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势力相互作用、此消彼长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权力结构。近代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 人的创造活力无限释放, 伴随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科技革命, 荷兰、英国等国相继凭借科技创新的优势, 通过掠夺殖民地而走上霸权之路。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用它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即资产阶级时代, 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道德关系, 开拓了世界市场, 建造了巨大的城市, 把民族的历史改变为世界历史; 同时也开启了文明国家统治和奴役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西方国家殖民和掠夺东方国家的历史。然而, 资产阶级开创的现代文明并没有克服自身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暴发, 使“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1]37。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同时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到19世纪40年代, 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 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支配“ 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本主义不仅为富人创造了“ 奇迹般的东西” , 也为工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 劳动生产了美,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2]158-159。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 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 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的生活, 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 ^[1]43。马克思由此得出“ 两个必然” 的结论,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认为, 这是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3]87。列宁认为, 帝国主义战争“ 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 — 这一切都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4]503。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原理必然导致其内在矛盾激化, 战争就不可避免。应该说, 列宁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20世纪初, 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 争夺世界霸权, 发动了震惊寰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 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打开一个缺口, 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粉碎了国内反动派的叛乱和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 唤醒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热情。20世纪30年代, 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进一步消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 中国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相继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迅速壮大, 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人民取得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而纷纷独立,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崩塌, 世界格局由此发生颠覆性变化, 结束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两大阵营长期对垒的局面开始形成,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 长期进行军备竞赛, 国际局势异常紧张, 局部冲突时有发生,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缓和。20世纪90年代,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世界两极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形成了美国独霸天下的局面。美籍日本人弗兰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称:“ 西方的‘ 自由主义'(liberalism)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 ^[5]388。“ 自由民主可能形成‘ 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 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也构成‘ 历史的终结'。换言之, 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 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自由民主的‘ 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5]1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的典型心理。美国开始四面出击, 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 以及空袭叙利亚(2017年、2018年)等战争。战争不仅使美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仅阿富汗战争就使美国耗费1万亿美元, 阵亡的士兵多达6 000人), 也使美国在道义上输掉了战争。经济尚未恢复, 2008年又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一大批金融机构倒闭, 股市纷纷暴跌, 企业大量破产, 经济急剧下滑。

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日渐衰落。一是西方国家人口普遍老化, 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据统计,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总体接近50岁。其中, 日本为49岁, 德国为48岁, 英国为42岁, 美国为40岁。虽然美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较低, 但如果抛开拉丁裔、非洲裔人口, 美国中坚白人人口年龄中位数则达到48岁。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后续劳动力作补充, 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无疑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而人的出生、成长和教育培养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得到解决。人口因素无疑成为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二是虚拟资本增长过快, 产业严重空心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就借美元的霸权地位赤裸裸地盘剥世界财富, 制造货币危机, 到处“ 薅羊毛” 。然而, 物极必反。据统计, 美国虚拟资产规模从1977年的69 53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04 772亿美元, 30年间竟然扩张了12倍^[6]79。2018年, 美国GDP高达18万亿美元, 但实体经济所贡献的不足5万亿美元, 其余大部分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 国内有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恩格斯说过:“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 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 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7]67-68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反映了美国经济典型的投机性、寄生性, 这使经济的风险性明显增强。特朗普执政以来, 为重振美国实体经济, 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且, 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 美国经济如坠深渊, 前景暗淡。三是资本力量过强。资本垄断正从19世纪的私人垄断、20世纪的国家垄断, 走向21世纪的跨国垄断, 乃至全球垄断。垄断资本绑架国家, 操纵社会, 掠夺劳动, 导致国家的功能被严重削弱, 社会和劳动的活力得不到应有发挥。总统选举完全变成了资本间的厮杀。据统计, 2007年至2012年, 美国200家最为活跃的企业用来资助总统竞选的款项竟然高达58亿美元, 这些企业也因此得到联邦政府的巨额回报, 其价值共计4.4万亿美元, “ 这意味着, 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一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 ^[8]21。垄断资本还竭力构建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运行规则, 而当一种规则不能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时, 他们就以各种理由修改规则或废除规则, 扰乱国际秩序。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反动性和垂死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强烈。四是贫富分化、阶层分化严重。据统计, 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财富的比例从1980年的9%上升到2007年的23.5%, 2018年这一比例则达到38.6%。中产阶级的数量大幅下降, 近一半的美国家庭生活拮据, 1 85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另外, 美国社会隐藏的种族歧视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安启念教授认为,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次普遍性危机已悄然形成, 这是“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可克服的危机” , “ 将使资本主义制度真正走向自己的历史终点” ^[9]73。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逐渐走向衰落的事实, 国外学者和政治家也从不同视角做了分析。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它的衰退可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 正是曾经塑造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 也“ 不可避免地造成美国衰落” ^[10]3。托尼· 博萨(Tony Bouza)认为, 腐败、堕落和价值体系的坍塌是“ 美国世纪行将结束” 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面对家庭观念的消亡和城市的衰落仍能坚信我们自己不会受到腐蚀, 如果我们眼看着显贵们的堕落却能视而不见这种堕落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如果在信仰危机中我们仍能坚信我们终将得到上帝的拯救, 如果在普遍的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仍然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那么, 我们可以宣称, 我们就是行将沉没的‘ 泰坦尼克号'游轮上的尽情享乐的快乐的游客。” ^[11]3英国学者比伦特· 格卡伊(Blü ent Gö kay)等认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来自德国和日本的竞争第一次削弱了美国领导的霸权制度。80年代以后, 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则更胜一筹。美国和英国均试图寻找危机与衰落的应对之策, “ 但是, 就它们本身的结构性危机而言,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两种主要的应对之策并没有成功扭转颓势” ^[12]2。印裔加拿大学者阿米塔· 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 美国面对的不仅是其相对实力的衰落, 还有绝对实力的衰落。后者不仅受到其入侵伊拉克行动的影响, 而且与其内部的弱点和管理不善相关。“ ‘ 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不只是‘ 单极时刻'的终结, 还是美国霸权更长时期的物质和规范力量的终结。” ^[13]72019年11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警告欧洲:北约已经“ 脑死亡” , 站在“ 悬崖边上” 的欧洲再也不能依靠美国, 否则将“ 不再掌控我们的命运” ^①(①参见谢莲《70岁的北约正经历“ 脑死亡” ?马克龙一言激起千层浪》, 2019年11月8日, https://www.sohu.com/a/352534941_114988, 2020年2月28日。)。这说明西方国家内部已经存在裂隙, 而美国从德国撤军的事实则证实了这种不信任, 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西方霸权的力量。

另一方面, 中国正在走向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的, 它是几代中国人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的结果。中国走向崛起具有坚实的基础。一是生产力大发展, 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 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中国又把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同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 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 科学技术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管理中的广泛渗透, 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结构、性质和面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 678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99.1万亿元, 超过世界GDP总量的16%,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从1952年的50.5︰20.8︰28.7调整为2018年的7.2︰40.7︰52.2, 三大产业从业人员之比从1952年的83.5︰7.4︰9.1调整为2018年的26.1︰27.6︰46.3。早在2009年, 我国机械装备工业就超过日本和美国, 上升到世界第一位。二是生产关系大变革, 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究其实质就是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40多年来, 我国在改革上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 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体制和制度,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据统计, 截至2019年6月, “ 中国现行有效法律272部, 行政法规671部, 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规章5万多部” ^[14]。2020年5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这部“ 民法典共7编1 260条、10万多字, 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 ^[15]9。改革突破了城乡二元分割、以户籍区别资源分配的管理制度。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 城镇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到2018年的8.3亿人。三是社会意识大变化, 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革从解放思想开始, 思想解放和改革实践振荡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市场经济的意识、依法治国的意识、共同富裕的意识、创新发展的意识、多元共存的意识、独立思考的意识、拼搏竞争的意识、以人为本的意识、公正平等的意识和绿色生态的意识成为人们的主流思想意识。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 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据统计,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 732美元, 这个数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相联系的一组数据是:近8亿人摆脱贫困, 境内旅游人数突破55亿人次, 现有网民8亿人,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 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 居民预期寿命比1981年提高近10岁。缺衣少食、温饱不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一步调动了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国的崛起已得到世界的广泛承认。早在2004年, 法国《解放报》就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无视它或是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对付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繁荣也是维护世界稳定的一个因素。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贸易问题研究员彼得· 德雷珀(Peter Draper)认为, 中国的崛起给南非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①(①转引自成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315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龙安志认为,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金砖国家)和77国集团(G77)都很重视中国的做法” ^[16]17-18。英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 雅克(Martin Jacques)所著的《当中国统治世界》, 其副标题就是“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 。他认为中国崛起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 “ 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机制和企业将会逐渐影响全世界” ^{[17]中文版自序, XXV}, 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

发展模式体现了人们对发展及其规律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把握。近代以来, 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资本主义曾经一路领先, 创造了各种现代化的模式。其中, 英美模式和北欧模式的影响最为深远。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其他模式, 如东亚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 本质上都是英美模式或北欧模式的衍变。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考察, 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造成异化劳动的事实。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才可能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 “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把自己的全面本质据为己有” ^[18]123, 以“ 真实共同体” 代替“ 虚假共同体” , 把“ 偶然的个人” 变为“ 有个性的个人” 。“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19]75720世纪20年代, 列宁晚年在俄国掀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盘改革, 制定了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列宁去世过早, 新经济政策很快就为苏联模式所取代。“ 苏联模式” 作为一种应对战争的战时体制, 目的在于在国家控制下, 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国家工业化, 从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出于特殊情况, 过多强调国家的绝对支配权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战争结束后, 苏联模式被教条化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而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行输出。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曾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 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但最终都因与苏联模式的矛盾而被无理扼杀。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改革, 缓解和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端, 但由于缺少严密的思维逻辑, 加上赫鲁晓夫本人私心作怪, 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 以党代政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升级, 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贵族集团, 独享各种特权, 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背道而驰。20世纪80年代, 改革再次成为世界性浪潮, 戈尔巴乔夫高举“ 新思维” 的旗帜, 力图彻底否定苏联模式, 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大厦, 要一切从头做起, 建设“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其基本途径是借助英美新自由主义, 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化为主旨的“ 休克疗法” , 结果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趁机出笼, 大肆活动, 大造舆论, 终于使苏联在剧烈的动荡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 最终背离改革初衷, 导致国家解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重又一统天下。

中国模式是中国数代人不懈探索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 毛泽东就指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不仅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不同, 而且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 原因是这两种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可以说是中国模式萌芽的最初源头。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及苏联模式暴露的问题, 提出打造中国模式的新思想。1949年12月, 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中提出, 新中国要注意处理好左右全局的“ 六大关系” , 包含城乡结合、工业主导、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思想。1951年, 刘少奇提出, 中国社会的矛盾大体可分为“ 根本敌对的矛盾” 和“ 可以和解的矛盾” 。在国有工厂中, 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已经被消灭了, 不再存在了^[20]93。因此, 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干群矛盾、公私矛盾、国家与企业的矛盾。总体来看, 新中国的制度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创新性。比如, 在政治上,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上, 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 实现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手工业合作化的道路, 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50年代中期,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 总结苏联模式的教训, 指出“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21]23, 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 片面注重重工业, 忽视农业和轻工业, 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 货币不稳定” ^[21]24。毛泽东一再强调, 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 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要打倒奴隶主义, 埋葬教条主义, 不能千篇一律。毛泽东认识到私营经济在中国存在较长时间的必要性。他认为, 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可以“ 成双成对” , 上海的地下工厂可以“ 使它成为地上, 合法化, 可以雇工” , “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21]170。刘少奇已经认识到单纯计划经济的局限性, 他说:“ 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 是计划经济, 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 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 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 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 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 呆板了。” ^[22]399他认为, 利用自由市场可以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 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 又有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因此, 必须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的自治权。50年代末, 为扭转“ 大跃进” 造成的困难局面, 刘少奇提出在农村实行“ 三自一包” (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四大自由” (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20世纪60年代初, 为了把问题真正搞清楚, 毛泽东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 号召全党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在真实地掌握情况之前, 不要乱下结论。“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 要搞调查研究, 把小事撇开, 用一部分时间, 带几个助手, 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23]233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中共中央逐渐调整各项政策, 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 并且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所有这些思想都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弥足珍贵。

现在,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0多年的探索发展, 中国模式已经走向成熟。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不搞多党竞选, 不搞三权分立, 不搞两院制,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这不仅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定位, 人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依靠者, 而且是资本的占有者、使用者, 也是国家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 还是利益的创造者、共享者, 这实现了解放劳动、调动资本、监督国家的统一。各种力量同向发力,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与以资本为主体的英美模式、北欧模式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第三,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方式, 坚持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相结合, 坚持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 这在西方教科书上基本是空白,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第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同时借鉴西方文明发展中的有益成果, 坚持“ 以马为本, 以中为根, 以西为用” 的原则, 融合古今中外, 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综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制度不仅与西方排斥异己的所谓“ 普世价值” 的文化制度不同, 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闭关自守的文化制度不同。第五, 坚持把改革和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 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以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力主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追求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统一, 这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弱小国家而崛起的霸权之路截然不同。第六, 立足于中华民族5 000年的文明史, 近代以来180余年的民族发愤图强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艰苦创业史, 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不懈探索史, 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独特历史环境。正如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 张指出的:“ 中国特色有很多, 如人口多、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耕地贫乏、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低下、饱受贫穷和落后、儒家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辛亥革命的挑战、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等等。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是西方的、东欧的, 甚至是日本的模式。中国就是中国, 她只能走自己的路。” ^[24]266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近百年的奋斗, 实现了“ 三个伟大飞跃” , 创造了“ 两个奇迹” , 站在“ 三个前所未有” 的平台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 十三个显著优势” , 同时把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首次集中概括为十三个方面。这一切都说明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已经形成, 中国模式已经走向成熟。

中国模式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早在21世纪初, 国外就掀起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有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三个定理” 的说法, 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八大支柱” 的说法, 巴里· 诺顿(Barry Naughton)“ 两个层面” 的说法, 乔纳森· 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 四件事情” 的说法, 埃里克· 安德森(Eric C.Anderson)“ 六个因素” 的说法, 亚历山大· 萨利茨基(Alexander Salitsky)“ 综合方案” 的说法, 伯特尔· 奥尔曼(Bertell Ollman)等人“ 市场社会主义” 的说法, 等等^①(①参见成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39-53页。)。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 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 也属于世界历史。” ^[25]1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丽塔· 纳波利奥尼(Loretta Napoleoni)认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改革成为世界性潮流, 有里根、撒切尔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也有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 但在所有的改革中, 中国模式成为最大的赢家^[26]1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 诺兰认为, 实际上, 中国的“ 第三条道路” 是一种完整的哲学, 其珍贵之处在于“ 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一起” ^[27]177。

近代以来, 工业革命成为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迄今为止, 人类社会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 每一次都把人类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实践表明:谁主导了工业革命, 谁就在全球发展中处于主动的有利的地位, 反之则处于被动的不利的地位。在马克思的文献里, 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工业革命的论述。马克思认为, 18世纪的现代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的关键环节乃至决定性环节, 还是蒸汽机实现的动力机革命, 这是更有普遍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革命, 也是瓦特真正的伟大天才之处。他深刻认识到工业革命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1]36

列宁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列宁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当时的俄国虽经彼得大帝的改革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但总体来讲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农业经济几乎占了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二, 要使苏维埃政权长存, 就必须进行工业化改革, 建立稳固的重工业基础。只有这样, 才能在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不落下风。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是以发达的大工业为支撑的。“ 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 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 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28]301-302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再次指出:工业关系到苏维埃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 “ 没有工业, 我们就会灭亡, 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 ^[29]286。1920年, 列宁亲自领导由200多人组成的专家队伍, 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 认为可以称之为“ 第二个党纲”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 的著名论断。但直到列宁去世, 苏联的工业基础仍相当薄弱。1925年, 在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斯大林明确将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内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 苏联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实现了241%和130%的增长。到1932年, 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构成中,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了70%。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 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 工业总产值提升超过1倍, 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世界水平的14倍。到1940年, 苏联已拥有庞大的物质基础, 其中钢材1 830万吨, 生铁1 500万吨, 煤炭1.6亿万吨, 石油3 100万吨, 谷物3 830万吨, 棉花270万吨^[30]6。重工业突飞猛进的增长, 为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苏联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1964年到1982年, 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6.1%的速度增长, 超过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 社会生产总值增长达到1.46倍, 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的1/5, 其中2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31]68。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算, 大约1975年, 苏联的GNP达到了美国GNP的60%^[32]388, 成为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然而, 苏联工业化也存在巨大的缺陷。早在1956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剖析苏联和东欧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 提出“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把地方卡得死死的, 一点机动权都没有” ^[21]31。据统计, 1929年至1952年, 苏联用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高达79.3%, 而轻工业只有9%, 农业为11.7%。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使苏联国家经济严重失衡, 农村陷入困境, 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也受到威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苏联国内收购的粮食只有5 600万吨, 国外供应的粮食达到4 400万吨, 供需矛盾空前紧张^①(①参见康晏如《国外学者论苏联工业化》, “ 改革与创新— —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论文。)。由于担心赫鲁晓夫时期的粮食暴动重演, 苏联政府规定了固定的粮食价格, 为保障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间断, 苏联动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里根当局乘机急剧压低世界石油和黄金的价格, 导致苏联处境极度艰难, 不得不贷款购买粮食。英美国家答应苏联的改革援助实际成为空头支票, 苏联反而沦为西方资本的债务人。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工业革命, 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毫无感知到奋力追赶的过程。早在1792年, 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 借给乾隆皇帝祝寿之机, 向中国展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但清政府反应迟钝, 态度冷淡, 以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在经历鸦片战争的挫折后,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进行反思。继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 纪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著作, 更为全面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19世纪60年代, 清政府内部有识之士掀起洋务运动, 仿照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 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发展近代工商业, 引进和移植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播下了中国工业化最早的种子。之后, 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 力主工商立国, 建议开发矿藏, “ 精机器之工, 精运转之路” 。同时, 设立商务局, 派廉洁大臣中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 曰铁路, 曰机器轮舟, 曰开矿, 曰铸银, 曰邮政。” ^[33]37孙中山更进一步认识到,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最大差距在于生产方式的落后。“ 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 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 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 既废手工采机器, 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 以营其巨大之农业, 以出其丰富之矿产, 以建其无数之工厂, 以扩张其运输, 以发展其公用事业。” ^[34]223-224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实际上是一幅全面论证和系统设计的中国工业化蓝图。新中国一成立, 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长远的奋斗目标。20世纪50年代, 就提出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 的奋斗目标。中国制定和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华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以及相关的配套项目门类齐全, 自成体系, 使中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了工业国行列。20世纪60年代, 第一艘核潜艇下海、大庆油田及“ 三线” 钢铁基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发展起来,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十倍、上百倍地增长。与此同时,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粮食、棉花等各类农产品成倍增产, 农业机械化有了初步基础。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帝国主义长期封锁, 中国和西方国家工业化之间的距离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面向世界, 深刻审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 把创新置于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 采取多方面的超越战略, 迅速补上自己的短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 计算机技术, 从“ 天河一号” 到“ 天河二号” , 计算速度达到每秒5.49亿亿次, 2017年成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5G技术更是领先世界; 航天技术, 从“ 神舟一号” 到“ 神舟十二号” , 从“ 嫦娥一号” 到“ 嫦娥五号” , 以及“ 天问一号” 发射成功; 海下深潜技术, “ 蛟龙号” 和“ 深海勇士号” 已能深潜海下1万米, 创世界纪录; 工程技术, 解决了高原冻土施工、跨海大桥建设中的难题, 青藏铁路、港珠澳跨海大桥建成通车; 通信设备技术, 逐渐确立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墨子通信卫星升空, 按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估计, 2018年数字经济增长到31.3万亿元, 占GDP的34.8%, 为GDP的整体增长贡献了67.8%。在数字化的整体浪潮中,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科技巨头相继涌现,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网络基站建设从国内扩展到亚非拉, 甚至欧洲。这一切都说明, 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末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 我国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 甚至是领跑者。

现在, 以新材料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核聚变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中国人完全有可能完整地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引领世界工业革命的步伐, 变为真正的工业化强国。首先, 中国历经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 既吸取了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 也积累了奋力赶超的历史经验, 深刻体会到抓住工业革命主导权的重要性, 这是中国走向未来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其次,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布局、安全保障等问题都做了系统论述, 制定了一系列振兴科技、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制度, 奠定了中国赢得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再次, 中国生产力迅猛发展, 国家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各类科研人才的培养, 能够为未来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据统计, 自2013年以来, 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 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6年和8年居世界首位。为阻止中国在新工业革命中前进的脚步, 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 不断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机构, 甚至以中美脱钩相威胁。可见, 争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 只要我们稳住阵脚, 沉着应对,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抓住核心和关键, “ 咬定青山不放松” , 继续艰苦创业, 不懈奋斗, 就一定能够披荆斩棘, 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夺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近代以来,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形成, 全球问题也应运而生。在马克思的时代,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抢占殖民地, 争夺原料和销售市场, 从事罪恶的黑人奴隶贩卖, 等等。总之, 资本对劳动的压迫、西方对东方的压迫、已开化民族对未开化民族的压迫, 是马克思时代的全球问题。马克思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无产阶级, 现今社会的最下层, 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 就不能抬起头来, 挺起胸来。” ^[1]42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砸碎资本主义的锁链, 建立社会主义, 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在列宁所处的时代, 世界最大的危险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列宁指出:“ 世界史的明天, 将是这样一个日子, 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 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35]761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 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 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 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35]79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苏联和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 形成“ 两大阵营” ,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期间, 美苏两国开展军备竞赛, 核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令世人胆战心惊, 不寒而栗。

20世纪90年代, 苏联的解体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时至今日, 全球性问题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联合国的日常议题网页确定了32个日常议题, 其中, 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有以下五点。一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人口的增加, 地球臭氧层的破坏,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 水资源、绿色屏障、生物多样性锐减, 无节制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 正使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据统计, 1970年以来,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大约0.5摄氏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280亿吨, 2018年则增加到331.43亿吨。“ 气候紧急事件” 入选《牛津词典》2019年度词汇, 其使用率在当年增加了100倍。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显示, 从平均温度来看, 过去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二是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危机。冷战结束至今,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但局部战争不断, 甚至有增无减。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都为战争制造缘由。据统计, 1945年以来, 世界大国生产的核武器, 其威力总和相当于全世界几十亿人口每人面对3吨烈性炸药。1988年, 联合国曾发表核战争预警报告:如果爆发世界性的核大战, 地球上现有的50亿人口, 将只剩下10亿幸存者, 80%的人会死于非命, 其他幸存者也很难正常生存。此外, 恐怖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类, 宗教、文明冲突进一步加剧。三是南北贫富分化加剧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新世界霸权主义, 发达国家只顾自己发展, 不管发展中国家的死活, 反而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 这使南北两极分化空前加剧, 世界贫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P相比可见, 贫富分化显然加剧:1950年, 二者相差20倍; 1980年, 二者相差约30倍; 2000年前后, 二者相差60倍以上。世界银行的数据则表明, 2016年全球人均GDP为10 150.8美元。其中, 高收入国家为40 677.7美元, 低收入国家仅为615.1美元, 前者是后者的66倍多^[36]。四是不同文明相互冲突的危机。信息时代的到来, 人类交往的加强, 并没有使不同文明的冲突减少。20世纪90年代,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当代世界“ 八大文明” 的历史分野, 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认为“ 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37]372。特别是夸大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立, 实质是为“ 西方中心论” 或者说是“ 美国中心论” 张本。五是单主体性价值观念的危机。从17、18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到19、20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 西方现代性在哲学理念上的理论升华, 就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观念。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贝拉指出的:“ 美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个人主义” 。“ 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 乃至个人的神圣。我们为自己而思考, 为自己而判断, 为自己而作决定, 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违背这些权利的任何事情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 都是亵渎神明的。对于我们自己, 对于我们关心的一切人, 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整个世界, 我们最崇高的愿望都是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的。而我们自己和我们社会的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也是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的。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最深刻的本质。” ^[38]3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狭隘功利主义随着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泛滥, 造成当今人类价值目标迷失, 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最为深层的危机。

面对上述全球性问题, 美国为一己之私, 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一味奉行单边主义, 一再退群、筑墙、打贸易战, 掀起“ 新冷战” , 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早在1982年, 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 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4年, 美国因不满其文化控制权逐步被发展中国家削弱, 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5年, 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 宣布退出联合国国际法庭; 1995年, 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 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 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2001年, 美国为强化其军事优势, 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 美国又以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为由, 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特朗普执政以来, 美国又四处挥舞单边主义大棒, 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退出该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巴黎协定》及《全球移民协议》……退群已经成为美国的任性常态。美国又对伊朗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进行“ 斩首” 袭击, 使局势一度空前紧张。新冠疫情暴发后, 美国又为推卸不治之责, 先后甩锅中国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停止向联合国世卫组织交纳会费。同时还插手中国新疆、西藏、香港事务, 不断挑起南海事端, 无理关闭中国驻美休斯敦领事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 二战以来引导世界的规则、政策和机构大都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受到从恐怖主义到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影响, 单凭尊重主权已不足以维持秩序。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行为和不作为多次使全球局势变得更糟。“ 事实表明, 这个世界正在偏离过去近400年来的历史轨迹。” ^{[39]序言, XI}显然, 依靠美国治理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幻想。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20世纪50年代,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石。毛泽东指出:“ 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 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 这一点, 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40]24620世纪70年代, 毛泽东发表关于“ 三个世界划分” 的理论, 认为美苏属于第一世界, 日本和整个欧洲属于第二世界, 亚非拉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要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重新判断国际形势, 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世界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主张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通过合作与对话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滞后的问题, 有的问题可以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他一再声明:“ 中国发展得越强大, 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41]104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 美国独霸世界, 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格局。江泽民指出:多样性、差异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 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 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 ^[42]110正是多样性带来世界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不应成为正常发展的障碍。进入21世纪,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回答了中国将致力于“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的问题,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主张和行为准则。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政府以往的主张可谓一脉相承。其范畴所指包括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内涵。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 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要“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43]472。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加的时代,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其具体内容:一要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二要坚持共建共享, 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三要坚持合作共赢, 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四要坚持交流互鉴, 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五要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2017年11月2日, 第七十二届联大会议将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 填补了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决议的空白。中国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制定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出台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同时, 中国用一系列实际行动和举措践行自己的承诺和担当。比如, 中国推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设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 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 , 大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机制, 发挥安全对话合作功能, 创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建立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 设立中国—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向“ 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紧急粮食援助,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 等等。这些务实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