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变化, 我国的流动人口急剧而稳定地增长, 从1982年的670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2.47亿人^[1]3-4。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 众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将子女带到城市读书、生活, 从而产生了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目前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存在争议, 学界一般将其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迁移到他国或国内其他地区务工经商, 被留在老家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2, 3]}。据全国妇联2013年公布的数据, 我国大约有6 100万留守儿童。即便根据国务院提出的更为严格的农村留守儿童定义, 在2016年也有902万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4]。留守儿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广泛存在, 而在跨国劳工较多的国家以及国内迁移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3, 5, 6]}。

对于留守儿童可能遭遇的问题, 国内外学界都有探讨。虽然结论不一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 但一般都认为, 留守会导致情感、心理、行为、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不利后果^{[7, 8, 9, 10]}。关于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一些学者通过对福建、安徽、广东、湖南、山东等地中小学生的调查, 证实父母外出是青少年学生产生网络上瘾、吸烟、酗酒、厌学辍学等非健康行为的危险因素^{[11, 12, 13, 14, 15]}。针对墨西哥、牙买加、伯利兹等加勒比国家因父母国际移民而留守的儿童的诸多研究也表明, 他们会有更多的物质依恋、在学校里卷入打斗等暴力和犯罪、离家出走、行为出格或辍学等行为问题^①(①Blank L.,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Children and Women in the Eastern Caribbean, ″ 2007-02-07, http://www.unicef.org/barbados/cao_unicefeco_sitan.pdf, 2019-03-19; Bakker C., Elings-Pels M. & Reis M.,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 in the Caribbean, ″ 2009-08-01, https://www.unicef.org/easterncaribbean/Impact_of_Migration_Paper.pdf, 2019-03-19; Musalo K., Frydman L. & Cernadas P. C., ″Childhood and Migration in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Causes, Policies,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 2015-02-01, https://www.justice.gov/eoir/file/882926/download, 2019-03-19.) ^[5]。2018年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荟萃分析文章, 对全球范围内父母外出与儿童健康的研究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 经筛选后纳入111项研究(其中涉及中国留守儿童的91项), 涵盖了264 967名儿童样本, 结果显示,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吸食毒品、铺张浪费、品行障碍等风险明显更高^[16]。这从统计学意义上确证了留守儿童更易遭遇行为发展障碍的事实。

不过, 上述调查分析在揭示留守儿童更有可能遇到行为发展障碍的同时, 也显示部分留守儿童不会因父母离开而在行为发展方面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学者们对处于危机环境中的儿童的研究发现, 即便遭受压力、创伤与变化, 也并非所有儿童都适应不良, 也有很多儿童可以消减风险, 健康成长^{[17, 18]}。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也显示, 虽然童年创伤可能促使HPA轴做出那些往往导致神经生物学变化的慢性反应, 但并不是每一个遭受童年创伤的个体的HPA轴功能都会受到干扰^[19]。于是研究者开始从积极的视角关注这一现象, 关注为何一些人被严重压力或逆境压垮, 而不少人却似未受到高危生存环境的损伤性影响, 学界由此提出了抗逆力^{[20, 21]}或自我修复能力^[22]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观点, 以解释逆境中成长的儿童的不同发展结果。万江红等学者的研究也确证了抗逆力在留守儿童应对各种发展挑战中的突出作用^{[23, 24, 25]}。

前人的研究一方面指出了留守经历对行为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且不同状态的留守儿童有可能遭遇不同类型及不同程度的行为发展障碍; 另一方面, 也指出了抗逆力在消减留守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具有潜在作用。但具体到每一个留守儿童, 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其应对留守处境的抗逆力, 从而有效消减其行为发展风险, 依然是未被充分探究的问题。少数关于留守儿童抗逆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侧重保护性因素分析, 对危险性因素的关注有限。如万江红等的研究都重在分析保护性因素^{[23, 24]}。然而, 根据W.R.Beardslee、S.Howard的主张, 在分析抗逆力时, 环境因素中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都很重要^{[26, 27]}。二是所用案例较少。前述两项关注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所用个案数分别为13和10个^{[23, 24]}, 还有研究仅对1位留守儿童做了个案研究^[25], 这使得相关结论的稳健性受到影响。

基于上述不足, 本文基于课题组在全国21个省区市收集的137份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的个案进行回溯性研究, 既对个案做质性分析, 也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与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影响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因素做准量化检验, 以丰富关于留守儿童发展影响因素及儿童抗逆力的研究。此外, 考虑到防患于未然的现实需要, 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问题应采取主动性预防的对策措施,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在这方面为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及社会工作介入提供参考思路。

童年期这一成长关键期的经历对个人的健康、认知、行为及性格等方面的发展影响深远。关于童年经历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精神分析理论、依恋理论、创伤理论、压力理论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等都有过阐释, 其中, 依恋理论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阐释最常为学界援引。依恋理论的核心假设是“ 关系增进生存” , 认为儿童自出生起, 就在生理上倾向于和照料者建立纽带。经由早期与照料者的互动模式, 婴儿发展出了一种内在的依恋工作模式^{[28, 29]}, 这种内部工作模式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发展^[30], 并作用于整个生命周期^[18]。有留守经历也就意味着有过照料者的变动, 依据依恋理论, 这样的经历必然影响到其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形成, 从而对留守儿童的发育成长产生影响, 并可能具有长期效应。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则将视角从家庭拓展到了学校、邻里和社会等更为广泛的空间, 认为家庭、学校、邻里等社会环境都是人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各种不同层次、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 构成一个既具有中心, 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式的生态环境, 包含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 共同影响着儿童的发展^[31]。对留守儿童而言, 这些外部因素既可能发挥拾遗补阙、雪中送炭的保护性作用, 也可能成为推波助澜、雪上加霜的危险性因素。这一理论综合考虑了不同层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 为上文提及的抗逆力的分析框架做了很好的注脚。

基于类似的考虑, 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抗逆力分析框架, 这些框架虽然有细节上的差异, 但大都注重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分析, 并侧重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例如, 美国加州的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所用的抗逆力层次模型(简称CHKS)就主张抗逆力养成是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个体的内在资产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效能、合作与沟通、目标与抱负、问题解决能力、同理心, 个体的外在资产就是来自家庭、社区、学校、同辈群体等的保护性因素^[25]。万江红等也将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分为内在保护因素和外在保护因素^[23]。另外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这些因素的层级, 例如将抗逆力保护因素划分为多个层次, 从来自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的外部保护性因素来考察留守儿童的抗逆力^{[24, 32, 33, 34]}。

考虑到很难辨别上述学者所提及的个体内在资产或内在保护因素是决定抗逆力的原因还是抗逆力的结果表现, 笔者认为不宜将其涵盖在抗逆力模型之内。当然, 不将其纳入模型并不意味着个人内在因素不发挥作用, 这里只是将其当作一种不能准确计算的误差进行处理。此外, 前人的分析框架主要将抗逆力与保护性因素联系起来, 而相对忽视对抗逆力起负作用的危险性因素, 但事实上是两者的消长决定了抗逆力的大小^[27]。因此, 笔者参照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所提及的家庭、学校、邻里等社会环境的分析框架, 尝试提出一个适用于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双因素三维模型。该模型认为, 抗逆力源自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个维度的保护性因素的综合作用, 同时受制于这三个维度的危险性因素的反作用, 两者共同决定了留守儿童个人的抗逆力大小(如图1所示)。其中, 家庭方面主要涉及亲代及代理监护人的特点、能力、素养、态度和作为; 学校方面主要包括学校的制度化监管和保护、环境设施及氛围、教师所提供的个人性监管和支持及同学好友提供的同辈支持; 社会方面则涵盖邻里支持、社区支持、社会力量支持及政府支持。由于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相互作用, 在具体分析中, 不能独立地考察保护性因素或危险性因素, 而是需要细致考察两者的相对强弱。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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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抗逆力双因素三维模型

要基于上述抗逆力双因素三维模型对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需要获取比较翔实的个体数据作为支撑:一方面需要对个体的各类影响因素做出判断, 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地调查了解其家庭、学校及邻里与社会等背景信息。由于影响因素的判断以及背景信息的定性具有较大的弹性, 定性的个案访谈相较于结构式的抽样调查更有优势, 然而, 个案材料的非结构性和主观性也为材料分析带来了困难, 为此, 本文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双人编码来消减其潜在的影响, 并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编码转换过的数据进行适当的量化分析, 以实现定性与定量分析结论的互补和参证。

(一) 素材来源

本文所用分析材料为课题组于2017— 2018年获得的137份有留守经历者^①(①根据通常的留守儿童定义, 如果在18周岁以前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半年及以上, 则视为有留守经历。考虑到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长都不止半年, 本研究仅选择留守时长超过1年的成年人进行访谈。)的个案访谈记录。访谈对象皆为有过留守经历的1980— 1999年出生者。由经过培训的访员根据事先拟定的访谈提纲进行一次或多次面谈, 必要时辅以微信、QQ或电话交流作为补充。访员在访谈结束后, 也会通过其观察, 并结合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信息, 对被访者的经历和情况做出综合判断。访谈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与现状; 二是留守时间、留守类型等与留守相关的细节; 三是留守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 四是对留守的影响的自我评价。

所有个案访谈由参与课题的教师、研究生与本科生合作完成, 调查主要在2017年暑假(67份)、2018年寒假(59份)及2018年暑假(11份)展开, 其中112份由来自农村地区的浙江大学学生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庄采访完成, 其余25份在城镇地区完成, 但访谈对象也是生于农村的80后或90后。访谈对象的来源地分布见表1:

表1

表1

表1 个案来源地分布 区域 总数 省份 个数 区域 总数 省份 个数 区域 总数 省份 个数 浙江 31 河南 15 广西 11 山东 8 湖南 13 四川 3 广东 8 安徽 11 内蒙古 3 东部 56 辽宁 4 中部 56 吉林 6 西部 25 甘肃 3 福建 2 江西 4 云南 2 江苏 2 湖北 4 贵州 2 河北 1 山西 3 重庆 1

表1 个案来源地分布

个案来自于全国21个省区市, 分布较为广泛, 个案数较多的省份为浙江、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山东、广东和吉林。中西部个案约占总数的3/5, 东部省份的56个个案也主要来自这些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访谈对象以90后出生者居多, 其基本特征见表2。

表2

表2

表2 个案特征与留守相关情况 特征 类别 比例/% 特征 类别 比例/% 性别 男 44.5 出生年代 20世纪80年代 14.6 女 55.5 20世纪90年代 85.4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48.2 大专及以下 27.0 否 51.8 文化程度 本科 58.4 硕士及以上 14.6 小学及以下 26.3 小学及以下 56.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 47.4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 28.5 高中及以上 26.3 高中及以上 15.3

表2 个案特征与留守相关情况

(三) 关键变量赋值

1.留守变量

基于有留守经历者的个案情况, 参照前人的相应变量赋值方法, 本文共设置4个留守变量, 分别对应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始留守、父母外出类型、在家由谁监护、留守时长。各留守变量的赋值及描述统计见表3:

表3

表3

表3 留守变量描述统计(n=137) 变量 类别 比例/% 变量 类别 比例/% 婴儿期 35.0 1— 3年 12.4 留守开始时期 幼儿期 23.4 留守时长 4— 6年 13.1 小学阶段 29.9 7— 10年 25.5 中学阶段 11.7 10年以上 48.9 父亲外出 19.0 单亲监护 22.6 父母外出类型 母亲外出 4.4 监护类型 祖辈监护 45.3 父母交替外出 9.5 多重监护 22.6 双亲外出 67.2 其他监护 9.5 注: 表中数据保留一位小数点。婴儿期、幼儿期分别对应0— 3岁、4— 6岁。

表3 留守变量描述统计(n=137)

2.行为相关指数

行为相关指数包括综合的“ 行为发展指数” 及细分的“ 积极行为指数” “ 消极行为指数” 。其中, “ 积极行为指数” 指称积极行为的数量, 编码获得的积极行为包括努力拼搏、兴趣爱好良好、信念坚定等; “ 消极行为指数” 指称消极行为的数量, 编码获得的消极行为包括沾染不良习气、辍学、厌学、缺乏学习自觉性等。“ 行为发展指数” 用积极行为数量与消极行为数量的差值来测量。需要指出的是, 本次的访谈资料仅提供了相应行为是否发生的信息, 对这些行为的发生频率及其程度, 所能提供的信息有限, 有产生较大误差的可能。不过, 考虑到被访者都是已经成年的有留守经历者, 他们通过回顾提供的基本上是记忆深刻的信息, 具有一定程度的标示意义^[35], 据此构拟的相应指数也大致具备研究所需的区分度。各行为相关指数的描述统计见表4:

表4

表4

表4 行为相关指数描述统计(n=137) 变量 取值区间 均值 标准差 积极行为指数 0~2 0.42 0.649 消极行为指数 0~3 0.36 0.775 行为发展指数 -3~2 0.05 1.087

表4 行为相关指数描述统计(n=137)

3.保护相关指数

保护相关指数包括细分的“ 保护指数” “ 危险指数” 及综合的“ 净保护指数” 。“ 保护指数” 用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因素的加总数量来测量; “ 危险指数” 则为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危险性因素数量汇总。由于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相互作用, 在具体分析中需要细致考察两者的相对强弱。因此, 本文借鉴CHKS抗逆力模型提出的“ 当保护性因素超过危险性因素时, 对儿童的作用就更积极” 的论断^[25], 根据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的相对数量(即进行减法运算)建构综合的“ 净保护指数” 。家庭、学校、社会净保护指数的计算依此类推。由于抗逆力是潜变量, 是内在的难以直接测度的变量, 国内外学者大多主张将抗逆力视为保护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6], 或者直接将自我保护性因素视为抗逆力^[37]。结合W.R.Beardslee及S.Howard关于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对抗逆力都很重要的主张^{[26, 27]}, 本文将净保护指数当作抗逆力的间接测度指标。同样, 访谈材料能提供的相应因素的性质及程度等信息也受到限制, 但基于上文提及的原因, 本文也化繁就简地以因素有无及加总数量作为测量指标。保护相关指数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各具体因素详见下文。

表5

表5

表5 保护相关指数描述统计(n=137) 变量 取值区间 均值 标准差 保护指数 0~8 2.45 2.047 家庭保护指数 0~4 1.49 1.164 学校保护指数 0~3 0.53 0.841 社会保护指数 0~3 0.44 0.629 危险指数 0~7 2.04 1.662 家庭危险指数 0~6 1.63 1.399 学校危险指数 0~3 0.38 0.708 社会危险指数 0~1 0.04 0.188 净保护指数 -7~8 0.41 2.977

表5 保护相关指数描述统计(n=137)

根据上文提出的抗逆力双因素三维模型, 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维度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将共同决定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我们基于个案文本, 对可以判断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编码。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影响因素不一定完全与留守经历有关, 为全面反映影响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所有因素, 我们在编码分析时并未将其排除, 以控制其他因素带来的干扰。此外, 由于个案都来自中国, 他们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基本一致, 大部分访谈个案并没有特意提出政策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相关的因素主要与邻里有关, 这一局限会在后文再交代。

从个案访谈资料来看, 同为留守儿童, 也会因为个人、家庭(含代理监护人)、学校及社会等所形成的不同发展生态系统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貌。不同个体所拥有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不同, 被激发的抗逆力(以净保护指数作为其间接测度指标)也就有别, 从而导致有差异的行为发展结果。简言之, 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抗逆力的强弱, 影响了留守经历与行为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 留守者内部的差异是否与行为发展结果相关, 留守者的发展生态系统中, 哪些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扮演着关键角色, 都值得进一步挖掘。下文将基于个案编码所得的量化数据做进一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用的137份个案虽然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 覆盖地域广泛, 但并非基于严格的抽样方法获得, 样本的地域分布、年龄分布存在一定的偏差, 样本数量也偏少, 因此样本并不具备良好的全国代表性。不过, 与其他质性研究相比较, 本次调查的选点已考虑到东中西部的相对均衡, 具体访谈对象的选择也未经过刻意筛选, 样本量也达到了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大样本要求, 因此亦可借用定量分析方法做出初步检验。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 笔者仅采取简单的非参数检验及偏相关分析方法进行基础性的量化分析。当然, 基于这一非随机样本所做的统计学推断依然可能带来偏误, 因此将以相应的个案材料进行参证。

(一) 留守类别与行为发展

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 不同的留守类别与留守儿童的发展具有显著关联^{[39, 40]}, 但具体的关联往往互有抵牾之处, 一般的研究认为, 较早开始留守^[41]、长期留守^[42]、双亲外出^[43]及祖辈监护^[44]的留守儿童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更大。笔者分别以留守开始时期、父母外出类型、监护类型、留守时长为分组变量, 绘制行为发展指数的比较图, 如图2所示。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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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行为发展指数的分组比较(n=137) ①(①图中白色图形表示整个样本的数据分布, 灰色图形表示各小组的数据分布。)

与总体数据的分布图相比, 幼儿期开始留守、其他监护、留守1— 3年这些子群体的分布图相对左偏(即得分低者更多), 父母交替外出、单亲监护这些子群体的分布图相对右偏(即得分高者更多), 其余基本与总体分布图吻合。笔者也分别以积极行为指数与消极行为指数为绘制变量做了组间的图形比较, 结果基本一致(图略)。

那么, 分布图形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留守类别是影响行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呢?为此, 我们基于资料编码形成的量化数据, 同样以各留守变量为分组变量, 对各组别的行为发展结果进行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以检验不同情形的留守者的行为相关指数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别。检验方法为Kruskal-Wallis H检验, 其零假设为不同类型留守者之间的行为发展相关指数无显著差异。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表6

表6 留守变量与行为相关指数的非参数检验(n=137) 变量 行为发展指数 积极行为指数 消极行为指数 卡方 p值 卡方 p值 卡方 p值 留守开始时期 4.988 0.173 3.328 0.344 4.471 0.215 父母外出类型 1.562 0.458 6.075 0.048 1.152 0.469 监护类型 3.901 0.272 4.878 0.181 1.776 0.620 留守时长 3.049 0.384 2.685 0.443 3.927 0.269

表6 留守变量与行为相关指数的非参数检验(n=137)

结果表明, 父母外出类型的不同会导致积极行为指数的显著差异(p< 0.05), 其中以父母交替外出者表现更佳, 这可能是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双亲的共同社会化所致。虽然父母的这种社会化影响存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性, 但依然可以对子女的积极社会化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过, 其余留守变量都无显著影响。可见在有留守经历者内部, 具体是哪种类型和状况的留守, 大多不会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倾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①(①笔者也尝试采用常规的协方差分析方法检验留守变量与行为发展相关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 所有留守变量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 且在各模型中能解释的变差都较小(p值都小于0.05)。如需了解详细分析结果, 可联系作者索取。)。因此, 还需要从留守儿童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去寻找决定其行为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 发展生态系统与行为发展

前人的研究已表明, 面对留守等逆境, 儿童发展会因其抗逆力的不同而出现结果差异^{[34, 45]}。根据前文提出的抗逆力分析框架, 发展生态系统中的保护性因素数量减去危险性因素数量后所得的“ 净保护指数” 可视为抗逆力的间接测度指标, 由于净保护指数又可细分为家庭净保护指数、学校净保护指数及社会净保护指数, 这些指数可分别用来测度由不同环境场域所激发的抗逆力。因为所涉变量都是连续变量, 故采取偏相关分析来检验其关系。控制性别、出生年代、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来自发达省份、母亲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和背景性变量及留守类别变量, 进行行为相关指数与各类抗逆力测定因素的偏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7:

表7

表7

表7 行为与各类因素的偏相关分析(df=126) 指数 行为发展指数 积极行为指数 消极行为指数 留守净保护指数 0.250* * 0.141 -0.237* * 家庭净保护指数 0.181* 0.067 -0.202* 学校净保护指数 0.306* * * 0.241* * -0.231* * 社会净保护指数 0.015 0.000 -0.022 保护指数 0.190* 0.171 -0.126 家庭保护指数 0.192* 0.099 -0.190* 学校保护指数 0.141 0.249* * 0.010 社会保护指数 0.066 0.034 -0.065 危险指数 -0.227* * -0.050 0.282* * * 家庭危险指数 -0.116 -0.019 0.151 学校危险指数 -0.343* * * -0.109 0.398* * * 社会危险指数 0.165 0.113 -0.140 注: * * * 表示p< .001, * * 表示p< .01, * 表示p< .05(双尾检验)。表中数字为偏相关系数。下同。

表7 行为与各类因素的偏相关分析(df=126)

表7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行为发展状况受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因为总的社会环境比较同质化, 在留守者内部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而家庭因素、学校因素都作用显著。其中, 学校因素对行为发展的影响更为突出, 学校保护性因素能显著增进留守者的积极行为, 而学校危险性因素则会刺激其消极行为的发生。家庭因素则主要表现为其中的保护性因素对减少留守者的消极行为有显著作用。相对而言, 学校危险性因素、家庭保护性因素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最为关键。

从访谈记录来看, 学校危险性因素对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在诸多个案中有所呈现,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欺凌。从访谈记录来看, 学生之间如有欺凌事件发生, 即使告诉老师, 校方也往往不能有效处理。一旦遭遇校园欺凌, 留守儿童大致有两种解决方式:性格强势的留守儿童基于“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的心态以打架斗殴的方式保护自己; 性格隐忍的留守儿童则忍气吞声, 默默承受。无论是哪种应对模式, 都容易导致留守儿童行为走偏, 或“ 以暴制暴” , 或以辍学、厌学等行为来消极应对。一位访谈对象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就说道:“ 不想去学校的原因还在于那帮小孩天天欺负我们、打我们, 去了就是打架, 老师又不管, 去学校还不如不去。” (个案50)。除了校园欺凌外, 部分留守儿童还面临其他不公平待遇, 如老师对部分留守儿童缺乏关心、进行体罚等。有8位访谈对象提到, 老师只重视学习成绩好或是家里打过招呼的学生, 他们感受不到来自老师的关怀; 仅有2位访谈对象表示自己虽然成绩不好, 但老师依然关心帮助自己。总体来看, 那些受到老师更多关注的留守儿童基本上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共有14位访谈对象提及这一情况)。在有学校公共活动时, 有些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也无法像其他同学一样获得平等的参与机会, 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冲击:“ 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要放暑假了, 学校要开一次大型的家长会, 要求父母亲必须到场。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比较突出, 被要求代表班级在家长面前演讲, 但是老师得知我父母亲不在身边, 就把我这个名额取消了。那个时候我还小, 认为老师是在歧视我, 感觉很难过, 所以那次的活动我也没去参加。” (个案11)上述因素造成的不良的学校氛围很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厌学情绪, 厌学情绪又会造成其学业表现不佳, 而学业表现不佳不仅阻碍了留守儿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道路, 还会造成留守儿童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等连锁反应。可见, 在学校无法获得足够保护和支持的留守儿童, 难以从学业方面获得成就感, 也难以从老师、同学身上获得情感支持, 其行为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至于那些具备家庭保护性因素的访谈对象, 或是成长于家庭积极的教导中, 或是从家庭获得了良好的情感支持或物质条件。部分访谈对象虽然与父母分隔两地, 但亲子间沟通及时、交流良好, 整体的成长环境中并不缺乏关爱, 家庭的大部分功能得以正常实现, 使得他们的行为发展呈现积极的走向, 更少出现消极行为。这种家庭保护性因素既可以来源于相隔两地的父母^①(①例如:“ 妈妈除了在寒假时和爸爸一起回来外, 有时还会在‘ 双抢'时期在家十几天。妈妈会比较关心我的情况, 她不仅和外婆、姨妈交流, 了解我生活学习各方面的表现, 还会主动和我沟通。” (个案18)), 也可以源自代理监护人^②(②例如:小婷认为外公外婆对她影响特别大, 相当于扮演了爸爸妈妈的角色。外公外婆虽然读书不多, 但他们经常教她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外公虽然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学, 但长期坚持自学, 写毛笔字, 小婷受他熏陶很多, 从小就是学校里优秀的学生。(个案31)), 或两者兼备^③(③例如:对于小米的学习, 父母非常上心, 会监督她做作业、课后复习等。等到了舅舅家生活, 管教也并没有松下来。舅舅、舅妈对小米也很严格, 会像父母一样监督她, 并且会经常向小米的父母汇报她的生活、学习情况。(个案28))。这说明父母、代理监护人及双方共同提供的家庭保护都可以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为更细致地了解学校及家庭中的哪些要素更为关键,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维度的行为发展及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细化的偏相关分析(参见表8)。

表8-1

表8-1

表8-1 行为与细分生态系统的偏相关分析:危险因素(df=126) 指数 家庭教育环 境危险因素 家庭生活环 境危险因素 家庭情感氛 围危险因素 师生互动 危险因素 同学互动 危险因素 社会行动 危险因素 社会环境 危险因素 行为发展指数 -0.315* * * 0.154 -0.041 -0.312* * * -0.233* * 0.143 0.113 积极行为指数 -0.107 0.150 -0.038 -0.109 -0.065 0.132 0.060 消极行为指数 0.360* * * -0.093 0.026 0.353* * * 0.279* * * -0.091 -0.110

表8-1 行为与细分生态系统的偏相关分析:危险因素(df=126)

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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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行为与细分生态系统的偏相关分析:保护因素(df=126) 指数 家庭教育环 境保护因素 家庭生活环 境保护因素 家庭情感氛 围保护因素 师生互动 保护因素 同学互动 保护因素 社会行动 保护因素 社会环境 保护因素 行为发展指数 0.116 0.076 0.167 0.050 0.185* 0.050 0.058 积极行为指数 -0.026 0.192* 0.038 0.136 0.277* * 0.060 0.021 消极行为指数 -0.188* 0.054 -0.207* 0.045 -0.028 -0.020 -0.064

表8-2 行为与细分生态系统的偏相关分析:保护因素(df=126)

表8数据显示, 家庭生活环境保护因素有助于增进留守儿童的积极行为; 家庭情感氛围保护因素有助于减少其消极行为; 家庭教育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都很关键, 前者能有效减少消极行为, 后者则会显著激发消极行为。师生互动中, 尤需避免出现危险性因素, 因为这会显著增加留守儿童的消极行为。同学互动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也都很关键, 前者能增进其积极行为, 后者能增加其消极行为。这些结论为如何介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了具体线索。

(三) 留守类别的间接效应检验

虽然总体来看, 留守类别大多与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并不能排除留守类别通过影响抗逆力即保护相关指数从而间接作用于行为发展的可能。由于上文已经分别检验了留守变量与行为发展结果、保护相关指数与行为发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这里只需考察留守类别是否与保护相关指数相关就能初步推断这种间接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同样采用偏相关分析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9。

表9

表9

表9 留守类别与保护指数的偏相关分析(df=126) 指数 留守开始时期 父母外出类型 监护类型 留守时长 留守净保护指数 0.024 -0.033 -0.057 -0.124 家庭净保护指数 -0.010 -0.005 -0.040 -0.109 学校净保护指数 0.033 0.014 -0.002 -0.087 社会净保护指数 0.081 -0.153 -0.124 -0.064 保护指数 0.042 -0.063 -0.121 -0.093 家庭保护指数 0.034 -0.002 -0.085 -0.071 学校保护指数 0.005 -0.041 -0.063 -0.050 社会保护指数 0.065 -0.143 -0.147 -0.099 危险指数 0.007 -0.017 -0.044 0.115 家庭危险指数 0.044 0.005 -0.011 0.108 学校危险指数 -0.049 -0.071 0.070 -0.042 社会危险指数 -0.071 0.075 -0.042 -0.103

表9 留守类别与保护指数的偏相关分析(df=126)

表9数据显示, 所有留守类别变量与综合的净保护指数、保护指数、危险指数以及细分的家庭/学校/社会的净保护指数、保护指数、危险指数的偏相关都不显著, 表明留守类别与留守儿童获得什么样的保护或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并无必然联系, 因而基本可以排除留守类别通过影响抗逆力即保护相关指数来影响行为发展的可能性。这进一步说明了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对其行为发展结果的直接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在关注不同类别的留守儿童的差异化处境时, 更需要把目光聚焦于每一个留守儿童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 关注留守儿童抗逆力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介入措施。基于137份个案的探索性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留守类别不是行为发展的关键。大多数留守变量的作用都很有限, 但作为抗逆力间接测度指标的净保护指数的作用则非常显著, 这说明总体而言, 在有留守经历者的内部, 留守类别本身并不会对其行为发展倾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与闫伯汉关于留守儿童的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无显著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因素的结论^[46]是内在一致的。据此, 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即留守的具体类别, 包括父母外出类型、监护类型、何时开始留守甚至留守多长时间, 都不会必然带来留守儿童行为发展上的根本性差异, 其结果如何, 更取决于家庭、学校及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安置、行为与态度为他们营造了什么样的发展生态系统。留守本身与行为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抗逆力大小。虽然留守儿童所在的家庭会因父母的外出流动而成为学者们所说的“ 离散型家庭” ^[47]或“ 拆分型家庭” ^[48], 出现亲子间的地理阻隔, 但通过良好的亲子互动、监护者的细心呵护、学校及社会同心协力的帮扶, 留守儿童依然能够健康成长。这也是叶敬忠等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有被夸大的趋势的原因之一^{[48, 49]}。

第二, 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共同作用于行为发展。一般认为, 童年期的留守经历也是人生中的一种创伤。如果儿童处在关键的成长发育期, 甚至会因此伤及神经生成、突触生长等, 显著而持久地改变其神经生物学特征^[50], 从而对人们的行为、人格倾向及情感认知产生持续终生的影响。要消减这种影响, 就需要激发和增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面对家庭变动等生活环境变动所带来的不利处境, 儿童都具有潜在的抗逆力, 但抗逆力需要激活^[51]。在抗逆力的激活与提升过程中, 风险性因素及与之抗衡的保护性因素是关键所在^①(①参见同雪莉《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研究》, 南京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抗逆力是潜变量, 是内在的难以直接测度的变量, 但可以通过行为发展结果反推其大小。通过对137份个案材料的质性和简单量化分析, 本文发现, 由净保护因素带来的抗逆力具有关键作用。在留守的客观背景下, 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实际被激发的抗逆力的大小, 而抗逆力与留守儿童的遗传特质一起决定了其行为发展的结果。

第三, 学校危险性因素与家庭保护性因素最需关注。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 家庭因素、学校因素都对行为发展状况有着显著影响, 其中又以学校危险性因素和家庭保护性因素最为关键, 前者会显著刺激其消极行为的发生, 后者则能显著减少其消极行为。此外, 学校的保护性因素能显著增进积极行为, 可见留守儿童对学校因素表现得更为敏感。

本文进一步发现, 家庭生活环境保护因素有助于增进留守儿童的积极行为, 家庭情感氛围保护因素有助于减少其消极行为, 家庭教育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则都很关键。这一结论与吴帆等基于“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数据得出的结论^[52]一致。而在学校因素中, 尤需避免师生互动中的危险性因素, 重视同学互动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由此可见, 家庭微系统方面的不足可以由学校中系统来弥补。在学校方面, 良好的学校氛围、师长的关爱与同学的支持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学校因素之所以具有重要的补位作用, 与儿童在遭遇家庭压力后向外寻求资源支持的心理密切相关。依照压力理论, 留守所导致的家庭组织与环境的变化会带来家庭互动、组织和角色的调整, 使得留守儿童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压力之下做出行为调适。对留守儿童而言,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离开, 更容易受到同辈群体和周围环境的影响^[54]。在这种背景下, 学校作为留守儿童发展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补偿作用。

综上, 无论是访谈个案本身所反映的质性信息, 还是对编码量化后个案信息的初步统计分析, 都提示我们, 关注不同类别的留守儿童的差异化风险固然有用— — 它可以让我们在资源约束下对相应的留守儿童子群体给予重点关注, 但在有限社会资源的约束下, 仅以留守类别作为考量介入程度的依据, 往往使得诸多处于高风险状态的留守儿童不能获得及时和充分的关爱保护。本研究从整体性、生态性的视角为如何介入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线索。

家庭需从积极维度做好营造工作, 让儿童感受到更多被呵护的温暖和归属感, 学校则需从消极维度做好规避工作, 让儿童在家庭之外不会产生边缘感、排斥感及不安全感。从更为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 如果要为留守儿童提供最基础的行为发展安全阀, 家庭需尽力做好积极教导、亲子交流、亲友网络维护等工作, 并避免教育环境上的危险因素(包括父母不良行为、父母管教方式不当、监护者管教不当、缺乏管教等), 避免家庭情感氛围方面的危险因素(包括与监护者关系较差、与父母交流不当、缺乏情感支持、父母感情不和等); 学校则需尽力避免出现师生互动方面的危险因素(包括老师不关心、体罚、父母参与学校活动有障碍等)及同学互动危险因素(包括校园欺凌、缺乏良好的同伴关系等)。

我国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其背后的抗逆力研究多讨论的是“ 应然” , 通过实证研究讨论其“ 实然” 的相对较少, 更缺乏通过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来确证与反推决定留守儿童抗逆力大小的危险性因素及保护性因素的综合性研究, 这使得我们在设计、实施和评估相应的政策措施、服务方案及干预行动时, 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此, 本文基于众多个案材料的回溯性分析, 探索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将有助于我们针对留守儿童问题采取更为有效的对策措施, 做出精准干预。不过, 本研究依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所用个案虽来自全国各地, 但并非严格随机抽样所得, 其地理分布及人口学结构并不均衡, 有可能造成系统偏差, 基于编码量化后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学推断具有相应的偏误风险; 二是个案材料未能全面呈现行为的发生频率及其程度深浅, 对留守期间发展生态系统的回顾性调查也容易出现信息遗漏与过滤, 使得编码后形成的量化数据也具有潜在的偏误; 三是所有个案均为有留守经历者, 缺乏与无留守经历者的对比分析。前两个局限与严格抽样调查的实施难度、调查组成员的异质性构成及回顾性调查的特点有关, 但通过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的相互参证, 能得到部分弥补。第三个局限与研究的阶段性设计有关, 有待后续开展有无留守经历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再做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