［30］468，清华二《系年》137“陈疾目率车千inlinegraphic，以从楚师于武阳”［36］197等。《原本玉篇残卷·车部》：“inlinegraphic，时升反。《声类》：古文乘字也。乘，车也，登也，胜也，治也。”其中所释即楚简出现的字形。《仪礼·士昏礼》记载“妇乘以几”，战国时期也见“乘”改木旁为几旁作“inlinegraphic”，如鄂君启节“车五十inlinegraphic”，信阳楚简2—4“一良圆轩……一良女inlinegraphic”［30］382。秦统一后，“inlinegraphic”和“inlinegraphic”因与秦的用字不合而被废弃，成为死字。

此外，如量词｛块｝由“土块”义引申而来，西汉时期源词用字多作“凷”，见马王堆《五十二病方》105“取凷（块）大如鸡卵者”等［

10］第五册，235；也见作“塊”，如敦煌汉简2418“治渠各一通，出塊（块）三百桼”［17］335等。量词｛块｝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多称量“肉脯”，用字随语境改换义符作“inlinegraphic”，见肩水金关汉简T23：769A“脯一inlinegraphic（块）值卌□钱六十”，T30：053“酒五斗，脯一inlinegraphic（块）”［37］三，265等。又如前文讨论的船只单位｛艘｝在秦汉魏晋时期习用的都是“㮴”字，南北朝以后用称量对象“舟”改换“木”作“艘”，也体现了称量对象化的特点。可以说，被强化的字形结构正是量词新增的语法意义在形式上的体现。

（二） 用字分化与量词派生

考察出土文献发现，源词通过不断联想，引申出量词用法和其他新义项，成为多义词。有的通过新旧用字实现对不同义项的重新分工，将量词用法与其他义项区别开来，字形独立进一步强化了量词语用功能，从形式上促进了量词的派生。

汉语史上，有些新造用字参与了量词和源词的分化过程。以重量单位｛镒｝为例，它表示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是由源词｛益｝的“满溢”义引申而来，段玉裁对此有精辟论述，《说文·水部》“溢，器满也，从水益声”，段玉裁注：“谓二十两溢者，谓满于一斤，十六两之外也。”［

4］563它在产生之初多以源词本字“益”记录，如魏卅二年平安君鼎“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之冢（重）”（集成2764）［22］1431，魏信安君鼎“爯（称）二益六釿/爯（称）九益”（集成2773）［22］1441，包山楚简111“贷inlinegraphic异之黄金十益一益四两以翟种”［30］361等。秦汉时期逐渐尝试通过区别字形将量词分化出来，简帛资料中见以改变置向的“益”字异体“㳑”记录，后与“洫”字讹混同形，如马王堆《明君》6—7“今操百洫（镒）之璧以居中野”［10］第四册，109，银雀山《孙子兵法》35—36“胜兵如以洫（镒）称朱（铢），败兵如以朱（铢）称洫（镒）”［38］8等；也见以分化字“溢”记录，如《汉书·张陈王周传》“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赐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两曰溢”，颜师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汉之论斤也”［9］2027，又如北齐《薛广墓志》“兼金百溢，然托非畴，大国千乘，名言相伍”［19］第九册，178等。汉魏之际出现以改换义符的“鎰”字记录，如梁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水部》：“洫，余质反。《毛诗》‘假以溢我。’……《埤苍》以廿四两为鎰，字在金部。”［39］375又如《篆隶万象名义·金部》：“鎰，余资、余质反，廿两金。”［40］176可见曹魏时期的《埤苍》就已收“鎰”，南北朝字书也多见该字。

借用单位量词与源词之间存在通过异体用字区分语法功能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字形参与量词分化的体现。某些借用单位量词通过增加义符揭示容器质料属性，并区别于普通器物的用字。如包山楚简中铜器缶作“缶”，借作陶器的量词则增加义符“石”或“土”作“inlinegraphic”或“inlinegraphic”［

41］75-83，见简255“雀醢一inlinegraphic，蜜一inlinegraphic。蔥菹二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 菹一inlinegraphic。莤苽之菹一inlinegraphic。蜜梅一inlinegraphic”［30］119。

汉语史上，某些多义量词的演变过程中也都存在不同用字参与不同义项分化的情况。如“兩”字本义指马二匹或马一对，沿着“双”“对”义引申出众多量词用法，包括车辆单位、布帛单位、重量单位、衣物单位等［

42］。这些不同用法最初都以源词本字“兩”记录，以致引发理解障碍，后来陆续尝试造新字或借他字来分化不同用法。如车辆单位｛两1｝在南北朝时新造“輛”字记录，追加称量对象以强化语法意义，如北魏《冠军将军妻刘氏墓志》“桃夭有时，百inlinegraphic（辆）于归”［19］四，204等，明清以后“輛”字取得使用优势。衣物量词｛两2｝较早见借“良”字记录，如五里牌楚简11-1“□屦三良，鞔屦”，东汉张德宗衣被囊疏A叁5“糸履一良送大家”，B壹1“新袜一良送大家”等；汉代新造分化字“緉”记录｛两2｝，《说文解字·糸部》“緉，履两枚也”［14］278下，但目前“緉”只出现于传世文献中；魏晋南北朝则见高频借用“量”字记录｛两2｝，如旱滩坡晋牍第3栏“故青丝履一量”，南昌晋牍第2栏“故白丝袜一量、故丝履一量”等；唐以后见另造“䩫”字记录｛两2｝，如温庭筠《乾inlinegraphic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䩫”等。

出土文献用字差异还揭示出字形变异也能推动新量词和新用法的产生。如通用量词｛个｝的产生就与字形变异有关。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个”条云：“介字隶书作inlinegraphic，省丿则为个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个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

43］747又云：“矢一枚曰一介。《大射仪》‘搢三挟一个’，郑注曰‘个犹枚也。’其为介字无疑。《荀子·议兵篇》‘负服矢五十个’，亦介字也。”［43］748张显成结合简帛文献用例，指出王引之说确实精确不可易［1］85-89。“介”在省减作“个”后，“介”依旧存在量词用法，但二者读音开始分化，《广韵》“介”注音古拜反，《广韵》“个”注音古贺反，从而推动了新量词｛个｝的产生。

三 准确把握量词演变的语义特征

汉语量词多数都由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语法化而来，它们在引申成为量词后保留着本义的词义特征。量词在发展过程中对称量对象的选择主要根据事物和源词本义特征之间的一致性。但由于讹误用字、通借用字、异体用字和同形现象的存在，割裂了形义之间的固有理据，我们很难看出量词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

（一） 订正讹误

汉语量词用字过程中，由于书写变异或传抄讹误导致形义关系逐渐疏离，甚至出现误解量词意义特征的现象，给量词使用带来很大困扰。借助出土文献用字差异订正字形讹误，对把握量词的演变特征尤为重要。

如“斷”字本义指截断、分开，引申用以称量事物分开的若干部分，后借用本义表锤击的“段”字记录，割裂了形义之间的固有联系。秦汉简牍中“叚”字多变异成“段”［

28］481-482，汉魏六朝时期量词｛段｝的借字“段”多讹作“叚”，与表“假借”义的“叚”同形，使得字词对应的理据进一步遭到破坏，如北魏《慈庆墓志》“赠物一千五百叚（段）”［19］第五册，266，北齐《司马遵业墓志铭》“赗物一千叚（段）”［19］第八册，293，南朝梁《乔进臣买地券》“乔进臣买德地一叚（段）”［19］第三册，151等。“叚”表｛段｝的习用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同时，敦煌吐鲁番文书等仍见以本字“斷”记录，如《敦煌变文·叶净能诗》S.6836“净能劣时，左手持剑，右手捉女子，斩为三斷，血流遍地”等。历代学者也反复沟通“段”“叚”的讹混关系，如《复古编》：“段，椎物也，从殳耑省。今作叚，音古雅切，讹。”《字鉴·换韵》：“段，与‘叚’字不同，‘叚’音假。凡锻、碫、腶、椴等谐声者从‘段’，俗作‘叚’。”“段”讹作“叚”，导致从“叚”之字类推误从“段”。唐宋学者多有指认，如《五经文字》“假从叚，叚音工下反。凡遐嘏之类，皆从叚，从段者讹”，王观国《学林》卷二“假”字条云：“‘叚’‘段’二字偏旁不同，然其形易于相乱，应当分别。”［44］62若不通晓“段、叚”讹混条例，阅读古籍时会出现诸多不解，难以建立起量词不同用字之间的意义联系。

量词｛块｝及其源词的用字常讹作“瑰”，如《大周故中大夫夏官郎中逯府君墓志并序》“落落疎松，飞乌结瑰，白鹿驯封”［

45］洛阳卷第七册，114等。通过比勘魏晋隋唐其他碑志的类似辞句，可断定“瑰”是“塊”字形讹误的结果，如《大唐故瀛州束城郑明府君墓志铭并序》“龟乎永裂，集鸟塊而崇坟”［45］洛阳卷第六册，174，《大唐故大阴监丞宗达墓志之铭并序》“泣血之乡，宅兆开茔，群鸟集塊”［45］洛阳卷第八册，156等。南宋孙奕《示儿编》卷二二也载有“瑰塊”混用的现象：“瑰，当作塊，盖言秦人视珠玉如土块瓦砾也。”［46］230若不对讹误用字加以校正，读者自然难以理解它们与对应词语之间的联系。又如前文已述量词｛剂｝在两汉时期习用“齊”字记录，但西汉中晚期“齊”字因形近讹作“齋”，简牍资料凡13见［37］三，101，如居延汉简4.4B“饮药五齋（剂）”［17］第五册，9，居延新简EPT52.228“卒夏同予药二齋（剂）”［17］第十册，195，肩水金关汉简T23：765“赋药各五齋（剂）”［37］三，101等。书写变异和讹误使得量词与源词本字之间的形义联系彻底松脱，用字者无法直接看出量词与字形的意义联系，只有通过校正讹字才能重建字词对应关系。

考察出土文献也发现，用字者尝试采取多种措施消除讹误引起的歧义，这也是字词互动关系的生动体现。如隶变阶段“斗”“升”“斤”“石”形近易混，以致与“斗”“升”“斤”“石”相关的制度单位量词在文献中难以有效区别，王念孙《读书杂志·墨子第五·备城门》指出“斗、什、升、斤四字相似，故传写多讹”［

47］1574。魏晋以后用字者受数词“大写”用字的启发，开始借用形体繁复的音同音近字或另构笔画繁复的新字来记录有关量词。如容量单位｛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借用“昇”或“勝”记录，｛斗｝借用“inlinegraphic”或“豆”记录，｛石｝借用“硕”字记录。唐代以后重量单位｛斤｝借用“觔”字记录，“觔”又变形义化作“inlinegraphic”，见《龙龛手镜》“觔inlinegraphic，二俗，音斤”等。魏晋以后容积单位｛斗｝的用字追加声符“豆”作“㪷”，因“斗”“斤”讹混，“㪷”字又讹作“inlinegraphic”［48-49］。容积单位｛斛｝的会意用字“inlinegraphic”，因“斗”“升”讹混，变异作“㪶”，如《类篇》“斛，胡谷切，十斗也，或作㪶”。《龙龛手镜》亦收异体“inlinegraphic”字，应是以“㪷”替换构件“斗”的结果。魏晋南北朝为消除讹混带来的歧义，“升”字常增加点画以区别于“斗”字，作inlinegraphic（如北魏元彝墓志［19］第六册，170）等，而“叔”俗写作“inlinegraphic”，二者形近，导致出现新的讹混。故训资料也有体现，如《后汉书·周章传》“章字次叔，南阳随人也”，李贤注“叔或作升”等。这些都是隶变引起的连锁反应。宋元以后，随着楷书字形逐渐稳定，“升”“斗”“斤”“石”的讹混得到有效遏制，这套大写用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 破除通假

量词语法化后的词汇意义高度虚化，用字呈现明显的音化趋势，借用音同音近字使得字词之间的形义关联渐趋模糊。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有助于破除通假、考求本字，进而把握量词发展演变的语义特征。

如现代汉语量词｛挺｝，多用于称量条状物或长形物，有学者认为这是由“挺”字本义“拔出”引申而来的，但其实它的本字当作“梃”。《说文解字·木部》“梃，一枚也”，段玉裁注：“凡条直者曰梃，梃之言挺也。一枚，疑当作木枚，竹部曰：箇，竹枚，梃则云木枚也。”［

4］249“梃”字的本义指植物的干、茎，它的用法和“箇”相近，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分别称量木和竹。出土文献的用例能够验证“梃”字本义及其量词用法，如睡虎地《法律答问》90：“以兵刃、投（殳）梃、拳指伤人”［32］第一册，231，91-92，“以梃贼伤人。何谓梃？木可以伐者为梃。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梃伐杀之，所杀值二百五十钱，何论？”［32］第一册，232“梃”引申出称量杆状物的用法后，早期用源词本字“梃”或借字“廷”记录，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17“独□长支（枝）者二廷（梃），黄芩二梃，甘草□廷（梃）”［10］第五册，218，《养生方》85“桂尺者五廷（梃）”［10］第六册，48。通过探求源词本字“梃”，可知量词｛挺｝的不同用法都是从“梃”长条状的特点引申出来的，而非借字“挺”的“拔出”义。

又如“丸”由本义“小而圆的物体”引申出量词用法，秦汉之际简牍资料中已见源词用例，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411“脂弁之，以为大丸”［

10］第五册，290等。但在早期简帛资料中量词用法多借“完”和“垸”字记录，见马王堆《养生方》38“完（丸）如鼠矢，阴干，□入八完（丸）菽酱中，以食”［10］第六册，42，152“□吞一垸（丸）”［10］第六册，56，马王堆《五十二病方》2“毁一垸（丸）杯酒中，饮之”［10］第五册，215等。通过破除通假，不仅将量词｛丸｝的始见时代大大提前，也使我们注意到这一量词用法的产生与揉搓药物使成圆形的动作密切相关，从而进一步把握量词能够称量小而圆状之物的语义逻辑。如以下诸例“丸”多表将研碎的药物揉搓成圆形，见里耶8-1363“临食而恶臭，以赤雄鸡冠，完（丸）”［29］316，马王堆《养生方》57“燔之，以美酒冶而完（丸）之”［10］第六册，66，《养生方》174—175“各蠱（冶），并以［□］若枣脂完（丸）”［10］第六册，59，《五十二病方》259“冶蘼芜本、防风、乌喙、桂皆等，渍以淳酒而垸（丸）之”［10］第五册，264等。此外，也有“和以为丸”的说法，如马王堆《养生方》46“以蜜若枣脂和丸”［10］第六册，43，104“冶，即以松脂和，以为完（丸）”［10］第六册，51，132“……雄二之血和完（丸）”［10］第六册，54等。甚至专造“捖”字分化动词用法，见马王堆《养生方》39“春日鸟卵一，令破，投糵糗中，捖（丸）之如大牛戒，食多之善”［10］第六册，42，152“冶云母、销松脂等，并以麦䵂捖（丸）之”［10］第六册，56等。

出土文献的通假用字或其更换，有的可能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体现某些政治集团的特殊政治理念，从而折射出量词的文化义。如长度单位｛寸｝在早期秦文献中习借“尊”字记录，见商鞅量“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集成10372）［

22］5590，此器为商鞅变法统一秦度量衡的标准器，其用字无疑代表官方规范，有理由推测当时的社会规范用字就是借字“尊”。战国晚期的秦文献中｛寸｝仍有借“尊”字记录的，见睡虎地《日甲》67背壹“人无故而心悲也，以桂长尺有尊（寸）而中折”［32］第一册，443，此外其他秦简牍资料都写作“寸”。这应该是秦“书同文”政策人为规范的结果，赵平安指出秦国历史上共有三次“书同文”，第一次为周桓王时期，第二次为秦孝公时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三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0］。由此看来，｛寸｝的用字改换应该是在第二次秦国书同文的过程中完成的。

再如货币名称和货币单位｛钱｝在新莽时期都作“泉”［

51］，1957—1958年洛阳西郊汉墓出土有大量新莽钱币，钱币铸文作“小泉直一”“大泉五十”“货泉”“布泉”等［52］。新莽简牍中也普遍将货币单位｛钱｝记作“泉”，如居延新简ETP4.36“出赋泉千八百”［17］第九册，31，居延新简EPT40.11A“马泉五千九百，出泉千付令史良、出泉千付殄北队长郓诩、出泉千付故武贤队长杜买、出泉千付□史徐严奉”［17］第九册，205，敦煌汉简228“卖大骊以千泉送乘豪长侨，千泉送”［17］第三册，30，敦煌汉简362“候史宋君长入麦二石九斗，直泉二百卅”［17］第三册，48等。对于“錢（钱）”和“泉”的关系，故训往往认为是古今异名现象，如《周礼·地官·司徒》“泉府上士四人”，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故书泉或作錢”，贾公彦疏“泉与錢，今古异名”。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古今用字不同，一是錢、泉皆属从母元部，音声相近，存在同音假借的可能，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贝”字下注云“周曰泉，秦曰錢，在周秦为古今字也”［4］279。二是声符“戔”和“泉”在构字时可以替换，如《说文解字》收录“綫”字古文作“線”［14］276下。马王堆简帛“錢”字异体作“䤼”，见马王堆《遣策一》223“瓦䤼二，皆畫”，表示浅碗之类的器具［26］第六册，202-203。新莽政权改“錢”作“泉”，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政治复古的需要，《周礼·地官·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泉”表“钱”是周代的用字习惯，王莽作为古文经学的坚定拥护者，在诸多政治主张方面都尊崇恢复《周礼》之制；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政治避讳的需要，史籍记载王莽等人认为“刀”和“錢”容易使人联想起刘汉的统治，因此对相关用字进行规范，见《汉书·王莽传》：“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9］4109《汉书·食货志下》：“莽即真，以为书‘劉’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錢。”［9］1177

（三） 沟通异体

汉语某些常用量词由于使用了特殊异体字形记录，使得字词对应关系陌生化，给文本释读带来了一些障碍。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有助于将生僻字形与通用字联系起来，通过沟通异体关系，进而准确把握量词使用的语义特征。

汉语借用单位量词一般借用某些容器或载体作为计量单位，表示物品数量，但器物名词的用字往往复杂多变，容易遮蔽量词的某些用法。如容器“簋”在商周时期多作“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等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从“九”得声的用字记录，见战国晚期秦轨簋自铭作“inlinegraphic”（新收366）［

27］251，清华四《筮法》53：“在上为inlinegraphic（簋），下为汰（簠）”［53］5等，“九”与“簋”均属见母幽部字，故可用作声符。两汉简帛资料中则见“朹”字记录的容器名，如阜阳汉简《诗经》156“于粲洒骚（埽），每食八朹”［17］第十八册，1725，今本异文“朹”作“簋”，《说文解字》“簋”下云“inlinegraphic，亦古文簋”［14］92上，可见从木九声的“朹”即“簋”字异体，该字也见于居延新简EPT43：102“入朹百”［17］第九册，246和唐五经石经等。

又如装盛饭食的器皿“盂”在秦汉简帛资料中词无定形，同时使用过“于”“竽”“杅”“圩”和“盂”等字记录，除“于”字算借用外，其他用字都可看作从材料质地或器物类属角度取象的“盂”字异体，辞例如江陵凤凰山10号墓1正“小于（盂）一具”［

54］90，马王堆《纵横家书》232“箸之盘竽（盂）”［10］第三册，248，凤凰山168号墓18“杅（盂）八枚”［54］187，马王堆1号墓《遣策》201“漆画华圩（盂）十枚”［10］第六册，202，张家山《遣策》20“盂一”［55］189等。受此影响，量词“盂”也出现“于”和“杅”的用字习惯，如居延新简EPT51.223“出七十二，买酪四于（盂）”［17］第十册，98，五一广场东汉简143“孰胡客从宏沽酒一杅（盂）直卅，歆复沽一杅（盂）直卅”［56］220等。通过沟通不同用字，我们对“盂”的广泛使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四） 辨析同形

汉语量词用字过程中与其他词语的用字偶然同形，读者往往难以分清词义之间的源流关系，如不审慎考辨，容易“望文生训”，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出土文献用字差异有助于我们厘清同形的字际关系，从而区别不同字位记录的词语，把握量词演变的语义特征。

如量词｛双｝的社会习用字长期都作“雙”，但西汉初期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中出现的“隻”字某些用例颇为可疑，如9号墓简25“酱杯十隻”［

54］67，简26“伤杯十隻”［54］67，168号墓22“尺卑inlinegraphic五隻”［54］188，169号墓15“□桮十隻”［54］211等，从字面来看“隻”记录的量词似乎是｛只｝，但复核墓葬出土文物的数量却都是双倍的，可知此处“隻”当是“雙”字省减的结果［57］55-56。无独有偶，见敦煌悬泉置汉简I90DXT0112③：129《元康四年鸡出入簿》：“最凡鸡卌四隻。正月尽十二月丁卯所受县鸡廿八隻一枚，正月尽十二月丁卯置自买鸡十五隻一枚，直钱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给。”［58］168简文“隻”若解作量词｛只｝，与个体单位量词“枚”连言，显然不符合表达习惯，将“隻”看作“雙”的省形则语义畅然无碍。另见悬泉置汉简I90DXT0112③：68《过长罗侯费用簿》：“出鸡十隻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侯丞八人、司马丞二人，凡十二人。其九人再食，三人一食。”［58］158只有将简文“隻”释作｛双｝，才能解释“九人再食，三人一食”如何与数目“十隻一枚”相合。东汉《山东苍山元嘉画象石题记》“中氐柱，隻结龙，主守中霤辟邪央”［19］第一册，174，其中“隻”可能也当作“雙”，画像为两条巨龙相互缠绕，可以印证。传世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关踪迹，如《史记·龟策列传》：“王独不闻，玉椟隻鸡出于昆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隻，一作雙。”《隶释》卷九汉《故民吴仲山碑》：“吴公仲山少立名迹，约身㓮己，节度无隻，不贪仕进。”宋娄机《汉隶字源》谓“隻”即“雙”字省文，《隶辨》顾蔼吉注：“（隻）借作雙字。”或许正为有效区别“隻”和“雙”的用字讹混，从两隻为双会意，汉魏碑刻为“雙”另造异体用字“inlinegraphic”和“䨇”等。

量词｛担｝用以称量成挑的东西，要追溯它的演变过程也需辨清相关同形字的关系。学界通常认为量词｛担｝的产生是较晚的事情，主要由于“擔”字晚出，如《汉语大词典》引《南史·陈伯之传》“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宋吴垧《五总志》“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擔，能值几何’”［

59］921等。但实际上，｛担｝的量词用法在战国时期就已较为常见，多用与屋檐之“檐”同形的本字记录，如鄂君启节“如檐（担）徒，屯二十檐（担）以当一车”（集成12112）［22］6604，于省吾指出“古籍‘擔荷’字本作‘檐’或‘儋’，‘擔’为后起的俗体字”［60］447。又如王命龙节“王命命传赁，一檐（担）飤（食）之”（集成12102）［22］6596，李家浩指出大意为楚王命所任命的从事驿传的雇佣者，每月供给一担食量［61］116。类似用字习惯也见于上博九《陈公治兵》17“inlinegraphic 檐（担）徒，调其徒卫”［62］55以及九店56号墓楚简（凡18见）［30］302等。传世文献中亦有踪迹可寻，见《吕氏春秋·异宝》“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檐（担）”，高诱注“万檐，万石也”。两汉简帛中则多用《说文解字》所收“担荷”义的后起本字“儋”记录，见武威汉简甲本《服传》3“无爵而仗者何也？儋（担）主也”［11］248等。“擔”字较早见于肩水金关汉简“inlinegraphic”（73EJF3：382B）［63］上册，76和走马楼三国吴简（肆4182、4199），辞例中的语义不甚明了，但北魏《崔猷墓志》“负擔（担）万里，扎雨濛风”［19］第四册，226则确切无疑是表“担负”义。通过比较用字差异，辨析出与“檐”字相关的同形现象，明晰不同字形的记词职能，也就能够对量词用法真正进行探源溯流。

又如船只单位｛艘｝在产生之初习以“㮴”字记录，但在秦汉简牍中“㮴”与“梗”讹混同形，较早见于岳麓一《为吏治官及黔首》1537“圂氾毋inlinegraphic（㮴—搜）”［

64］29，岳麓四109正/1277正“置inlinegraphic（梗—绠）井旁”［65］83等，以上两字写法接近，书写变异已经引发讹混。受此用字规律的影响，｛艘｝的用字多作“梗”，见凤凰山8号墓简78“船一梗（㮴）”［54］33，168号墓简10“凡车二乘，马十匹，人卌一，船一梗（㮴）”［54］185等，另见五一广场东汉简壹83“乘都师区坚小艑船一梗（㮴）”［66］18，走马楼三国吴简凡4见均作“梗”。汉魏隶书从“叜”之字多变异从“更”，如“瘦”字汉印作“inlinegraphic”［67］7-20，武威医简73作“inlinegraphic”［11］172，居延新简EPF22：24作“inlinegraphic”［68］6，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溲”字变作“浭”、“嫂”字作“㛐”等。“㛐”更被唐初字样学著作反复予以规范勘正，见《干禄字书》“㛐嫂㛮，上俗中通下正”，《五经文字》“㛮嫂，二同，上《说文》，下隶省，作㛐讹”等。量词｛艘｝的变异用字与“梗”（植物根茎）同形，显然模糊了汉语字词的对应关系，影响字位的准确别词。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全面梳理用字差异对汉语量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学界此前对量词及其演变研究主要集中于句法语义层面，尤其是“数+量+名”结构的演变过程和量词语义的泛化，较少注意用字如何参与量词发展过程及其字词关系变化。因此，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不能仅仅局限于音义本身，还要充分考量用字变化对词汇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初稿完成于2019年7月，并在中国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上宣读。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也得到李运富教授、真大成教授和孙倩、翁明鹏博士赐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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