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静松. 超越生产主义——探析全球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的锁定效应[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0(6): 55-69
Li Jingsong. Beyond the Productivism Paradigm: Exploring the Lock-i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Agri-food System[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50(6): 55-69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0.03.194
Permissions
Copyright©2020,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所有
超越生产主义——探析全球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的锁定效应
李静松
浙江大学 社会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58

[作者简介] 李静松(https://orcid.org/0000-0002-5403-8915),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业食物体系转型与制度系统变迁研究。

收稿日期: 2020-03-19
基金: 浙江大学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助项目
摘要

全球农业食物体系在二战后历经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及新生产主义的范式演进,在当前呈现的基本特征是: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与供给全球化、治理模式公司化以及面向可持续的转型。来自环境、农业和食物方面的压力和紧张关系是该体系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主流制度系统产生的锁定效应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体系对困境的突破能力,致使转型始终未能超越生产主义。从该体系相关的七个主要问题被制度系统锁定的路径及其结构性根源中能够发现,依靠当前主流制度系统自身的调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超越生产主义、化解制度系统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在认知反思的基础上确保“实践—制度”的有效对话。

关键词: 农业食物体系; 生产主义; 锁定效应; 农业与食物社会学; 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
Beyond the Productivism Paradigm: Exploring the Lock-i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Agri-food System
Li Jings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paradigms of productivism, post-productivism, and neo-productivism dominated the global agri-food system in turn since 1945, and the current system is still in the making with the trends of industr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corpo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For a long time, the impacts the system generated on the environmental, agrarian, and food domains unavoidably lead to the following seven key issues: (1) The contemporary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continuously genera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stead of eliminating them; (2) The process of putting the ideology of sustainability into practice is slow and less effective; (3) Although confronting pressures, agriculture is still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productivism paradigm; (4) As the modern agri-food sector can hardly be independent of the distant market an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space for smallholder farmers' in this sector has been massively narrowed down; (5) The ″food from nowhere″ regime has either apparent or potential impacts on food safety; (6) The quality turn in food consumption has offered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ly develops new profit space for corporations; however, it could not guarantee food access for all consumers; (7) The privatization of food security is aggravat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food supply system.
The impacts generated from the above issues have weake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urrent system and have also been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lock-in effects generated by the mainstream institutional system have constrained the capability of the system in problem-solving; as a result, the productivism paradigm still dominates the agri-food sector.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ock-in effects concerning the seven issues alongside regime change in the agri-food system, and analyses how the ″lock-in″ happened and what the structural causes were. This research has discussed three lock-in trajectories identifi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are: (1) The problem/conflict has become deepened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such as agrarian and food security issues; (2) The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problem-solving has been limited or narrowly interpreted, such as environmental issues; (3) The alternative strategy has been conventionalized in terms of its core value and means wh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institutional system, such as food safety issues; (4) Based on lessons from the past, we cannot merely rely on systemic adjustment to the systemic problems; as this could even accomplish the very opposite.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productivism - post-productivism -neo-productivism″ systems show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has not successfully tackle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at different stages, while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The existence of the lock-in effects is the consequence of institutional path dependency under neoliberal discourses, which sets up obstacles for system innov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agri-food system is at a crossroads, to break through the lock-in effects and loosen the system for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gri-food system in a reflexive manner, provide protected space for problem solving-oriented novel practices, and ensure useful feedback from niche-regime interactions.

Keyword: agri-food system; productivism; lock-in effect;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food safety

【主持人语】 本期中国“ 三农” 问题研究主题栏目刊发两篇论文:李静松的《超越生产主义— — 探析全球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的锁定效应》和程铭达等的《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其中, 前者从阶段论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演进范式, 并重点探析了主流制度系统的锁定效应。在现行农业食物生产体系中, 如何平衡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环境可持续性, 推进农业高质量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 这篇论文引发了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后者基于实践经验讨论了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这一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理论成果,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农户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启发。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浙江大学 黄祖辉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农业食物体系的形成与二战后全球农业生产方式及食物供给模式的变迁密切相关, 是食物关系现代化的标志, 从根本上改变了食物生产和获取的规则与实践。该体系由农业技术产业、农业生产要素、农业产业、中介、食品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以及食品消费等要素构成[1], 通过政策制定者、生产者、零售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和决策实现其生产和再生产, 并在上述相互依赖的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形成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机制的体系。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 将全球范围内农业食物体系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源于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变革对这一体系的塑造和影响。战后西方工业国的农业逐渐与工业资本和现代国家体系结合起来, 国家法规强化了一种以低薪和廉价食物①(①西方工业国经历的廉价食物时代是奉行生产主义的直接后果。这里的廉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绝对价格偏低, 这是因为大量生产导致食物过剩, 从而使食物价格降低; 另一层含义则是相对价格偏低, 指现行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涵盖食物生产所消耗的隐性成本, 如对环境生态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等。同时, 因为廉价食物降低了劳动者对薪资的需求, 进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使社会维持长期的低薪资水平成为可能。就这样, 在农业成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来源的同时, 又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薪阶层提供廉价食物, 使资本得以从对工业的投资中持续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 这成为战后西方工业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国家积累形式。)为基础的、全新的国家积累形式[2]64-68[3]。这一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将这种建立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交换基础上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国家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4]。随后, 由于生产过剩导致价格波动增大以及贸易市场竞争加剧, 欧洲和美国农业的过剩生产促使食品部门新自由主义政治蔓延。国家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理念结合之下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内部市场的自我约束、去规则化以及私有化。伴随大量同质且廉价的农产品和食品在市场交易, 权力逐渐从食物供应链的生产端倾斜到零售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跨国企业的崛起实现了权力重心和治理主体从国家向私有(国际)资本的转移。农业食物体系的不断商品化促使食品市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增强, 并形成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食物供应链, 由此国家原本作为无争议的经济协调者的角色渐趋弱化。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计划倡导下的自由市场逻辑引导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将原本相对简单的国家或区域食物体系转变为庞大而复杂的全球体系, 该体系是当今世界大部分食物的常规来源。

尽管农业食物体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曾阶段性地面临困境和危机, 进而打破当下既定的社会共识, 寻求转型突破, 然而从当前情况看, 该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在其自身转型过程中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反而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叠加使矛盾更加尖锐。那么, 究竟哪些结构性因素在制度层面形成了锁定效应, 从而限制了该体系面对困境的突破能力及范围?所谓锁定效应是指现有社会技术系统对创新实践的阻碍[5]。由于锁定效应的存在, 现有社会技术系统对可替代方案采取排斥或视而不见的态度, 因而可以说, 锁定效应阻挡了社会技术系统的革新, 即便是在该系统的负面影响已然显现、社会行动者对其(非期然的)消极后果已经有明显察觉的情况下。本研究将基于对全球农业食物体系发展历程和变迁趋势的梳理, 探寻该体系的问题根源, 分析转型进程中既有制度系统对转型的锁定效应及实现路径。

为明确讨论边界, 有三点要说明:第一, 本文以农业食物体系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该体系主导模式变迁的同时并不否认同时存在可替代模式, 后者作为生成中的实践无疑是理解制度变迁的有效参考, 但由于本文的分析立足于制度层面, 对“ 实践— 制度” 层面的研究将另文讨论。也就是说, 本研究通过分析农业食物体系主导模式的变迁, 间接回答“ 为何可替代模式的存在并未能撼动主导模式的绝对地位” 。第二, 本研究将时间范围划定在二战后至今, 尽管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及食物贸易关系在殖民时代末期就已出现, 但该体系较完整且广泛的呈现始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现代化阶段。第三, 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不同时期影响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主导力量, 并对全球总体变迁趋势提供一种结构性解释, 而非限定在特定区域, 因为对后者而言,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总体趋势与其开始全球化的时间、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以及具体的社会制度有关。

二、 西方工业国主导下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变迁

二战后至今, 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经历了一系列变迁, 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和食物关系, 可以将其划分为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新生产主义三个阶段。

(一) 生产主义阶段与简单现代性

1.历史过程

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西方工业国以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理念引领农业生产, 以持续提高产量和效率为目的, 致力于将增产技术快速高效地扩散到农业生产中, 实现了对单一结构种植、机械化生产、农业化学品以及生物技术产品等的大规模推广。这一阶段是简单现代性的集中体现[6], 表现为生产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技术理性化和生产集约化, 专家系统以科学方法为依据在掌控食品链的同时也掌握着对其进行合法化解释的话语权。

生产主义生产方式致使农业生产剩余长期存在。农业苦役踏车(agricultural treadmills)理论从生产者技术采用角度阐述了粮食剩余产生的结构性根源[7]18-21。按照农业苦役踏车的逻辑, 农户采用新技术以及扩大生产规模主要出于经济压力:新技术的采用带来产量增加, 增产的累积效应会引起市场价格下降, 农户若要继续进入市场, 就必须持续采用(新的)增产技术。由于过量生产, 那些产量增加的农户的收入与采用新技术之前的收入持平, 而未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则收入减少。那些对采用新技术不够积极的农户很可能由此从农业苦役踏车上跌落, 从而使有能力跑得更快的农户获取更多的土地从事生产。农业苦役踏车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过量生产。

西方工业国在生产主义影响下改变本国农业部门的同时, 也通过绿色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对这些国家农耕模式的根本改变。经由绿色革命, 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生产者逐步置身农业苦役踏车的困境。然而事实证明, 除了在一些水肥条件好、农业机械和化学品投入密集的产区增产效果明显之外, 绿色革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主要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其一是取代了当地作物品种系统和传统种植模式, 阻碍了当地农村生计系统的延续; 其二是造成了广泛的环境破坏, 很多地方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的采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包括农业及非农物种生物多样性减少, 土壤的盐碱化、污染和荒漠化[8]。

生产过剩和环境问题的不断累积致使生产主义模式面临压力和挑战。西方社会对技术理性化和生产集约化的共识因此受到质疑, 于是在试图解决当下问题的同时寻求可替代的观念和方法成为转型动力。

2.变迁维度

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是生产主义对农耕活动的直接改变。通过在生产中采用与制造业相似的理性化体系, 农业被抽象为一个“ 有始有终的投入— 产出过程” [9]123。这伴随两个维度的抽象化:其一是与位置和时间的脱嵌, 工业化生产给人“ 没有固定位置” 的印象, 因为获取这些食物可以摆脱时间和位置的限定; 其二, 这种生产体系是建立在农业从其社会学、生态及文化根基上脱嵌出来的抽象化基础之上的, 从而使其大范围取代本土知识成为可能。

(二) 后生产主义阶段与反思现代性

1.历史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全球格局发生巨变, 曾经在简单现代性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现代科技和专家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不断加剧, 风险承担成为现代社会及其成员的生活常态和共同命运。而风险社会的真正来临[10]则意味着现代社会从简单现代性进入反思现代性阶段。

新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和蔓延带动了全球市场的崛起。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下, 权力关系与新的权力平衡点发生了变化— — 逐渐从国家主体向非国家主体转移, 全球企业尤其是零售业掌握了更多权力和资源, 这使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的焦点。与之相关的是, 社会关系和责任的个体化使社会逐步“ 去集体化” , 并伴随一系列关系的断裂, 包括国家的权力边界、社会与自然的分界, 以及科学与大众的关系等[11]5-20。

就农业食物体系而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人们对生产主义的质疑催生了相应的调整, 以期纠正生产主义阶段导致农业生产过剩和环境影响加剧的做法, 这标志着农业食物体系由此进入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阶段, 同时意味着该领域向反思现代性转型的开始。在农业生产中, 一些农户开始探索可持续的生态农耕方法[12]67-71。

在后生产主义阶段, 生产者、零售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关系及相互依存度较之生产主义阶段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对食物的购买意愿, 以及对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动物福利、健康及可持续性的关注成为食物设计、生产和供给的指导原则。这种消费主义转向使消费者被看到并被赋权[13], 弥补了认知简化所带来的对消费者作为能动主体的认识不足。食品链的重新在地化被视为农业食物体系日渐突出的反思性表达。这一时期出现的政治消费主义主张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过程表达政治立场和价值关怀[14]。在消费者被赋权和消费选择的名义下, 对市场的赋权成为向市场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后生产主义转型的直接后果是, 在对消费者赋权的名义下, 以损失全球范围小农和小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 成功实现了对全球零售企业的赋权。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 立法系统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由国家主导的对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粮食安全的立法, 逐渐被杂合模式替代。这种杂合性主要体现在:既要结合国家和市场的双轨制, 又要体现全球化市场自身的规制能力。这种杂合存在方式是“ 通过对食品的不断加工、营销和增值, 以实现资本积累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在通过维持公共法规体系改进对公共事务和环境的关注的同时, 通过提供多元品质属性的食品来满足‘ 消费者选择'” [15]。因而, 后生产主义阶段的调整又被认为是对现实的“ 妥协” , 这种妥协由于依然以追求利润为优先选择, 很大程度上已经预示了妥协的不彻底甚至失败。2007— 2008年之后出现的国际粮价飙升和全球食物恐慌是妥协失败的集中体现, 并标志着农业食物体系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生产实践和集体反思。

2.变迁维度

后生产主义阶段促进了农业食物体系两个维度的变迁, 分别是食物生产与供给的全球化, 以及治理模式的公司化。

当代农业食物体系的全球化与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以来的全球食物贸易密切相关。随着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 跨国农企逐步实现对全球主要农产品和食物的生产、加工及分配的控制。全球食物关系的加强不断瓦解之前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食物关系, 并导致食物、产地及消费之间的关系趋向断裂。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 他们所消费的是“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16]。农业食物体系的全球化被视为与农业生产和食物供给相关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形成过程, “ 总体而言指的是经济过程和空间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 [17]277, 包含“ 权力从社区和国家转移到国际组织, 例如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 [12]37。

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之后, 与全球化同步加速的是农业食物体系在治理模式上的公司化, 表现为公司对该体系的掌控力逐渐增强。公司治理是对公共部门主导的治理模式的挑战。作为治理体系中关键行动者的(跨国)公司在强大到可以影响治理规则制定的情况下, 会直接削弱治理规则的效力及合法性[18]1-20。因此公司不仅作为经济行动者参与全球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零售, 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政治行动者。

公司权力增强会导致粮食安全私有化的后果, 因为公司主导的模式助推了“ 粮食安全私有化” [19]280, 又称“ 粮食安全市场化” [20]172, 即将作为公共利益的粮食安全责任交由私营部门承担、由市场来调配的趋势。“ 一个附属于资本的世界” 正在形成, 因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结构调整计划, 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农业协定》都在加快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19]292。这已经对粮食安全、小农生计、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利产生消极影响。

(三) 后2008时期的新生产主义阶段

1.历史过程

2007— 2008年的国际粮价危机使全球农业食物体系遭受严重打击。当时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在国际商品市场急速攀升, 中国食品价格通胀率达到18%, 印尼、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通胀率也达10%, 范围覆盖几乎所有主要的粮食和饲料商品, 导致非洲、亚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出现社会动荡。粮价飙升引发国家干预:主要的粮食生产国, 如阿根廷和泰国, 为稳定本国粮价和国内供应设置了出口限制; 经济发达的粮食进口国预见到未来持续的食物短缺, 纷纷到经济欠发达国家, 尤其是非洲撒哈拉地区抢占耕地[21]。这加剧了国际粮价市场的无常波动。但另一方面, 尽管危机致使多个国家及地区出现食物恐慌, 这一时期多家跨国农企的利润却都打破了纪录[16]。

2008年的全球食物危机是后生产主义妥协方案失败的体现, 同时, 新生产主义(neo-productivism)被提上了议程[22]。新生产主义延续新自由生产主义叙事, 主张为满足市场在食物、饲料和燃油方面的更大需求, 应当采用更有效的资源利用方法进行增产。新生产主义主张被广泛表述为可持续集约化。这一概念框架涵盖生物技术、生态农业及其他多种增产方法, 同时还强调降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负荷[23]。

总之, 2008年由国际粮价飙升引发的危机让后生产主义模式深受质疑, 全球范围新一轮对粮食安全的恐慌说明了后生产主义妥协在杂合的生产模式和权力关系中不但难以实现, 还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以可持续集约化为代表的新生产主义到底是延续生产主义及后生产主义的生产模式和权力关系的“ 新瓶装旧酒” , 还是应对当前危机的有效途径和范式转换, 这值得深思。伴随对食物峰值、水资源消耗和土地利用等议题的争论, 国际组织及多国政府开始重申粮食安全及粮食自给的重要性, 进而重新思考应对食物危机的长效机制和公正做法。在当前的农业食物体系中, 尽管经济效益和经济理性依然占主导, 但已开始逐步调整并将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持以及动物福利等视为同等重要的原则。然而社会主体对粮食安全的理解是异质性的, 分歧的关键在于到底是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实践视为解决问题的出路, 还是问题的根源。

2.变迁维度

新生产主义阶段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将可持续理念正式吸纳到制度系统之中。尽管就实践层面而言, 可持续理念萌生于生产主义的生态及健康外部性得以局部显露的时候, 因而可被视作对已呈现工业化、全球化和公司化趋势的常规体系的反思、制约和平衡。可持续发展在后生产主义阶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并在新生产主义阶段以可持续集约化为主要表现形态被正式吸纳到制度系统中。然而, 尽管这一概念已经被主流话语吸纳, 但在实践过程中常常相互冲突, 根本原因在于“ 可持续性”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在兼顾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具体指标上存在争议[7]251。

三、 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的锁定效应

农业食物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间曾阶段性地处于转型压力之下, 且其自身不断通过结构调整来应对困难和危机。然而, 当前体系呈现出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 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创新、全球农产品贸易、“ 公司+农户” 的农业企业带动发展模式等已经成为主流政策导向、科研方向以及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 与农业及食品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包括食品安全、农业面源污染、粮食安全、能源消耗等时有出现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焦虑。这说明当前体系呈现了上述三个阶段后果的叠加。尽管在每个阶段的转型压力下还生成了其他可替代模式, 例如基于对工业化反思的关系重建、对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主张、食物消费中的多元价值诉求表达等, 但当下和后继制度系统也并未能为这些可能性提供充分的实现空间, 历史发展的主线依旧朝向原本的方向加强, 农业食物体系呈现的始终是生产主义范式主导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 后生产主义阶段的妥协以及新生产主义阶段的可持续转向只是在对生产主义“ 做加法” , 而非对其进行否定或摧毁。于是, 自生产主义阶段中后期就出现的、企图超越生产主义的目标也因此未能真正实现。为什么转型始终没能偏离或背弃生产主义路线?在此要探讨的是, 主流制度系统对农业食物体系不同时期的转型驱动产生了哪些锁定效应, 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什么, 以及不同阶段的制度之间如何通过选择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来实现这些锁定。

归纳起来, 当代农业食物体系面临的压力集中体现为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和食物问题, 这成为该体系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本文接下来将分别以这些压力为主线, 分析主流制度系统在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产生的锁定效应。

(一) 环境问题

问题1:当代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从未消除, 反而持续增加。

锁定效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食物关系是导致环境影响持续产生和累积的关键。

环境问题是生产主义阶段遭遇的主要危机, 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因为它基于生产主义原则, 重短期利润、轻长期可持续性, 从而不断产生并累积着生态和社会外部性。工业化的抽象带来人与自然、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断裂, 从而使马克思所言的“ 代谢断层” 出现并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尽管从后生产主义时期起环境问题便得到关注, 且后生产主义在生产方式上进行了适当妥协, 但这一时期快速扩张的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使环境问题在原本断裂关系的基础上表现为远处生态, 从而阻碍了及时有效的生态反馈[24]。与此同时, 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策略使其在产生环境影响之后有机会逃避单个国家的规制, 进一步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因此,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食物关系是导致环境影响持续产生和累积的关键。当然也应当看到, 由于农业的生态外部性已较为严重, 加之大众传播能力的加强以及社会对环境和公共健康关注度的提高, 生态反馈已经开始成为建立新型食物关系的文化驱动。只有在消费者和远处生态之间建立紧密的反馈, 才能有效吸纳生态外部性。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到农业与食物领域正是基于重建生态反馈的迫切需要。

问题2:将可持续理念落实到实践的进程缓慢, 且收效不明显。

锁定效应:对农业可持续性的诉求表达当前主要表现为可持续集约化。

可持续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导致实践层面可持续转型的不确定性, 围绕农业生产到底该坚持多功能原则, 还是依赖技术密集的精准农业的争论也因此一直持续[25, 26]。

可持续转向曾被视为终结二战后技术理性化和生产集约化共识的主要推动因素, 是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的关键驱动力。然而, 可持续诉求主要以可持续集约化方式表达的原因在于, 可持续集约化与生产主义理念及其所推崇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有着内在关联。农业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路径, 以集约化、集中化和专门化为主要特征。可持续集约化恰是在工业化框架下的构建, 延续着工业化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原则— — 通过农业外部投入品的增加和新技术的采用来提高产出; 同时延续的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对农业的抽象化改造。这种延续单一种植结构、以生物投入品替换化学投入品的做法, 回避了工业化生产方式与可持续性之间的根本矛盾, 忽视了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由于在生产上无法摆脱生产主义和工业化的影响, 且公司依然是技术及农业投入品的供给者, 可持续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主流制度系统所能接纳的范围内, 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转变, 可持续集约化也因此成为生产主义范式在新生产主义阶段的延续。

(二) 农业问题

问题3:尽管压力重重, 当代农业生产依然难以摆脱生产主义范式。

锁定效应:农业工业化深受现代主义世界观影响, 纠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对现代主义及其衍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 但现有发展模式和技术研发方向都与生产主义原则及工业化生产方式高度一致。

从人类与生态系统互动的文化意义看, 在农业与食物相关实践的价值取向上, 一直以农业生产的理性化、食品加工和零售的利润最大化、消费的高效和成本节约为主导的观念源自现代主义世界观。可以说, 工业化生产方式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积极建构的结果, 农业食物体系的文化规范和实践折射出以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理性计划为隐喻的现代主义世界观[27], 该世界观将科学视为社会和经济“ 进步” 的根本动力, 认为“ 进步” 在终极意义上是积极的, 在广泛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主义看来, 自然和人性都是缺乏秩序并且危险的, 因而必须将其置于理性的管控之下[28]。将现代主义方法带入农业生产的范畴, 便产生了生产主义。由于生产主义理念的核心在于对提高产量和效率的不懈追求, 要实现目标, 就需要严格控制生产的外部条件。

在农业生产中, 技术是实现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 是践行生产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生产主义所提倡的、农业生产中普遍采用的控制模式是把生产力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必要保证。技术使控制成为可能, 也为解决(新的)问题提供出路。技术采用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 也在不断改造着农产品、食品及种质资源, 使其超越原本的自然属性①(①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学者指出, “ 资本主义似乎依然止步于农场的大门” , 换言之, 自然本身的某些属性牵制了资本主义进入农业的步伐。但当前这道门槛已逐渐被技术突破, 使资本得以进入农业领域不同的商品链。同时,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农业部门内部各分支领域市场化程度的不同, 这种进入是利润导向的, 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参见Mann S. & Dickinson J., ″One Furrow Forward, Two Furrows Back: A Marx Weber Synthesis for Rural Sociology, ″ Rural Sociology, Vol.52 (1978), pp.264-285。)成为类工业产品。同时, 在技术的推动下农业完成了不同生产活动间的“ 进步式分离” , 实现了禽畜养殖和作物种植的专门化和集中化。

资本的进入成为技术研发的动力源泉, 而技术推广和市场化又激励着资本的持续投入。在资本进入农业的过程中, 技术与资本的关系非常关键。一方面, 技术创新为资本进入农业清除了大部分障碍, 使资本可以借助技术率先突破农业的某些领域; 另一方面, 资本进入农业之后为后续的技术研发提供了持续的支持, 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 农业领域的研发已逐渐由以公共部门资助为主过渡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资助, 甚至一些高利润空间的研发领域以私营部门资助为主。随着农业技术研发主体从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的转移, 技术研发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偏好, 即获利空间的大小。由此产生的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对农业进行持续改造, 使农业生产朝着有利于资本获利的方向发展。

问题4:由于当代农业生产难以独立于长线市场和全球体系, 农业小生产者参与农业的空间愈发狭窄。

锁定效应:农业苦役踏车将农民局限在“ 技术采用— 扩大规模” 的循环中, 同时由于公司在治理结构中权力增大, 并通过占取主义(appropriationism)和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两种途径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重塑, 农业生产者在农业苦役踏车作用下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农业生产对新技术的依赖使农民在农业苦役踏车作用下形成内部分化:其一是对新技术敏感且有能力进行技术投资的, 以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大规模农场主或农民专业户; 其二是能紧密跟随新技术、维持适度规模的农户; 其三是从农业苦役踏车上跌落被迫离开农业生产或只能勉强留在农业但需要其他非农收入维持生计的小农。农业苦役踏车作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民需要不断负担新技术及农业投入品的成本, 并承受着持续扩大规模的压力。在西方工业国, 由于农业苦役踏车的长期存在, 全职农民相较几代之前已大为减少①(①以美国为例,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全国总人口1亿多, 其中农民超过2 200万, 而到2010年, 全国3亿多人口中农民仅剩250万。)。即便如此, 在工业化农业的带动下, 农场日渐规模化, 致使农民被迫以非农收入补充生计所需。农业苦役踏车现象的一个长期后果是, 持续的技术采用改变了耕作循环系统, 主要体现在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导致生态系统对病虫害的内在控制力下降, 复合肥施用量的增加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农民对商业种子系统的依赖直接导致作物遗传基础窄化、作物在地进化能力下降等。

除了要面对进入生产主义阶段以来日益严峻的农业苦役踏车之外, 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以来的加速全球化和公司化, 也使农民生计面临更大压力, 农业生产者原本的供给边界被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由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和供应链。

公司权力的增大使其得以不断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控制, 使其在更加依赖技术和市场的同时承受更大的经济竞争压力。这些控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其一是占取主义, 即公司通过将农业投入品销售给农民, 实现合成肥料对绿肥的取代, 以及商业品种对农家种的取代。农民由于受农业苦役踏车的限制或在“ 公司+农户” 模式下与下游公司签订合约, 即使预期收入低, 也必须购买这些农资维持生产。其二是替代主义, 指公司寻求将农业产品简化为工业投入品的做法。当具备相似功能的农产品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时, 就给了公司压低生产成本的机会, 也使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生产者产生了跨部门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关系②(②食物作为商品的可替代性体现在作物发展及其与公司替代主义策略的关系中, 如此一来, 热带产品如糖、棕榈油等被工业化农业的副产品取代, 粮食可以功能化地等同于饲料及生物技术原料等, 参见Goodman D., Sorj B. & Wilkinson J.,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Blackwell, 1987。农业能源计划因此而广泛存在, 体现了农业的终极拜物教, 在能源价格上升的时候将人类的生命物资转化为能源。)[29]4, 58。占取主义和替代主义的存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司的利益, 使公司更有可能规避风险、控制生产链分支, 进而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而这是以损失全球范围内的小农以及小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可以说当代小农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之中, 因而不得不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这意味着商品关系嵌入农民耕作的循环系统, 虽然最初是外部强迫, 但后来这种商品关系就被内化了, 农民被迫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小农参与农业的空间被挤压还在于其在农业生产中受到来自市场的双重压榨, 即农民以批发价销售产出品, 以零售价购买投入品, 这与经济领域的其他部门不同[30]259。随着过去几十年间燃料、种子、农药和化肥等投入品价格的不断攀升, 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或降低)势必加剧对农民的双重压榨。

(三) 食品安全问题

问题5:“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导致了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锁定效应:这一问题根植于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以商品化为目的和动力的食物关系。与此同时, 廉价食物的文化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食物的“ 品质转向” 。

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工业化, 而商品化是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原动力。商品化描述了生产从非市场向市场形态的农业转型, 后者表现为为获取现金收入而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农业商品。如此一来, 食物经由商品化成为食品, 即作为可交换的批量生产的商品, 市场价格成为其价值的集中体现。农业因而不再是过去一直以来嵌入当地生计方式的生存手段, 而是被整合到全球供应链中。与之相关的是, 比较优势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导原则, 生产通过引进驱动重构为特定地区带来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和组织方式而开展, 因而可以说“ 在当今情况下, 尽管世界不同地区所受的影响不同, 但农业都变得不再是社会、国家及文化的根基和依托, 而更多成为公司全球采购策略的精细组成部分” [31]。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 农业和食物已经越来越被商品化了, 这意味着整个体系更加强调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价值(即交换价值), 而产品的营养、品质、生态等使用价值则退居其次[3, 32]。商品化凸显了市场在交易中的作用, 农产品和食品逐渐变得与其他工业品相似。然而与其他商品相比, 食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却被遮蔽和忽视了, 这成为当代食品安全危机或食物风险的根源所在。

同时, 工业化生产方式所维系的“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体系是建立在廉价食物的文化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廉价食物降低了劳动者的薪资需求, 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使社会维持长期的低薪水平成为可能, 这成为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很长一段时期的国家积累形式。自后生产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采购策略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有利条件下将廉价食物的外部性持续且无限扩大了。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使廉价食物遭遇合法性困境, 且在多元诉求表达的文化驱动下催生出一系列新型食物关系①(①这些新型食物关系被“ 有所了解的食物” (food from somewhere)体系所涵盖, 其存在主要作为对“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food from nowhere)体系现存问题的应对, 在此文化框架下, 一些行动者正在通过为食物附加文化价值而朝向与“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相反的方向努力, 以期实现社会和生态价值的重新嵌入。参见Campbell H., ″The Challeng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Social Legitimacy, Ecological Feedbacks and the 'Food from Somewhere' Regime,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26, No.4 (2009), pp.309-319。), 然而在“ 如何养活2050年世界逾90亿人口” 的叙事框架下, 廉价食物及其生产方式依然有其牢固的合法性根基。由此形成的潜在共识是:好的品质要以牺牲产量为前提, 因而不可多得, 不适合全面推广; 获取优质食物更多依靠的是购买力; 如果保证粮食供给的数量, 且使其能为低薪劳动者所获取, 则必须延续生产主义方式以确保廉价食物的持续供给。这样一来, 食物的品质与数量被建构成矛盾关系, 一同被建构的还包括优质食物[12]190-198。

廉价食物在当代遭遇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体系无法体现, 甚至抑制了一些诉求的表达, 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农业的坚守, 从文化和营养角度获取充足食物的权利, 以及推动建立平等公正的农业食物体系及其对国家和发展方式的重塑[33]。

问题6:受食物消费驱动的品质转向带来了更多市场机会, 并为食品公司开辟了新的利润空间, 但却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全体消费者对优质食物的获取。

锁定效应:以市场手段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做法尽管可以暂时确保一部分人对优质食物的获取, 但公司主导的治理格局会加剧消费群体的分化, 形成主要由购买力和获取渠道决定的阶级饮食(class diet), 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

食物危机事件频发导致消费者对常规体系产生焦虑以及社会对食物品质产生关注, 由此带来品质转向的文化动力。品质广义上包括食物品质、工作品质、健康品质以及人与动物的生活品质, 是通过以更加延展的方式界定品质来对食物进行去商品化的尝试。品质转向推进了一个假设, 即常规体系对消费者、食物生产者、农业工人、农民、养殖的牲畜以及环境都是不利的。这里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是针对常规的、高化学品投入的、单一种植结构的农业生产对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而言的。品质转向反映了社会对食物品质的多维度关注, 体现了对非人格化的食品工业世界的总体批判, 以及向人际食物世界的转向, 后者致力于将信任和传统嵌入食物品质的公约之中[34]。

品质转向体现了消费社会多层次的价值系统。这一转向首先源于消费者从健康意识出发, 对提供精加工的、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含有添加剂和人工香料的食物的供给体系表现出强烈关注。与此同时, 一些消费者通过将伦理和政治关怀引入食物购买决策, 试图建立可替代的价值链及食物供给体系, 以此质疑和挑战“ 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 体系。然而公司对该体系的控制致使食物消费的品质转向朝着阶级饮食进行分化:一边通过全球商品链向社会大众提供廉价的、有热量无营养的、不健康的食物, 另一边则向社会精英提供附加质量认证的健康食物[35]。

在品质转向的推动下, 形成了有别于常规的可替代食物网络, 但公司逐利导向的自我漂绿策略及其在资本上的优势使其较其他社会行动者更能快速进入一些有利可图的可替代食物网络, 成为优质食物的提供者。但以市场为主要获取途径无疑助推了阶级饮食的形成, 并由此导致食物获取能力固化在现有社会经济分层结构中。由于品质转向与已有的社会不平等紧密相关, 可替代食物网络与常规体系的划分边界因此变得模糊。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手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充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在对工业化、全球化、公司化食物体系的深刻反思之上, 尽管阶级饮食现象短期内解决了富足群体优质食物的获取问题, 但长期看, 这却在加剧社会不平等, 使被边缘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食物权得不到根本保障, 并最终影响社会对优质食物持续供给的能力。

(四) 粮食安全问题

问题7:粮食安全私有化正在加剧粮食生产和供给体系的脆弱性。

锁定效应:生产主义带来盈余的错觉, 进而使粮食安全在很长时间被去问题化, 这一时期广泛奉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改变了食物的品质, 成为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后生产主义阶段全球食物贸易力度的加强导致了粮食安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并削弱了供给体系的公正性和公共性。

实现粮食安全是生产主义阶段的基本目标, 是二战后粮食短缺情况下为满足对食物的基本数量需求而开展工业化生产的逻辑起点。随着生产主义阶段的产量提高, 粮食安全逐渐被去问题化。然而这种去问题化却是基于盈余的错觉, 即农业生产者在农业苦役踏车和政府补贴的双重推动下从事着与需求脱节的生产, 大量工业化方式生产的农业产品面临滞销。可以说, 盈余的错觉是生产主义阶段产生的主要问题之一。到后生产主义阶段, 食物贸易使获取问题得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 并以此作为对公共部门在粮食安全方面责任缺位的开责, 将食物获取交由个人购买力决定。随着全球食物贸易的发展, 通过市场获取的食物范围不断拓宽, 食物获取似乎更加不成问题, 粮食安全因而被彻底去问题化了。直到2007— 2008年和2010年相继出现的食物全面性和全球性通货膨胀, 粮食安全才在全球范围内被再问题化, 食物获取重新成为关注焦点。只是与因食物短缺造成的获取不足相比, 此时的食物获取问题源于供给体系的结构深层, 并且由于生产主义带来的盈余错觉和后生产主义阶段食物贸易发展的遮蔽, 问题呈现得更为复杂。

粮食安全的再问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取问题, 即私有化和市场化使得食物获取在很大程度上由购买力决定; 二是有多少数量以及何种品质的食物可供获取的问题, 工业化的食物生产决定了绝大部分食物的品质。同时, 工业化生产方式致使农业生产者对现金以及以换取现金为目的的劳动形式的依赖性增强, 逐步实现从“ 为自给而生产” 到“ 为市场而生产” 的转变, 从而降低了粮食生产的自主性、加剧了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在关注粮食安全问题化、去问题化以及再问题化过程的同时还应当看到, 不同时期衡量粮食安全的手段以及实现途径是不同的, 这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三个转折点:第一, 二战之后主要通过工业化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来实现粮食安全, 被概括为热量化(即以热量计算)的粮食安全; 第二,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市场整合来实现粮食安全, 被视为私有化的粮食安全; 第三, 20世纪80年代之后, 随着食品企业的壮大以及食品加工和转化技术的不断突破, 加工食品在食物消费中占重要比重, 被视为“ 空热量化” 的粮食安全, 并由此引发对食物营养及其健康影响的关注, 成为消费端营养转型的驱动力量[36]11-35。

尽管营养转型是机会, 但在新自由主义观念影响下, 食物的获取问题往往被还原为消费者的购买力, 成为对阶级饮食的强化。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将作为公共利益的粮食安全私有化了。

粮食安全议题关乎食物获取的数量和品质。之所以会在粮食安全私有化和市场化语境下对粮食安全去问题化, 不管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而言都主要是因为两个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一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将食物获取还原为个体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 这难免会忽视与公正性相关的结构性歧视, 因此加强在社区共同体层面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被视为对这种忽视的纠正; 二是采用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法来实现粮食安全、应对不平等, 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延续, 是对作为公共利益的粮食安全公共性的削弱, 是对使缺乏政府保护的个体免受公司市场权力胁迫这一焦点的转移。

综上, 在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 制度系统的锁定效应主要有三个实现路径:其一, 问题或矛盾根深蒂固, 且在主流制度系统的变迁中不断深化和加剧, 如农业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 其二, 纠正问题的可能做法受到主流制度系统的限制和狭义化解读, 如环境问题; 其三, 纠正问题的可能做法在被主流制度系统吸纳的过程中通过被赋予主流价值判断和实现手段, 使其偏离原本的价值系统而被常规化, 如食品安全问题。问题和压力导向的转型驱动与来自制度系统的锁定效应同时作用于农业食物体系。主流制度系统的锁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转型的空间, 导致可替代的“ 机会” 难以突破当下制度的框架。正因如此, 农业食物体系的转型始终未能真正超越生产主义范式。

四、 结束语: 路在何方?

农业食物体系以往的变迁历程表明, 依靠当前制度系统自身的调适能力对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农业及食物问题而言是不充分的, 甚至适得其反。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再到新生产主义的演进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在制度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加剧结构性矛盾。锁定效应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下制度选择的同向叠加, 其存在增加了制度变革的难度, 但这并非意味着变革不可能。只有在充分理解农业与食物制度系统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 才能明确阻碍转型的关键因素, 为建立在真正意义上超越生产主义的发展范式开辟理论和实践空间。

由上不难看出, 超越生产主义以及化解锁定效应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不过就设计各种相关的解决方案来讲, 至少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必要准备。首先, 要深化观念层面的反思。在反思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食物生产与供给的全球化以及农业食物体系治理模式的公司化的基础之上, 应当跳出长期深受生产主义范式影响的产量至上、唯市场导向以及唯科学技术论的惯常思维, 为可替代方案保留合法性基础和话语空间。第二, 为创新实践的生成提供必要的保护性空间。多样态的创新实践可视为社会反向运动的表达方式, 作为实践的创新, 它们的存在为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提供参考和依据, 应当给予这些实践创新制度上的保护, 尤其应当关注它们与现行制度不兼容的部分, 因为这往往是解决问题、实现制度创新和突破的关键所在。第三, 建立“ 实践— 制度” 之间的有效反馈机制。不断生成的创新实践以各种激进存在争取制度空间, 制度系统的选择尽管不受单独力量或因素的左右, 但关注“ 实践— 制度” 衔接层面的积极互动和有效对话则是松动主流制度系统、突破锁定效应的重要环节, 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行动者, 包括实践行动者和制度行动者。不过, 有关“ 实践— 制度” 层面的对话如何推动制度系统变迁, 笔者已在相关的研究中有所讨论[37], 而且关于当前可替代方案与主流制度系统的关系的问题毕竟是另一个主题, 在此不做展开, 将另文探讨。

毫无疑问, 面向未来的农业食物体系正在形成, 其发展模式、路径及前景都处在不断变化和生成之中。本文从阶段论角度分析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变迁, 并非是对农业变迁线性路径的认同, 相反, 对“ 正在形成” 的强调是在承认历史的、空间的和社会的偶然性对变迁的影响。“ 正在形成” 指的既是推动转型的行动者, 也是正在形成的更加可持续的态势。很多人指责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将食品价值链从其所处的大背景中分离或脱嵌出来, 认为应当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嵌入或重新联结。嵌入的观念预设的是所有经济活动都反映并影响社会及其与自然的关系[38, 39]。作为响应, 可替代食物网络的倡导者寻求推动重建并维系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多维纽带, 以践行关怀伦理, 关怀的对象包括环境、自我以及他者[40]25。尽管学者和社会实践者从改善现有体系的动机出发, 试图有意识地将食物生产、贸易和消费实践及关系嵌入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背景中, 然而, 可替代价值链本身在实践中同样表现出复杂性、变动性和争议性, 且面临将社会及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相连这样更棘手的问题。

对全球大部分国家而言, 尽管进入生产主义阶段有先后, 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加速以来, 其国内农业食物体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与全球体系日趋同步和相似。同时, 全球体系的变迁伴随着治理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西方国家的主导力量渐弱, 跨国公司权力迅速增大, 非西方国家对本国食物主权意识提高。2008年后, 在粮食安全再问题化背景下, 治理责任部分地回归国家, 多国政府重新重视本国粮食自给能力。食物峰值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这对“ 处于十字路口的农业” [25]提出了新的期许和担忧, 农业食物体系面临新的转折点。从可持续视角出发构建农业食物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确保该体系的合理运行也因此成为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考量因素[41]。目前, 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依然以农业生产为其主要生计, 然而社会对于农民作为土地“ 守护者” 的角色尚缺乏广泛认同和尊重[25]。关于如何组织全球农业食物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 是要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还是小规模农耕、是要转基因种子还是要有机种植、是依赖全球食物体系还是立足于本土食物供给等争议一直存在, 致使行动层面的可持续实践充满困惑, 制度系统对可持续观念的吸纳也往往是碎片式的、不确定的。

参考文献
[1] Whatmore S., ″From Farming to Agribusiness: The Global Agri-Food System, ″ in Johnston R. J., Taylor P. J. & Watts M. J. (eds. ),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Remapping the Worl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 36-49. [本文引用:1]
[2] Le Heron R., Globalized Agriculture: Political Choi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3. [本文引用:1]
[3] Araghi F., ″Food Regim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0, No. 2 (2003), pp. 41-70. [本文引用:2]
[4] Halperin S., ″Trans-Local and Trans-Regional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in Global Development: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 in Buttel F. H. & McMichael P. (eds. )in Buttel F. H. & McMichael P. (ed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 Development, Oxford: Elsevier Press, 2005, pp. 19-56. [本文引用:1]
[5] Geels F. W. & Schot J., ″Typology of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Pathways, ″ Research Policy, Vol. 36, No. 3 (2007), pp. 399-417. [本文引用:1]
[6] Beck U.,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本文引用:1]
[7] Carolan M., 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本文引用:1]
[8] Conway G., The Doubly Green Revolution: Food for Al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本文引用:1]
[9] Duncan C., The 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Rest of Natur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本文引用:1]
[10]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本文引用:1]
[11] Bonanno A., ″The Legitimation Crisi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 in Wolf S. A. & Bonanno A. (eds. ), The Neoliberal Regime in the Agri-Food Sector: Crisis, Resilience, and Restructur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13-31. [本文引用:1]
[12] Atkins P. & Bowler I., Food in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Geography,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1. [本文引用:1]
[13] Micheletti M., Political Virtue and Shopping: Individuals, Consumerism,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本文引用:1]
[14] Klintman M. & Boström M., ″Political Consumer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Food Regime: Looking Behind and Beyond the Organic Shelf, ″ in Spaargaren G., Oosterveer P. & Loeber A. (eds. ), Food Practice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Food Consumption, Retail and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Reflexive Modern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07-128. [本文引用:1]
[15] Marsden T., ″Food Systems under Pressure: Regulatory Instabili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n Spaargaren G., Oosterveer P. & Loeber A. (eds. ), Food Practice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Food Consumption, Retail and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Reflexive Modern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291-311. [本文引用:1]
[16] McMichael P., ″A Food Regime Analysis of the 'World Food Crisis',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26, No. 4 (2009), pp. 281-295. [本文引用:2]
[17] McMichael P. (ed. ),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gro-Food System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本文引用:1]
[18] Clapp J. & Fuchs D. (eds. ), Corporate Power in Global Agrifood Governa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本文引用:1]
[19] McMichael P.,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rporate Food Regime, ″ in Buttel F. & McMichael P. (ed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 Development,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pp. 265-299. [本文引用:1]
[20] Zerbe N., ″Setting the Global Dinner Table: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Food Security, ″ in Clapp J. & Cohen M. (eds. ), The Global Food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terloo: Wilfri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61-177. [本文引用:1]
[21] Damian M. & James K., ″Food Security: A Fractured Consensus,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29, No. 1 (2013), pp. 1-6. [本文引用:1]
[22] Levidow L., ″European Transitions Towards a Corporate-Environmental Food Regime: Agroecological Incorporation or Contest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40 (2015), pp. 76-89. [本文引用:1]
[23] Garnett T. & Godfray C.,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Agriculture: Navigating a Course Through Competing Food System Priorities, ″ https://hdl.handle.net/10568/52201, 2020-03-19. [本文引用:1]
[24] Campbell H., ″The Challeng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Social Legitimacy, Ecological Feedbacks and the 'Food from Somewhere' Regime,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26, No. 4 (2009), pp. 309-319. [本文引用:1]
[25] IAASTD,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http://www.agassessment.org/docs/SR_Exec_Sum_210408_final.pdf, 2020-03-19. [本文引用:3]
[26] Green K., Harvey M. & Mcmeekin A., ″Transformations in Food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ystems,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Vol. 5, No. 2 (2003), pp. 145-163. [本文引用:1]
[27]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1. [本文引用:1]
[28] Scott J. C. ,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文引用:1]
[29] Goodman D., Sorj B. & Wilkinson J.,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本文引用:1]
[30] van der Ploeg J.,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risis, ″ in Cloke P., Marsden T. & Mooney P. (eds. ), Hand book in Rural Studies, Thousand Oaks: Sage, 2006, pp. 258-277. [本文引用:1]
[31] McMichael P., ″The Power of Food,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17, No. 1 (2000), pp. 21-33. [本文引用:1]
[32] Marx K., Capital: Vol. 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本文引用:1]
[33] Patel R., ″International Agrarian Restructuring and the Practical Ethics of Peasant Movement Solidarity, ″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s. 1-2(2006), pp. 71-93. [本文引用:1]
[34] Goodman D., ″The Quality 'Turn' and Alternative Food Practices: Reflections and Agenda,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19, No. 1 (2003), pp. 1-7. [本文引用:1]
[35] Dixon J., ″From the Imperial to Empty Calorie: How Nutrition Relations Underpin Food Regime Transitions,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26, No. 4 (2009), pp. 321-333. [本文引用:1]
[36] Carolan M., Reclaiming Food Secur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本文引用:1]
[37] Li J., Jiggins J. & van Bueren E. T. L. et al., ″Towards a Regime Chang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eed Supply System in China, ″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Vol. 49, No. 1 (2013), pp. 114-133. [本文引用:1]
[38]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510. [本文引用:1]
[39]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本文引用:1]
[40] Kneafsey M., Cox R. & Holloway L. et al., Reconnecting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Food: Exploring Alternatives, Oxford: Berg, 2008. [本文引用:1]
[4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DR2008/Resources/WDR_00_book.pdf, 2020-03-19.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