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清代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总结期，也是前代诗歌接受的繁盛期，各类诗歌选本层出不穷。选家们通过选本，或总结诗法以启悟后学，或品骘高下以寻绎诗脉，或诠释宣扬其诗学观念。大部分诗选可能侧重于后者，即便在凡例、例言或自序中没有明确标举，也会在作者小传和评语中或隐或显地透露其选诗宗旨、标准和诗学理念。因此，诗选通常被看作阐发编选者诗学观念及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正如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所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对于个性比较强烈或带有某种特殊意图的选家而言，选本不仅仅是编选古人诗作，更是编选者的名山事业，“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
或许正是因为选家有相应的话语权，在清代不仅一般文士、书贾不断加入选诗潮流，不少诗文名流、大家更是常预选政，帝王贵胄、名公巨卿也跃跃欲试，皇权力量（尤以康熙、乾隆祖孙二人表现得最为突出）亦纷纷加入“御纂”“御选”“钦定”行列。严迪昌先生曾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
清代带有“御选”“御纂”“钦定”等标签的诗歌选本数量颇丰，综合实用性、流传范围及影响力等因素来看，《御选唐宋诗醇》（以下简称《诗醇》）脱颖而出，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部诗选。
《诗醇》由梁诗正、钱陈群等人奉敕编选，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
《诗醇》收录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和陆游六位唐宋两代重要诗人的诗歌2 665
第一，唐宋并观或兼顾唐宋两代。《诗醇》共收录唐代诗人四家、宋代诗人两家，具体包括：李白8卷375首、杜甫10卷722首、白居易8卷363首、韩愈5卷103首、苏轼10卷541首、陆游6卷561首。从入选人数、卷数和诗歌数量上看，《诗醇》均偏向于唐，这或许与世人通常认为唐诗的总体成就高于宋诗有关。从诗歌的“正变”上看，唐诗要比宋诗“正”，即如四库馆臣所言：“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
第二，突出名作与经典诗歌。《诗醇》收录的2 665首诗作中，“杜甫入选诗数占其作品的总数一半以上，而其他各家的入选率只有李白稍微超过三分之一，而白居易则低至八分之一，陆游更低至十七分之一
第三，重新确定了白、韩、陆等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诗醇·凡例》云：“唐宋人以诗鸣者，指不胜屈，其卓然名家者犹不减数十人。”编者特意于这些名家中标举李、杜、白、韩、苏、陆为唐宋诗歌之六“大宗”，体现出编选者睥睨古今而独断一切的眼力和气魄。李、杜二人能够入选自无悬念，因为从中唐以后他们即倍受世人推崇，历千余年而至乾隆时，早已成为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诗醇》编者认为“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稀有”，四库馆臣亦将其并为“唐人第一”：“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
《诗醇》基本上确定了“唐宋六大家”这一简明而醒目的概念，“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提要》阐绎之，其义益明
《诗醇》编定后即被当作翰林院藏书，起到了指导阅读的作用。如乾隆年间戴第元在翰林院时就经常翻阅：“唐宋两朝诗合选，世鲜善本……《御选唐宋诗醇》一书，至博至精，津梁奕禩。所选者六家，而三唐两宋之精华无不荟萃。第元官翰林时，诵习既久，玉堂清暇，泛览滋多。
如果《诗醇》仅凭皇权的加持、自身的优胜点以及官员的推誉，也只不过是有一定分量的唐宋诗歌选本而已。它之所以能够在有清一代甚至民国时期持续发挥影响力，被读书人尊奉为经典读物，除上述优点外，更重要的是其超强的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和书院教育的教材。这两点是其他任何选本都无法比拟和抗衡的，也由此奠定了它超脱于选本的经典性地位。
《诗醇》由内务府刊刻后，起初贮于内府，多用于颁赐，外界流传较少。其影响力的扩大，最直接的动力来源于科举考试，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乡会试中加入试律诗后。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江苏巡抚陈弘谋即因时所需奏请重刊：
我皇上特命乡、会场增试排律一首，天下士无不诵习声诗，和声鸣盛。而诸生平日讲肄诗律者甚少，不过购《唐人试帖》《近光集》等书，以供应试，未足为诗学之根柢。伏读《御选唐宋诗醇》，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一经圣主品评，永为千古定论。恳请重刊通行，以广流布；各省愿刊者陆续刊行，有裨文教
奏请获批后，各地很快冒出不少版本，如紫阳书院藏版、书业堂刻本、两仪堂双色套印本、聚秀堂刻本等，以备考官翻检出题、士子应试备考之需。此后进一步放开政策，《诗醇》等御纂、御选类的书籍直接颁发各直省：“御纂诸书，颁发各直省，依式锓板流传，并分给各学，存储尊经阁，俾士子咸资诵习。
乾隆二十七年奉上谕：“闱中旧存书籍，残缺不完，试官每移取坊间刻本，大半鲁鱼亥豕，自命题发策以及考信订讹，迄无裨益。应将乡、会两试需用各书，汇列清单，就武英殿请领内府官本，钤用该衙门印信，备贮应用。该管官前后检明，入册交代。钦此。
同时下令允许各省书坊贾肆自行刊印御纂诸书，此类书籍共有数十种，《诗醇》亦赫然在列。
从乾隆二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西南五省乡试，试律诗成为清代科举中的必考科目。而诗题是由官方给定的，“凡试，规会试及顺天乡试，书义三题、诗题，皆由钦命……各省乡试，四子书题、诗题，皆正、副考官公定
要想全面了解前人诗句，固然以通读全集为最佳途径，正如龙启瑞所说，“唐宋佳什——杜、韩、苏、黄诸大家全集能涉猎更佳
今以李白诗歌为例略加说明，自乾隆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七年的67科各省乡试中，诗题得句出自李诗者有31科44题，除顺天、福建二省外，广涉其余各省之乡试。其中有37题可从《诗醇》中检得，约占84%。因《诗醇》仅选录了李诗的三分之一，84%的诗题得句出自该书，比例之高可见一斑。同样，将乡试中出现的杜甫、苏轼等人的诗句进行类似分析，结果亦然。能同时包罗李、杜、苏等大家名句，且高比例地出现在乡试中者，唯有《诗醇》。换言之，从应付科考的角度看，《诗醇》一书具有其他诗选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李慈铭更是明确说：“自同治初元以来，殿廷及乡会考试，命大臣拟题，内出书一卷，折角数叶为记，拟者即数叶中择之，其诗题字出于《唐宋诗醇》。
不仅如此，《诗醇》在应对科考方面的重要性还通过其他形式得到了强化，如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问中亦多次提及该书：
我皇上嘉惠士林，钦定《唐宋文醇》以疏其原，以培其本；复御选《四书文》，以悬之鹄而正其趋。又复颁《唐宋诗醇》，以泽之风雅而博其趋……试举……唐宋诸家之诗，其旨趣若何？……撮其大纲，而行文以自见与
是以圣心谆切，复钦定《唐宋文醇》《唐宋诗醇》，颁于黉序，俾由此学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经，且非徒大正其科举之业。今既寝食于斯矣，盍深言《文醇》《诗醇》诸家之所得者若何？胪其人之梗概，疏其文之关系，大小可各见也。毋泛毋杂。
夫诗以道性情，必原本忠孝，根柢风骚。若李、杜、韩、白之于唐，苏、陆之于宋，乃能当大家而无愧。我皇上文思天纵，鸿章巨什，集千古之大成，御选《唐宋诗醇》，颁行海内已久，诸生溯风雅之渊源，诵圣人之制作，必有奋勉兴起、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
我皇上《御制诗集》，广大精微；《唐宋诗醇》一编，久标模范。近复于二场改试唐律，唐制所谓试之杂文以观其才也。知必有奋起于风雅之途者，敢抒所诵习以对
由此可见，自科举考试加入试律诗后，不少官员如钱载、潘奕隽等在主持乡会试时，亦常在策问中强调《诗醇》的典范性意义和作用。“经史时务策”的主要作用在于两方面：一是“欲其贯通古今，指陈得失
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诗醇》日益成为读书人必须研习的举业用书而广为流传，朝经典化方向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清代书院兼具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双重功能，各府州县依例设有相应的学宫或书院，以便教育和选拔士子。在选拔上，书院联系着科举考试最低层级的考试——童试。童试通过者即可进入相应的府州县学书院学习，即“入学”，“入学”后亦有岁试、科试，最终科试优胜者可参加下一年的乡试。自乾隆二十二年后，这些考试皆以试律诗为考察依据，《诗醇》在书院学习过程中自然又成了必备书目，类似于诗歌方面的教材。即便未能“入学”者，也须逐渐练习作文和“对课”（俗称对对子，为作试律诗准备）。“对课”娴熟后则学写试律诗，也称之为“窗课诗”。由现存的科举实物资料看，通常从五言二韵到四韵再到六韵，循序渐进学作试律诗。有条件的家庭长辈也会指导儿孙辈学习作诗并购买一些参考书，如周作人曾言及1898年前后其祖父周福清就往家中寄过浙江书局刻的《唐宋诗醇》，并夹有一张字条启示鲁迅等人学诗门径：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周福清便条中所谈学诗之法，取法对象即是《诗醇》中的六家，对幼年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而言，当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周作人早年学习写作试律诗时亦常以杜诗得句为题，如1898—1901年曾作有“新晴锦绣纹得纹字”（杜甫《喜晴》）、“闻道长安似弈棋得安字”（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二三豪俊为时出得时字”（杜甫《洗兵马》）、“巡檐索共梅花笑得花字”（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虎气必腾上得腾字”（杜甫《蕃剑》
在全国各府州县学宫或书院中，《诗醇》几乎是必备书籍（标配），犹如学诗的教材。对此，我们可从各地学宫、书院的藏书简表（
据
各地所藏《诗醇》的来源有两大途径：一是国家颁发或各省自行刊刻，如《大清会典》《科场条例》等官方文件中明确规定“御纂诸书，颁发各直省，依式锓板流传，并分给各学，存储尊经阁，俾士子咸资诵习
这些书院藏书的主要用途当然不仅是作为赏玩或庋藏性的藏品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便生童诵读”（《光绪四会县志》）、“以为士子仿模规范
《诗醇》最初是经乾隆授意、圈定人选后，由梁诗正、钱陈群等人为贯彻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而编选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在翰林出身者心目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地位。随着此书实用功能的增强，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以后，《诗醇》充当了科举考试诗题“参考书目”甚至“考试大纲”的角色，各级书院更是将其当成学作试律诗的必备教材。《诗醇》逐渐成为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士子，乃至全社会读书阶层的“刚需”书目之一。这种影响力和实用性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诗醇》的经典性地位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共同促成的。
这种经典性地位一经形成，便发挥出持久的影响力，即使在科举被废，试律诗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诗醇》仍然有着广泛的受众。它在民国年间也一再出版，并署曰“学部审定参考书
考察《诗醇》从生成逐步走向经典化的过程，我们既可重新认识和发现它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性，又可补充唐宋诗歌阅读和接受史中的重要环节及特殊形态，还可更加全面、科学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某些特殊现象，值得引起唐宋诗歌和清代诗学研习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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