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司法文明指数10个一级指标来看, 2015— 2019年, 每个指标均有不同幅度的变化。由图4a可见, 五年来呈上升趋势的一级指标有6个:第一个是当事人诉讼权利, 从2015年的61.0(谷值)上升到2019年的68.7, 峰值是2017年(69.8), 五年指数值呈现出由低向高的发展轨迹, 大致反映了中国人权司法保障近年取得的成果。三大诉讼程序的3个一级指标都经历了显著上升再到基本趋稳的过程, 其中, 民事司法程序从2015年的65.1(谷值)上升到2019年的71.3(峰值); 刑事司法程序五年间呈总体上升趋势, 2017年达到峰值(71.5), 2019年得分(70.1)有所下降; 行政司法程序从2015年的59.6(谷值)上升到2019年的71.5(峰值)。这反映出正当程序理念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进步。第五个是司法公开, 从2015年的69.5(谷值)上升到了2019年的75.9, 2018年得分最高(76.1), 达到了“ 良好” 水平, 指数值在五年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表明民众对司法公开的认可度较高。第六个是司法腐败遏制, 从2015年的57.8(谷值)上升到2019年的66.5, 峰值是2017年(66.6), 这既说明近年来司法腐败遏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又表明司法腐败遏制仍需继续努力。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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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司法文明一级指标的变化(2015— 2019年)

由图4b可见, 五年来呈下降趋势的一级指标有2个:一是证据制度, 在2015— 2017年均在70分左右, 峰值是2017年(70.2), 2018年得分(67.5)明显走低, 2019年得分(68.2)略有回升, 五年间指标值呈下降走势, 这说明证据制度建设任重道远。二是司法文化, 从2015年的68.5(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67.4, 2017年得分最低(66.8), 这意味着民众对现代司法文明理念的接受还比较滞后。

同样由图4b可见, 五年来呈震荡趋势的一级指标有2个:一是司法权力, 从2015年的71.5上升到2019年的73.5(峰值), 最低值是2016年(68.0), 指标值在起伏中有所上升, 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曲线变化轨迹。这似乎表明, 司法公权力的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取得了一定效果。法律职业化的峰值是2019年(66.5), 2015年得分最低(57.7), 2016年的指标值有显著提升, 这可能与员额制改革的实施有关; 2017— 2019年指标值的变化幅度较小, 这既可解读为相对稳定, 也可解读为止步不前, 说明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效果还不够明显。

总体来看, 五年中, 当事人诉讼权利、刑事司法程序这2个一级指标大致经历了由低到高再小幅降低的过程; 行政司法程序、民事司法程序、司法腐败遏制、法律职业化这4个一级指标则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升的过程; 司法权力、证据制度这2个一级指标发生了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曲折变化; 司法公开一级指标表现出逐年上升的整体趋势, 而司法文化一级指标在平稳中有所降低。

由上述司法文明指数10个一级指标的总体变化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 从司法文明各维度的时序变化来看, 不同维度的指标在年度数值变化上具有起伏性, 呈现出一种梯级变化趋势, 这表明司法文明的进步不是直线式上升, 在不同年度或阶段可能出现反复和退步, 其发展是曲折变化中累积上升的过程, 因而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司法文明建设, 不能半途而废。第二, 从不同维度的比较来看, 各指标的数值和变化轨迹并不相同, 有高有低, 如司法公开的变化一直处于高水平, 而法律职业化的发展则不理想, 这表明司法文明各个一级指标的发展并不同步, 不同维度存在发展不平衡性, 这反映出司法文明内在维度变化呈差序性格局。第三, 如果将这些变化进一步反映在司法文明的四个维度上, 则司法运作、司法文化两个领域的表现不够理想, 处于滞后位置。因此, 在司法文明整体进步的背后, 不能忽视其内部结构发展的不同步性, 需要在司法文明的不同领域进行协同建设。

图5— 14反映了在10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 司法文明指数32个二级指标的五年时序变化轨迹。

司法权力的5个二级指标, 即司法权力依法行使、司法权力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公正行使、司法权力主体受到信任与认同、司法裁判受到信任与认同, 其得分大致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小幅上升的变化过程。其中, 司法权力独立行使在2015— 2017年虽逐年上升, 但2019年达到的最大值也仅为62.6分, 远远落后于其他二级指标的得分; 而且, 由于该二级指标五年得分均为最低, 成为拉低司法权力一级指标值的主要因素。司法权力公正行使的得分逐年上升, 2018年得分(78.6)又略有下降, 2019年又上升到79.2, 指标值维持在较高水平。司法权力主体受到信任与认同的得分逐年上升, 2018年得分(72.1)略有下降, 2019年达到最大值(73.9)。司法裁判受到信任与认同的得分2015年最低(69.4), 2016— 2017年有所上升, 2018年得分(75.4)较前一年有所下降, 2019年得分最高(78.7)。司法权力依法行使的得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2019年略有回升(参见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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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司法权力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当事人诉讼权利的4个二级指标中, 当事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体现出先升后降的轨迹, 2016年达到峰值(76.7), 2018— 2019年下降幅度较大; 当事人享有证据性权利在2016— 2018年小幅上涨, 2019年得分最高(69.0); 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在2015— 2017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8年有所下滑(67.4), 2019年又有所上升(69.1)。当事人享有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在2015年得分最低(61.6), 2018年得分(66.4)比前一年略有降低, 2019年略有上升(67.8), 呈现出有升有降的起伏过程(参见图6)。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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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当事人诉讼权利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就三大司法程序的二级指标而言, 在民事司法程序的3个二级指标中, 民事审判符合公正要求的五年得分逐年上升, 2019年得分最高(71.8);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自愿、合法在2015— 2017年逐年上升, 2018— 2019年略有下降; 民事诉讼裁判得到有效执行的得分2015年最低(62.5), 而其他年份均在70分以上(参见图7)。就刑事司法程序的3个二级指标而言, 侦查措施及时合法的得分在2015— 2017年逐年上升, 2018— 2019年有所下降, 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 审查起诉公正有效的峰值是2016年(69.9), 2015年得分最低(62.7), 2018年得分(66.4)比前一年有所下降, 2019年又有所回升(69.0), 经历了显著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轨迹; 审判公正及时有效的得分在2015— 2017年呈上升趋势, 2018年与2017年得分持平(73.2), 为最高值, 2019年又有所降低(70.6), 经历了先平稳上升后降低的历程(参见图8)。在行政司法程序的二级指标中, 行政审判符合公正要求的得分在2015— 2017年逐年上升, 2018— 2019年得分虽略有下降, 但维持在70分以上; 行政诉讼裁判得到有效执行的峰值在2019年(69.1), 2015年得分最低(60.5), 2018年得分(66.8)较前一年有所下滑, 总体呈先升后降再升的过程(参见图9)。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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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民事司法程序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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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刑事司法程序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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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行政司法程序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证据制度的3个二级指标中, 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的得分2015年最高(70.1), 2018年(66.7)有大幅度下降, 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 证据依法得到采纳与排除的得分2019年达到峰值(70.4), 2016年得分最低(63.7), 2018年得分(68.2)较前一年有所下滑, 经历了有升有降的曲折变化; 证明过程得到合理规范的得分2016年最高(75.4), 2018年明显偏低(67.5), 2019年略有回升(68.2), 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小幅回升的变化路径(参见图10)。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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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证据制度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司法腐败遏制的3个二级指标中, 警察、检察官、法官三个群体远离腐败的测量指标得分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向, 都在2015— 2017年逐年上升, 2018年小幅回落, 2019年又略有回升, 呈现出由低到高再趋于平稳的变化曲线(参见图11)。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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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司法腐败遏制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法律职业化的3个二级指标中, 法律职业人员具有适格性的得分2015年最低(51.3), 未达到及格线, 2018年最高(71.9), 表现为先升再降后平稳的变化历程; 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的得分2015年最低(57.5), 未达到及格线, 2019年最高(66.6), 经历了先升后降再逐年上升的演变进程; 法律职业人员享有职业保障的得分2016年最高(67.6), 2018年最低(60.8), 2019年(61.5)较前一年有所上升, 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起伏过程(参见图12)。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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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法律职业化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司法公开的2个二级指标中, 司法过程依法公开的得分2015年最低(70.4), 2019年最高(76.5), 呈现逐年上升的变化轨迹; 裁判结果依法公开的得分2015年最高(77.6), 2016年最低(72.4), 大致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参见图13)。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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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司法公开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在司法文化的4个二级指标中, 公众参与司法的意识及程度的得分2015年最高(76.3), 该指标历年数值均在70分以上, 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路线; 公众诉诸司法的意识及程度的得分较平稳, 2018年达到峰值(69.2), 而最低值在2017年(67.2); 公众接受司法裁判的意识及程度的得分在2016年最低(64.4), 2017年(65.7)有所上升, 2018年(65.2)较前一年略有下降, 2019年最高(66.6); 公众接受现代刑罚理念的意识及程度这一指标则表现出较为平稳的变化轨迹, 得分最低的是2019年(62.3), 2015年得分最高也仅为63.6(参见图14)。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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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司法文化二级指标变化趋势

总体而言, 从中国司法文明指数32个二级指标的五年变化来看, 不同二级指标的演化路径不仅体现出变化方向的不一致性, 而且表现为指标年度数值间的起伏性与波动性, 呈现出随时间演进而梯级变化的轨迹。换言之, 无论是上升型的起伏曲线, 还是下降型的变化曲线, 不同年度的二级指标值大致呈现梯度变化的特征。这种变化同样说明司法文明的发展是渐进式的, 是在曲折中不断进步的。特别是不同时期司法改革着点力不同, 这可能会引起司法文明指数不同二级指标值的年度变化, 因此, 应当持续不断地努力加强司法文明建设。

从不同维度的内部发展来看,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二级指标的变化亦具有不均衡性, 例如, 在司法腐败遏制这一级指标下, 法官远离腐败二级指标的表现在各年度都要优于警察远离腐败二级指标。司法文明不同维度发展的不均衡性, 进一步揭示了司法文明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关系, 即司法文明的整体发展是各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各个维度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 但正是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司法文明发展的整体轨迹。因此, 识别司法文明不同领域的强项与弱项, 对于推进司法文明的整体建设而言就至关重要。

通过对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其五年发展的主要领域(强项指标)与努力方向(弱项指标)如下:

第一, 当事人诉讼权利、三大司法程序、司法公开, 这5个一级指标呈上升趋势且整体上得分较高, 构成了中国司法文明进步的主要维度, 成为五年司法文明发展的强项指标。在当事人诉讼权利一级指标中, 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个二级指标是该一级指标中的强项, 当事人享有证据性权利则是该一级指标中的弱项。在三大司法程序各指标中, 行政诉讼裁判得到有效执行这个二级指标是其中的弱项, 民事审判符合公正要求、刑事审判公正及时有效、行政审判符合公正要求这3个二级指标是其中的强项。

第二, 司法权力这个一级指标的提升幅度虽然有限, 但整体得分较高, 构成了中国司法文明建设的强项指标。在司法权力一级指标中, 司法权力主体受到信任与认同、司法裁判受到信任与认同、司法权力公正行使这3个二级指标是其中的强项; 相比之下, 司法权力依法行使、司法权力独立行使是其中的弱项。

第三, 法律职业化、司法腐败遏制这2个一级指标虽然提升幅度较大, 但其数值整体较低, 构成了中国司法文明建设的弱项和主要滞后项。尤其是, 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法律职业人员享有职业保障、警察远离腐败等二级指标的表现均不理想, 这为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了进步的空间。

第四, 证据制度、司法文化这2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在五年中整体有所降低, 构成了司法文明的弱势指标, 特别是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证据依法得到采纳与排除、证明过程得到合理规范、公众接受现代刑罚理念的意识及程度、公众接受司法裁判的意识及程度等二级指标, 将是未来中国司法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

司法文明指数10个一级指标的变化, 表明中国司法文明建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偏废, 需要通过全面的司法改革来予以推进。全面持续的司法改革实践具有提升司法文明整体水平、识别和弥补司法文明建设短板的作用, 有利于促进司法体制的现代转型, 培育现代的、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全方位的司法体制改革在司法管理体制改革、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建设、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司法便民利民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①(①参见姜伟《司法体制改革在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5年9月21日,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5/33456/zy33461/Document/1449565/1449565.htm, 2019年9月26日。)。法院在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司法公开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②(②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2019年3月19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3/id/3791943.shtml, 2019年9月26日。)。上述司法改革的效果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中是“ 有迹可循” 的, 例如, 2015— 2019年, 司法公开一级指标值逐年提升, 三大司法程序一级指标值均经历了由低向高的上升过程, 这表明这些改革成果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

但是, 司法改革的一些成效还没有体现出来。例如, 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虽然推进了法律职业化进程, 但调查数据显示, 法律职业化这个一级指标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2015年57.7分, 2017年64.5分, 2019年66.5分), 说明普通民众和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职业化进程的满意度不高。又如, 司法反腐的力度虽然在不断加大, 但调查数据显示, 司法腐败遏制一级指标各年度的整体得分不高, 均未达到70分。此外, 证据制度一级指标得分也在起伏中有所降低, 这妨碍了其在司法公正实现中发挥基石作用。上述问题只能通过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司法改革才能得到进一步改进。

司法文明指数的重要功能之一, 在于反映全国各地司法文明建设的长项和弱项^[2]7。通过对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可以发现今后司法文明建设的重点:

1.重视法律职业化建设

法律职业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19]81, 也是加强司法文明建设的必要途径之一。首先, 要建立常态化的法律职业培训机制。在跨入职业门槛后, 法律职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培训, 确保自身具备行使相应法律职责的基本技能和法律知识, 这也是世界各国对法律职业人员的通行要求^[14]12。我国《法官法》第三十一条对法官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进行了明确规定, 《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 法官履职期间, 须接受在职培训, 着重提高法学理论素养和司法审判能力。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12天。” 《检察官培训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担任高级检察官以上职务的人员每5年参加脱产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3个月, 其他检察官每年参加各种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12天。”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第二十一条也规定, 要“ 保证人民警察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专业训练, 三年累计不少于30天。” 此外, 《律师法》第四十六条还对律师协会应当履行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职责进行了规定。然而,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显示, 法律从业人员所获得的职业培训严重不足。例如, 对于“ 在过去三年, 法律职业人员所获得的业务培训总时长” 这个问题的回答, 2015— 2019年, 获得一周以内培训(含没有获得培训)的, 分别占27.77%、25.85%、25.54%、23.84%、16.07%, 接受过4周以上培训的分别占29.45%、31.39%、29.84%、34.27%、33.50%, 这说明有相当大比例的法律从业人员未得到足够的职业培训。因此, 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制度化和常态化是法律职业化建设的重头任务。

其次, 职业保障机制是法律职业化的基础条件。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 2015— 2019年, 法律职业人员对职务晋升前景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9.36%、26.36%、18.97%、16.28%、13.82%, 对职业待遇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7.52%、30.67%、20.35%、16.76%、13.93%, 对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3.32%、31.8%、21.9%、19.45%、17.4%。上述数据表明, 法律职业人员对职业保障不满意的比例逐年降低, 这体现了近年来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建设的成效; 但是, 法律职业人员对职业保障满意度总体较低, 亟待大幅度提升, 特别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待遇、职业晋升、职业培训、职业安全与救济等方面, 都需要不断强化, 从而形成完整的职业保障体系。

2.加强理性司法文化建设

司法文化是人类司法文明的历史积淀, 反映了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司法公信力的认识、评价和期待, 影响着司法效力和司法制度的进步^[14]13。弘扬法治理念, 培育理性的司法文化, 是司法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看, 现代刑罚理念似乎还没有广泛深入人心。比如, 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公众支持在公共场所举行公捕、公判大会的比例占到17.16%, 持不关心、无所谓态度的占10.68%, 而强烈反对的占26.48%; 2018年, 公众支持在公共场所举行公捕、公判大会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 占15.27%, 但持不关心、无所谓态度的上升到16.59%, 而强烈反对的也下降到23.66%; 2019年, 支持的占39.64%, 支持率明显上升, 但持不关心、无所谓态度的占24.62%, 也明显上升。这说明, 恢复性司法、司法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尚未被公众广泛接受。在公众接受司法裁判的意识及程度方面, 当被问及“ 如果法院审判程序没有问题而判决结果对己不利, 尊重裁判的可能性” 时, 2015— 2019年, 分别有25.39%、25.81%、26.36%、26.87%、29.12%的受访者选择“ 很可能” 尊重裁判, 而分别仅有6.01%、7.56%、8.61%、8.55%、9.97%的受访者选择“ 非常可能” 尊重裁判, 这说明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尚待提高。公众参与司法的意识及程度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司法公信力建设和司法品质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7。2015— 2019年的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数据表明, 若有当人民陪审员的机会, 不愿意参与法院审判的受访人比例分别为11.23%、15.56%、15.85%、14.95%、14.35%; 而参加意愿一般的比例分别为25.87%、31.5%、49.14%、47.14%、30.2%。上述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公众参与司法的主观意愿不高, 因此, 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不断提升公众参与司法的能力和意识。

3.全力遏制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遏制的强度及效果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风向标, 它直接反映了司法系统有序运行的可能及限度^[21]25。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显示, 公众对法官、检察官以及警察三类法律职业群体收受贿赂的可能性的感受逐渐好转, 认为法官“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收受贿赂的合计比例从2015年的36.01%下降到2019年的21.34%; 认为检察官“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收受贿赂的比例之和从2015年的32.86%下降到2019年的18.47%; 认为警察“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收受贿赂的比例之和从2015年的37.1%下降到2019年的23.34%。这说明司法领域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法律职业人员对司法腐败遏制的情况也有积极的评价。在法律职业人员对三类法律职业群体办“ 关系案” 的可能性的感受的调查中, 2015年, 认为法官“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办“ 关系案” 的比例之和为20.77%, 2016— 2017年该比例分别降为18.92%、16.72%, 2018年略升为17.64%, 2019年又下降到15.73%。2015年, 认为检察官“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办“ 关系案” 的比例之和为15.53%, 2016— 2017年分别为14.91%、13.39%, 2018年这一比例略升为14.29%, 2019年降为13.26%。2015年, 法律职业群体认为警察“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办“ 关系案” 的合计比例为25.14%, 2016— 2017年降为22.12%、18.83%, 2018年升为20.43%, 2019年降到18.97%。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见, 对三类法律职业群体远离腐败的评价虽然在逐年改善, 但总体而言评价仍有待提升。司法腐败的危害性在于“ 把水源败坏了” ^[22]193, 从而“ 杜绝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23]10, 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此, 全力遏制司法腐败就成为中国司法文明建设最重要的任务。

4.加大证据制度建设力度

证据裁判作为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现代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内在要求。目前, 我国证据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 警察和司法人员的证据意识也比较淡薄。例如, 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关于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这一二级指标的测量中, 法律职业人员在回答“ 当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时, 法院‘ 宁可错放, 也不错判'的可能性” 问题时, 2015— 2019年, 选择“ 不太可能” 与“ 非常不可能” 的合计比例分别为29.47%、24.91%、18.54%、21.81%和19.67%。这个数字尽管一直在下降, 但说明“ 不枉不漏” 的传统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根深蒂固。相比之下, 公众在回答“ 在您所在的地区‘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可能性” 问题时, 2016— 2019年选择“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的合计百分比分别为24.89%、23.99%、26.38%和25.67%, 数据如此稳定, 说明廉洁司法的生态环境依然堪忧。在证据依法得到采纳与排除这一二级指标的测量中, 法律职业人员在回答“ 辩护律师向法庭申请排除非法口供, 并履行了初步证明责任, 而公诉人未证明取证合法的, 法官排除该证据的可能性” 的问题时, 2015年, 回答“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的合计百分比仅为29.44%; 2016— 2017年该数字升为29.86%、37.61%; 2018年又略降为34.26%; 2019年升为40.18%。这表明, 近年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加大排除非法证据的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证明过程得到合理规范这一二级指标的测量中, 法律职业人员在回答“ 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受到限制的可能性” 问题时, 2016年, 回答“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的合计百分比为23.81%; 2017— 2018年升为27.89%、33.42%; 2019年降为33.2%。这些调查结果表明, 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法律职业群体而言, 证据制度建设都是被调查者不够满意的弱项。因此, 建立完善的证据法律制度, 对于提升我国司法文明水平来说是一项需要付出不懈努力的基础性工作。

5.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人权保障是司法文明的核心标志, 也是司法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24]1。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显示, 与人权司法保障关系最密切的一级指标“ 当事人诉讼权利” 的保障仍需进一步加强。

首先, “ 当事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 这是体现当事人诉讼权利或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二级指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虽然规定了“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的权利, 但由于目前还缺乏沉默权,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关于“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 的规定为犯罪嫌疑人强加了如实回答的义务, 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情况仍屡见不鲜。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 当法律职业人员被问及“ 在您所在地区的刑事审判中, 法官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可能性” 时, 2015年, 选择“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的合计百分比为31.48%; 2016年降为28.86%; 2017年又回升到32.16%; 2018年则达到了四年来的最高值33.66%。上述数据表明, 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能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受访者仍占较大的比例, 当事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仍需进一步落实。

其次, “ 当事人享有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 这个二级指标, 体现了《宪法》第一百三十条“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 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 。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 当公众被问及“ 被告人如果请不起律师, 他/她得到免费法律援助的可能性” 时, 2015年, 回答“ 不太可能” 与“ 非常不可能” 的合计百分比为20.77%; 2016年大幅上升达到29.87%; 2017年则降为24.51%; 2018年又略升为25.33%; 2019年降为21.09%。这些数据表明, 在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保障方面, 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再次, “ 当事人享有证据性权利” 这个二级指标, 指当事人除享有举证、质证的权利之外, 还包括与证据有关的广泛权利。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显示, 当法律职业人员被问及“ 在您所在地区的刑事审判中, 如果被告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法官传唤该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时, 2015年, 选择“ 不太可能” 与“ 非常不可能” 的合计比例为14.44%; 2016年为17.95%; 2017年为14.74%; 2018— 2019年分别下降到13.73%、12.15%。相比之下, 选择“ 很可能” 与“ 非常可能” 的合计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五年分别为32.62%、33.08%、35.93%、37.59%、44.27%。这说明对当事人证据性权利的保障有所改善, 但仍需加强。

最后, “ 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 这个二级指标, 也涉及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广泛的申请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 这是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例如, 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中, 当法律职业人员被问及“ 对确有错误的刑事案件生效判决, 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的可能性” 时, 2015年, 选择“ 不太可能” 与“ 非常不可能” 的合计比例为18.91%; 2016— 2017年分别下降到17.25%、13.43%; 2018年又上升到15.51%; 2019年又降为13.82%。对于这个问题, 回答“ 不可能” 的受访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表明在保障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方面, 仍有可改善的余地。

总体而言, 当事人诉讼权利这个一级指标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文明建设的短板之一, 有必要通过重点建设来进行弥补, 以体现当代司法文明建设中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司法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对阶段性司法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估, 识别司法改革与司法文明建设的长项与短板, 可以为下一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方向和目标, 激发制度变革动力^[25]17。因此, 完善司法评估机制, 也应该成为中国司法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 要改变传统的评估组织者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评估内容主要是上级对下级效绩考核的自我评估模式^[26]50。自我评估受制于评估组织者的干涉因素过多, 不仅评估指标体系的取舍会“ 扬长避短” , 而且评估结果也往往显得虚高, 难以反映司法文明发展的真实情况, 同时还会浪费不必要的司法资源。因此, 第三方评估应该成为司法评估的常态模式。目前, 司法评估实践中对第三方评估模式的遵循并不彻底, 主要体现在:其一, 一些司法评估采用司法机关与学术机构合作的模式, 双方共同制定评估指标和流程, 一起操作和实施评估, 这种合作评估模式并未体现第三方评估真实情境; 其二, 一些司法评估尽管宣称采用第三方评估, 但委托方、资助方以及组织者均为司法行政机关, 这无疑会影响第三方评估的客观性, 结果也难免会受到质疑; 其三, 一些第三方评估仅仅把司法机关日常积累或临时报送的统计数据作为评估依据, 并未进行独立、充分的实地考察或问卷调查, 难以形成对评估对象的经验判断, 而是仅凭建立在自我统计数据之上的“ 想象力” 而得到评估结果。因此, 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司法评估的经验, 研究建立科学的司法评估体系, 坚持第三方评估导向, 以保证其独立性和中立性。

其次, 要兼顾司法评估指标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在当前司法评估实践中, 始终存在着法治(司法)评估本土化建构的呼声, 即要求反映中国司法的特殊部分。诚然, 不同国家、地区的司法制度有异, 具有司法场域的情境性, 设置特定的评估指标以反映这种异质性无可厚非。但是, 不能因为评估对象的异质性而掩盖评估价值的普适性。就评估方法的本土化而言, 其涉及评估方法论范式, 即运用一套科学的原则、逻辑、方法指导司法评估的实施, 相当于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27]162。科学的司法评估在逻辑上应遵循“ 概念操作→ 指标设计→ 实证调查→ 评估结果→ 反馈实践” 的实证研究链条, 否则, 就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司法评估。所以, 不能因为中国司法情境的独特性而无视司法评估的科学方法论规范, 并据此形成一套特异性的司法评估方法。当然, 任何将一般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 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28]6。但这一逻辑与追求特异性的本土化无关, 而是对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专业要求和态度。因此, 将司法评估应用于中国实践时, 需要考虑中国司法情境, 并不构成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是学者应当秉承的学术态度。因此, 司法评估的中国应用没有必要囿于本土化议题的争论。

司法评估的普适性与本土性之争的焦点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设置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倾向于选择普适性指标^[4]8。司法评估指标设计要侧重于那些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方面, 然后再解决个别性问题, 因为只有通过普适性评估指标, 评估结果才能够反映评估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29]6, 如此才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二是强调指标的特殊性。我国众多司法评估过于强调以国情为指标设置重点, 这会“ 导致评估陷入地方主义的泥淖, 忽视司法评估标准的普适性, 难以实现评估结果的横向比较, 评估本身的镜鉴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30]11。三是主张普遍性指标与特殊性指标的配比达成相对均衡, 从而消解评估指标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在遵循普适价值的基础上, 兼顾司法场域的特殊性^[31]35。在上述三种模式中, 第三种模式虽然最为可取, 但如何把握普适性指标与特殊性指标的配比却是一个难题。司法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必然要反映世界司法文明的发展规律及共同价值, 各项评估指标应能达到司法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要求^[32]87。但是, 司法评估指标设置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具有竞争性:一方面, 人类司法文明存在共同的司法价值、司法规律, 如追求公平正义、向公众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等, 它们构成了评估指标的主要内容, 也构成了司法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 世界各国、各地的司法体制并不相同, 具有地域性差异, 不存在一套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评估指标。所以, 司法评估指标的设计也要考虑其特殊性, 兼顾特定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实际。当然, 这种特殊性的兼顾不应凌驾于普适性之上。

最后, 适当扩大律师群体的样本配额。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五年调查数据显示, 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在司法文明的主观评价上存在异质性, 这反映了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对司法文明的主观判断不同。这种主观评价的差异性对司法评估的样本选择提出了新的课题, 即未来司法评估应重点调查哪一类法律职业群体的主观评价。在这个问题上, 律师作为脱离于司法行政体系的市场化职业群体, 并未直接嵌入司法行政权力场域, 似乎是存在于司法行政系统与公众之间的“ 第三种力量” 或“ 天然” 评估主体, 故在职业评估主体的选择中, 将律师作为评估调查的主要对象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源于律师群体的如下特征:一是中立性。在司法评估中, 律师相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而言具有中立性, 可避免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司法权力主体作为调查对象所产生的价值涉入立场。将律师吸纳为主要调查对象, 不仅是对社会调查价值无涉原则的依循, 而且有利于增强评估结果的中立性和有效性^[33]304。二是专业性。律师不仅能从公众的视角观察司法, 还能对司法进行专业性评判。以律师作为主要评估主体, 有利于吸收其专业意见, 可能使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更容易接受和信服评估结果, 从而将评估结果转化为持续改革和完善的动力^[34]1246。三是亲历性。律师作为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打交道” 最为直接的职业群体, 对司法过程具有亲历性。他们熟知司法运行的程序与状况, 因而能够根据自己的亲身感知做出评价。有学者认为, 以律师为主体的评估更接近于消费者对商品进行评估的模式, 能够根据所购商品的亲身体验对其质量和可靠性进行有效评价^[35]253。

基于上述认识,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专业卷调查已打破了过去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这四类法律职业群体均等配样的做法, 律师样本在四类法律职业群体中所占比例从2017年的25.86%上升到了2018— 2019年的39.53%, 即从每个省份200份专业卷中律师占50份左右增加到80份左右, 相应降低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问卷比重。考察美国司法评估实践可以发现, 一直存在着通过律师调查评价法官绩效的传统。1974年, 美国阿拉斯加州司法绩效评估计划即以律师作为法官绩效评估的主体对法官进行评价^[36]933, 尽管后来又吸纳了社会公众等评价主体, 但了解律师对法官表现的看法, 始终是该评估计划的核心。在美国20多个实行司法绩效评估的州中, 律师民意调查(Bar Polls)一直是最常用的方法, 通过律师评价法官或将律师作为主要评价主体, 构成了美国司法绩效评估最常见的特征^[37]20。此外, 巴西司法公信力指数专门设立了一个子指数, 即律师的司法公信力指数(Justice Confidence Index of Lawyers)^[38]465, 该指数以律师为调查对象, 通过设置公正、效率、诚实、解决争端的速度、诉讼法院的成本、诉讼司法的可及性以及对未来五年的期望等指标, 从律师的视角对司法公信力进行评估。从上述域外司法评估的实践探索来看, 律师一直是司法评估的主体, 即使在多主体评估新理念下, 律师也一直在司法评估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 基于司法评估模式科学化的现实考量, 未来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评估的调查对象, 应继续扩大律师群体在司法评估调查样本中的配额, 以此作为改进当前司法评估实践的路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