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执一生平, 两《唐书》虽有记载, 但皆语焉不详。《旧唐书· 杨恭仁传》后有附传, 言其“ 神龙初, 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 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 ^[2]2383, 《新唐书》所载与之类似。其参与神龙政变的前后经过主要见于《杨执一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及《杨执一墓志》(以下简称《墓志》):前者为“ 特进并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集贤院大学士上柱国燕国公范阳张说撰” ^①(①《全唐文》亦收录《杨执一神道碑》, 据李小勇统计, 共计有30处文字出入。熊飞校注《张说集》时已有改订, 但尚未与原碑进行比勘, 本文中所引碑文以原碑为主, 文字漫漶磨泐处以《张说集》补足, 不再标注出处, 下皆同。), 树碑时间为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戊午日; 后者为“ 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 ^[3]1336, 入葬时间为开元十五年九月三日, 二者相差仅三个月。按照《墓志》所载, 杨执一开元十四年(726)正月二日卒于鄜州官舍后, “ 郡司上闻, 圣君悯悼, 乃诏赠户部尚书, 赐绢百匹, 米粟各百石, 官给灵轝递还, 葬日官借手力幔幕” ^[3]1338。可知其丧礼之事乃朝廷恩典, 故张说之碑文与贺知章之墓志皆为官方对杨执一功绩的盖棺论定之语, 而他们当时同为集贤殿学士, 故碑与志应为同时创作^②(②据《唐会要》, 开元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诏张说在家修史, 此碑传盖为修史期间所撰。而贺知章于开元十年起入丽正殿书院, 与张说等人共事, 以备咨询。开元十五年六月后, 贺知章为太子右庶子, 兼秘书监同正员、集贤学士, 此墓志约为此时所作。又可参张说《谢修史表》, 见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第1505页。), 以常理推之, 断无相互抵牾之可能。但在对文本的比勘中, 却发现对传主事迹存在不同描写。

首先, 对杨执一的定评, 张说与贺知章不约而同地使用了“ 君子” 一词, 这应是出于朝廷议谥之公论。但贺知章在《墓志》中更强调君子“ 德” 与“ 善” 的对应关系, 所谓“ 故善人为纪, 种德幽潜” , “ 种德用心, 其义弘矣” ^[3]1337; 以及杨家素业清白的重要性, 如“ 神则无方, 庆惟有余” , “ 家声籍甚于海内” ^[3]1337。而张说则更强调君子临危不惧的果敢一面, “ 事□□□[因][感][激], 气概生焉; 时逢屯难, 勋业成焉” ^[1]59; 以及杨执一功成名就后的谦矜, “ 穷独善而无挠, 达兼善而无矜” ^[1]59。由此叙述策略出发, 碑文与志文的抵牾第一次出现。张说在言及杨执一的早年教育时说:“ 戏为军□[阵], 敌国之势幼成; 请学兵书, 长城之望早集。” ^[1]59而贺知章则称其“ 幼罹凶闵, 毁瘠加人” 。“ 由是颛学礼经, 神明丧服, 虽两戴之所未达, 二郑之所盘疑, 皆劈肌分缕, 膏润冰释。尤好左氏传及班史, 该览询求, 备征师说。” ^[3]1337张说的碑文主要在于强调杨执一的武将身份, 即杨执一自幼年起就已产生了对行伍之事的兴趣。而贺知章的墓志则更强调“ 礼经” “ 史传” 对杨执一坚贞性格的塑造, 并将弘农杨氏的家学渊源顺理成章地上溯至东汉杨震。

从家世与家学来看, 杨执一为“ 弘农华阴人” , 十九代祖为东汉太尉、经学家杨震, 曾祖为隋宗室、观王杨雄, 祖父杨续贞观年间为郓州刺史, 《旧唐书》曰:“ 恭仁弟续, 颇有辞学。” ^[2]2383其叔祖杨师道亦为贞观时期的著名诗人。杨氏家族虽为武将出身, 但对经史、文学、音乐颇为留意, 杨恭仁之妾赵方还曾铨集“ 燕乐五调歌辞各一卷……皆近代词人杂诗” ^[2]1089。贺知章墓志之说更接近杨氏家族的本来面貌。弘农杨氏的另一代表人物杨炯同样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4]62-63。修习礼学使得他们秉性公正、持身谨严, 并且敢于直言进谏。

杨执一的出仕不但因其直言进谏的品行, 也得益于言辞便给、文章锦绣的家学优长。《墓志》言其“ 当天后朝, 以献书讽谏, 解褐特授左玉钤卫兵曹参军, 盖贲贤也” ^[3]1337。根据《神道碑》所载, 献书内容涉及当时政治之得失, “ 干当代之圣□[君], 论天下之成败” ^[1]59, 书奏之后随即获得了武则天的召见, 解褐授官。杨执一与武后为表姑侄关系, 其家世又极为显赫, 他完全可以走门荫出仕的道路, 但杨执一却选择了当时最为艰险的得官方式— — 献书。唐代献书可分为两类, 一是向朝廷进献著述, 一是向朝廷上书言事。前者仍需经过考核加以检验, 如杜甫进献“ 三大礼赋” 后, 并未直接被授官, 而是被令于翰林院试文笔, 这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皇帝亲试的变形制举。而武后朝上书皇帝言事的代表人物则是陈子昂, 其《谏灵驾入京书》获得武后的赏识后, 他被授予麟台正字之职。杨执一能够获得武后的赏识而直接解褐授官, 至少说明他的文采识见已充分得到承认, 其“ 贤才” 的自我身份认定与陈子昂具有相似性。

解褐后, 杨执一便留在宫内任职, “ 一见拔玉□□□[钤仓曹], 再见□□□[取尚食]直长, 三见□□□□[置典设郎]” ^[1]59。尚食直长, 即殿中省尚食局直长, 正七品上。“ 尚食奉御掌供天子之常膳……当进食, 必先尝。凡天下诸州进甘滋珍异, 皆辨其名数, 而谨其储供。直长为之贰。” ^[5]324典设郎则为东宫属官, 从六品下, 隶属典设局, 掌汤沐、洒扫、铺陈之事, 职涉机密, 非亲近者不可担任。杨执一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足见其“ 犯颜谠言” 受到了武后的重视。这段时间内, 《墓志》称其“ 常以攀槛抗词, 削草论奏, 遂为贼臣张易之所忌” ^[3]1337, 碑文亦云“ 为易之兄弟所嫉” ^[1]59。杨执一如何与张易之兄弟结怨, 史无明文, 但其献书言事一定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当时最大的弊政则是酷吏罗织, 党争不断。自垂拱四年(688)越王李贞等人起兵反武失败后, 武则天就屡兴大狱, 其中曾牵涉杨执一之兄杨执柔。因为杨执柔曾与狄仁杰共事, 而被来俊臣等酷吏视为一党, 这或许是杨氏与佞幸一派不睦的原因, 也可能是杨执一不断上书直谏的动力。在刘昫等史臣心目中, 杨执一能够进入正史的主要原因就是参与了神龙政变。而杨氏家族中, 除杨执一外, 另有杨昚交参与其中^①(①杨昚交, 本名璬, 两《唐书》皆有传, 《旧唐书》误作“ 杨睿交”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 杨睿交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2382-2383页。又参张九龄《故特进赠兖州都督驸马都尉观国公杨公墓志铭并序》, 见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第959页。)。亦即是说, 杨氏一门早就选择了李唐旧臣的身份, 而不以武后的外家自居。杨执一被贬洛州伊川府左果毅都尉后, 利用番上宿卫的机会“ 又上封章” , 获得武后的召见。《墓志》此段记录较《神道碑》为详:“ 天后深纳恳诚, 亟蒙召见。趋奉轩戺, 咫尺天威, 载犯骊龙之鳞, 爰求断马之剑。” ^[3]1337若《墓志》所言为实, 则杨执一曾当面揭发张易之兄弟, 求赐尚方剑以斩佞臣, 足见双方的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武后虽未能接纳其建议, 但已将杨执一视为太子一党, 此时中宗地位尚不稳固, 仍需翊卫。故杨执一被擢拔为右卫郎将、左清道率, 转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 以禁军将领的力量保护中宗, 这是武则天出于平衡两方势力所做出的最后安排。但反武的势力早就集结起来, 她所设想的武、李共存的局面不久后即被打破。中宗返正后, 杨执一以佐命匡复之勋, 累加恩命。但由于与武三思不协, 杨执一被贬为常州刺史, “ 以太夫人羸老, 乞避卑湿, 特降中旨, 转牧晋州” ^[1]60。驸马王同皎谋除韦后、武三思, 失败被杀, 杨执一再被贬为沁州刺史。《神道碑》及《墓志》皆云构陷罹谗, 可见杨执一并未参与王同皎之谋, 但他和武三思矛盾已深, 故而遭此横祸。直到景龙四年(710), 中宗念其旧勋, 擢拜卫尉卿, 俄除剑州刺史。韦氏之乱与睿宗登基, 他因身在蜀地, 加之丁母忧, 未能参与其事, 也就躲开了玄宗与太平公主的政争, 直到玄宗即位后, 方才起复为汾州刺史。由此, 张说与贺知章展开了对杨执一仕宦生涯第二阶段的叙事。

玄宗一直将杨执一视为边将良选, 让他在凉州、原州、胜州、朔方等地主持军务。这或许是因为杨氏家族成员在隋代就曾担任凉州都督一职, “ 恭仁素习边事, 深悉羌胡情伪, 推心驭下, 人吏悦服, 自葱岭已东, 并入朝贡” ^[2]2382。不过在此期间曾发生了一次贬谪事件, 墓志与碑文的第二处矛盾便在于其许州刺史之贬的原因。《墓志》称开元十年(722)前后^②(②按《通典》《旧唐书》及《册府元龟》所载, 杨执一开元三年(715)四月已任凉州都督。另据《墓志》, 他在此官任上长达五六年, 亦即是说, 开元九年(721)时, 他才由凉州都督转原州都督, 但未赴任, 复授凉州都督。按照朝廷授官的流程以及传达的时间, 至晚应在开元十年时有许州之贬。), “ 府君怀柳惠之直, 任汲黯之气, 或忤时政, 颇不见容, 出许州刺史” ^[3]1337, 而《神道碑》仅云“ 寻移许州刺史” ^[1]60, 不提原因。如果贺知章所言为实, 那么杨执一必定与当时的执政者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开元前期, 宰相更替频繁, 这位“ 时政” 究竟是谁呢?据《新唐书· 玄宗纪》:

开元八年正月辛巳, 宋璟、苏颋罢。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 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九年)九月乙巳朔, 日有食之。癸亥, 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元十年)四月己亥, 张说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五月戊午, 突厥请和。辛酉, 伊、汝水溢。闰月壬申, 张说巡边。

开元九年至十年间的宰相共有三位, 源乾曜、张嘉贞和张说。而源、张两人早于张说入相, 张说开元九年九月后方才秉政, 并且仅八个月就再次离开朝堂, 出任朔方军节度使。从张说为杨执一撰写碑文来看, 二人的关系必定亲厚, 断无相忤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嫌疑人便是与张说不协的张嘉贞了, 二人结怨已久, 杨执一之贬与张说巡边应皆为二张争斗所致。

因此, 张说不在碑文中提及杨执一被贬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了。他作为张嘉贞的政治对手, 虽然获得了“ 在家修史” 的话语权, 但不能过分偏袒自己阵营, 否则会授人以口实, 尤其是在作为政治景观的石碑上, 如何记录传主的生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宣示。杨执一碑身通高3米, 碑额长85厘米, 碑座虽已经遗失, 但从碑榫长62厘米推算, 其整体高度应在4到5米左右, 与太宗昭陵功臣碑的整体高度相仿, 其形制已超出了《丧葬令》“ 五品以上立碑, 螭首龟跌(趺), 〔趺〕上高不得过九尺” ^[6]356的规定。石碑作为一种政治权威的象征物, 具有独特的政治宣传作用。张嘉贞此时正以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之职执掌河北军事, 虽然已经被排挤出了京城, 但依然圣眷不衰。若在碑文中将二者的矛盾公开化, 势必会引起对方的激烈反弹, 更会招致皇帝的不悦。出于平衡政局的考虑, 张说便没有在碑文中直言其事。可见, 张说撰著此碑时, 更多地顾及了二人的政治身份。他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 对杨执一的生平做出了符合当朝需要的书写。而《墓志》则不同于碑文, 它深藏地下, 内容不会轻易为人知晓。唐人更看重它“ 陵谷有变, 令声无穷” 的作用, 因此贺知章便可以在《墓志》中将张说难尽之意和盘托出。

另外, 从碑文的行文来看, 张说此碑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 寄寓着新的历史图景的展开。他对杨执一生平的描述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杨执一在政治生涯的前期一直活跃在宫廷中, 其政治生命的起伏伴随着激烈的内部斗争, 这恰恰是政治昏聩的表现。对于这批经历了数次政争乃至改朝换代的老臣而言, 他们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前代政治遗产的重要问题, 比如武则天的政治地位该怎样界定, 中宗返正后的荒谬举动如何解释, 玄宗与睿宗、太平公主之间的明争暗斗应如何记录。作为上述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张说明显地将“ 开元后” 与“ 开元前” 分为两个阶段。作为玄宗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 张说认为, 玄宗时代与“ 开元前” 最大的不同便在于, 以政通人和、开拓进取的政治新风取代汲汲营营、相互攻讦的内斗习气, 用气象沉雄、庄严恢廓的人格气度召唤浑涵质朴、自然高迈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为人所称许的“ 盛唐气象” 。张说此文典型地体现了唐代宰相“ 兼修国史” 的政治意义, 即通过对当代人物的历史总结, 在文学书写中表达政治寄托。因此, 杨执一在政治生涯的后半段, 虽以守边将领的身份活跃于大唐的边境, 但在“ 内” 与“ 外” 的互动关系方面, 却始终被张说视为内政修明的象征。因此, 杨执一所涉及的朝廷内部纷争就必然不会出现在张说笔下, 更不会出现在作为政治景观的石碑之上。

碑文与墓志虽然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 但二者在文体形式、物质形态及隐含读者上的差异, 决定了其书写方式的不同。碑与墓志虽都刻有传主的生平文字, 但前者立于地表, 可供生人观瞻怀念; 后者深埋地下, 一方面供鬼吏誊录所用, 另一方面有待于将来者发现。故曹丕《典论· 论文》云“ 铭诔尚实” ^[7]1097, 即记载功德的铭文与叙述死者生平的诔文都应追求事实。随着丧葬形制的革新以及文学观念的发展, 碑文与墓志在写法上逐渐产生了区别。在陆机那里即发展为“ 碑披文以相质, 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 ^[7]2013。诔与铭可以从情感角度出发, 表达对逝去者的追思和敬仰, 而碑文则始终保持它质实的本色。李善注云“ 碑以叙德, 故文质相半” ^[8]312, 即便碑文的扬誉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唐人亦始终强调应当注重事实与文采的平衡。过分看重它的文采, 就会带来潜在问题即形式大于内容。因此, 明代张凤翼称“ 碑以叙德, 故质为主而文相之” ^[9]113, 即应以事实为根本, 用文辞加以修饰。王闿运则认为“ 碑始于庙碑, 文则始墓道。以文述事, 而不可以事为主” ^[9]113, 其观点并非否定碑文质实的特征, 而是强调“ 事” 应由“ 文” 加以统摄, 即通过叙事手法与文章辞采的熔炼, 使墓主的生平获得相应观念的支撑, 从而获得撰述者与阅读者的共同认可。黄侃亦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碑是颂体, 而当叙事, 故文其表而质存乎里。” ^[9]114他与王闿运都强调了碑文施于廊庙的特点, 据此认定碑文所陈述的事实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至少在叙事上应以文采为表, 而以事实为里。用这个标准衡量张说的碑文, 可以说完全符合刘勰的定义:“ 其叙事也该而要, 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 巧义出而卓立。” ^[10]214一方面, 碑文的叙事“ 该要” 意味着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有所取舍, 需要作者根据“ 巧义” 的需要来进行安排, 略去某些历史细节的陈述; 另一方面, 传主生平完全依照其实际经历加以呈现, 尽量回避他者斥以虚美和隐讳的批评, 从而符合“ 质实” 的文体要求。

墓志这一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 志文” 与“ 铭文” 两个主要部分。墓志出现的时间要晚于墓表(碑), 赵翼《陔余丛考》云:“ 则志铭之作, 纳于圹中者, 起于魏、晋无疑云云。” ^[11]682它最早只是对墓主姓名官位的一种简单记录, 并不涉及议论, 也没有复杂的叙事。这倒是非常符合铭类文体的特征。李善注《文赋》云:“ 博约, 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 故博约温润。” ^[8]312铭这种文体最早是刻镂在青铜器上的, 所以刘勰称“ 故铭者, 名也, 观器必也正名, 审用贵乎盛德” ^[10]193。由于雕刻承载物面积的限制, 其体式自然具有“ 文约事丰” 的要求。当雕刻载体转为砖石后, 可供书写的面积扩大, 志文的内容变得更为复杂, 能够详细地记录墓主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与丧葬追赠等情况。志与铭篇幅上的差别导致了行文详与略的差异, 但二者在功能上具有近似性, 因而古人依旧将其视为一体。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将二者并称:“ 按志者, 记也; 铭者, 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 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 而俾传于无穷。……而谓之志铭, 其用意深远, 而于古意无害也。” ^[12]148志、铭两种文体存在着内在趋同性, 二者皆是为了颂赞墓主盛德而写就的, 因此志文与铭文既有差别, 又相互映衬。甚至可以说, 志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铭而被撰写出来的。刘勰认为墓志与碑文的相似处在于:首先, 二者皆为颂德之作, 所谓“ 天子令德, 诸侯计功, 大夫称伐” ^[10]193之类。其次, 当铭文“ 溺所长” 时, 不用韵语, 而以散文代替, 就“ 全成碑文” ^[10]194了。因此, 虽然铭体有其自身的规范要求, 但它颇为重视其颂德隐恶之用。《礼记· 祭统》云:“ 铭者, 自名也。自名, 以称扬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 莫不有美焉, 莫不有恶焉。铭之义, 称美而不称恶, 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13]1250铭文作为一种以颂扬为主的文体, 在记录墓主生平时有“ 称美而不称恶” 的传统, 墓志的撰述立场更倾向于墓主家人一方。故而, 一篇优秀的墓志在颂赞墓主生平功德的同时, 亦要想方设法在行文中回护其短。对那些令墓主感到尴尬的贬谪经历、失败时刻, 撰述者必须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而获得家属的认可。因此, 贺知章在《墓志》中透露出了更多的消息, 而这些讯息恰恰是《神道碑》避而不谈的内容。

当然, 不论碑文还是墓志, 两种文体都具有其局限性, 这来自二者在“ 纪功颂德” 与“ 期于事实” 之间的矛盾。唐人对此也十分清楚, 封演曾批评说:“ 近代碑碣稍众, 有力之家, 多辇金帛以祈作者之谀, 虽人子罔极之心, 顺情虚饰, 遂成风俗。” ^[14]58墓志更是如此, “ 谀墓之词” 的评价正代表了古人对此类文体可靠性的怀疑。虽然我们将碑文、墓志视为私人性更强的第一手史料, 但文体之间所存在的张力, 使得它们更多地呈现出多文本语境下复杂的叙事关系。对墓主生平的记录同样存在着撰述者取舍予夺的需要, 而墓志与碑文之间的文体差异又在无形中强化了撰述者写作意志的重要性。即便不能抹去特定事实的记录, 尤其是涉及历官、婚媾、贬谪等经历, 但如何将这一“ 历史” 呈现给社会大众, 仍要仰赖于撰述者的文笔。

从上述角度来看, 张说《神道碑》与贺知章《墓志》的第三处抵牾便不难理解了。张说在《神道碑》中称杨执一再次就任朔方节度使后, “ 刚肠疾恶, 擒奸摘罪。曩将之所弥缝, 宿吏之所干没, 匿□□[赃][散]廪, 一征百万; 矫枉过正, 众口嚣然” ^[1]60。杨执一执法不阿, 但追赃行动太过操切, 引起了朔方军军吏的集体反对, 最终不得不被召回改任右卫大将军。张说在碑文中对传主进行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 读来颇值得玩味。而贺知章在志文中则直接为杨执一喊冤:“ 竟以黄金见铄, 白玉成磷, 遂移疾朔方, 来思右戟, 复为右卫大将军, 寻除右金吾大将军。” ^[3]1337此事详情虽难以确考, 但依照张、贺二文的线索, 重新检讨初盛唐时期中央与边地的互动, 以及词臣与边将关系的复杂性, 则能有不少新的发现。

从文章的遣词来看, 张说与贺知章皆肯定了杨执一整顿边务的用心。二人皆认为过去的边将触法甚多, 将吏上下欺凌、冒领兵饷和随意征发降户的情况极为严重。这些搜刮来的物资并没有充实边地, 多被官吏纳入私箧, 一方面兵员缺乏粮饷, 一方面官吏又借此横征暴敛, 这进一步加剧了边患的爆发。自开元八年(720)至开元十三年(725)间, 凉州一线经常遭到突厥降户的袭扰, 进而威胁到防备吐蕃的大局。玄宗最初任命王晙、韦抗分别出任幽州都督、朔方总管以示威慑。但边将处置不当, “ 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 ^[2]3052, 突厥降将屡次侵袭。以康待宾、安慕容为首的叛将以族人苦于租税为由, 率众攻陷六胡州, 威胁河套平原。随着情势的发展, 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四月起, 发陇右士卒及河东九姓以讨之。杨执一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再次来到凉州前线的。九年七月, 康待宾被擒杀, 杨执一在胜州都督任上, 采取张说的保境安民之策, 收纳流亡, 以威慑为主, “ 德以绥之, 宽以莅之, 边氓用安, 外户不闭” ^[3]1337。不久即还任凉州都督, 兼原州都督。十年闰五月, 张说亲自巡视朔方前线, 并擒获康愿子等人, 将六胡州降户迁居内地, “ 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2]184。开元十二年(724), 杨执一接替王晙任朔方元帅, 兼御史大夫。他到任时, 面对的正是“ 河塞殇殣, 军实屡空” 的局面。

从前后任关系看, 杨执一接替王晙极有可能是出于张说的举荐。张说与杨执一是旧识, 而王晙也是张说的政治盟友, 并且三人的安边政策有着明显的连贯性。王晙号称知兵, 早年出镇桂州, 亦有安民好生之举, 但改任朔方军总管后, 却出于防备吐蕃的目的, 对突厥诸部降户采取了高压政策。每出兵, 必杀伤万余。他对在河套之地安置突厥降户的举措深感忧虑, 曾上书玄宗进谏云:“ 今者, 河曲之中, 安置降虏, 此辈生梗, 实难处置。日月渐久, 奸诈逾深, 窥边间隙, 必为患难。” ^[2]2986王晙认为突厥降户会与本部相互勾结, 充当突厥乃至吐蕃大部队南下的奸细, 因此主张将突厥降户迁入淮南、河南等宽乡安置。他批评河朔之地的边将“ 多作谀辞, 不为实对。或言北虏破灭, 或言降户安静, 志欲自言功効, 非有以徇邦家” ^[2]2987。这正是杨执一到任后整顿边务的缘由。

张说批评杨执一“ 矫枉过正” 是有其时空背景的。张说在将六胡州降户迁入内地后, 曾向玄宗进谏, 以“ 时无强寇, 不假师众” 为由, 请罢镇兵二十万人。他认为“ 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 ^[2]3053, 这是造成六胡州叛乱的主要原因。将边民迁入内地后, 边将就没有借口再随意征发边民劳作, 这在中央与藩镇的兵力对比上起到了“ 强干弱枝” 的作用。杨执一作为其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体察其苦心, 因此在上任后将矛头指向了河朔军的官吏群体, 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治理手段, 却不料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时, 河朔之地刚刚安定下来, 如果再次出现将士哗变的情况, 那么后果便不堪设想。与此同时, 张说正在筹备封禅泰山的大事, “ 累日固请” ^[2]891玄宗下诏封禅。作为盛唐文儒群体的代表, 张说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礼乐制度的建构, 其政治目的在于通过大兴礼乐, 奠定革新政治的理论基础。因此, 杨执一便被迅速调回京城, 以平息这场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 杨执一的丧事虽然由官方出面安排, 但碑文撰述者则是其家属“ 衔恤靡诉, 讬词畴识” 指定的, 可见这次请托颇具私人性^①(①张说与杨氏家族的关系极为密切, 他们在武后、中宗时期就纠合在一起, 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杨执一之母高惠的墓志亦于近年出土, 撰述者为杨仲昌。其父杨元琰与张柬之友善, 亦参与了神龙政变, 并被赐予铁劵。杨仲昌本人以河阳尉的身份参加制举, 被玄宗亲自擢为第一。张九龄亦为杨氏家族参与神龙政变的另一成员杨昚交撰写墓志。可知, 以神龙政变为核心, 张说、张九龄、杨元琰以及杨执一家族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的深意值得玩味, 张说虽然将其从朔方前线调回, 隐含薄惩之意, 但他与杨执一的私交并未受到影响。作为官方和家属都认可的碑文撰述者, 张说此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维持私交与公论之间的平衡。只有获得了家属的体谅, 杨执一的身后事才可谓备极哀荣。从私人关系的角度出发, 他完全可以出于对传主褒善讳恶的需要而隐去这段批评。相反, 受制于石碑政治景观的“ 公共性” 特征, 他必须做出与贺知章《墓志》不同的叙事策略, 从而导致了两种出土文献之间的抵牾。身份与文体的双重作用限制了撰述者的情感表达与叙事选择。换言之, 张说与杨执一的私交不能妨碍其执行“ 兼修国史” 的职责。碑、铭作为“ 颂德” 之体, 虽蕴含着私谊、亲旧寄托哀思的可能, 但同样具有维护公德、劝善讽恶的功能。张说的批评之词显示出其作为“ 大手笔” 的一面, 维护了朝廷公论的尊严。表面上看, 张说的无私史笔似乎并未受到他与杨执一深厚友谊的影响。但可以想见, 从写本草就到上石刻录, 必定有杨氏家属参与其中, 甚至几经修改。碑文特意指出家属“ 衔恤靡诉, 讬词畴识” , 其中的良苦用心与难言之志跃然纸上。但另一方面, 张说此时正继续受到崔隐甫、李林甫、宇文融的攻讦, 被迫赋闲修史, 而他被攻击的理由则是“ 徇私僭侈, 受纳贿赂” ^[15]6771。另外, 张说反对与吐蕃开战, 但玄宗受到边将王君 的鼓动, 在甘、凉前线取得了一次胜利, 与张说休战安民的政治主张相悖。由此可见, 在诸种敌对力量的环伺之下, 这一公共性的写作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审视, 不得不考量朝廷中各方势力的平衡, 故必须在叙事策略上做出相应的选择甚至妥协。

从现有材料看, 贺知章与杨执一并无私交, 本可以毫无挂碍, 秉笔为公。但贺知章在《墓志》书写中却以同情的态度充分表达了对杨执一的理解, 或许恰是从其自身境遇的相似处出发, 在叙事上更多地掺杂了私人情感的因素。据《旧唐书》本传, 开元十四年四月丁卯, 岐王李范薨, 贺知章因选挽郎非人, 处置失宜, 被豪门子弟相率诟辱。《唐语林》云:“ 吏遽掩门, 贺梯墙谓曰:‘ 诸君且散, 见说宁王亦甚惨淡矣。'” ^[16]491《侯鲭录》亦引此条, 并说“ 贺大纳苞苴” ^[17]200, 才引起了此次骚动。这很有可能是豪门子弟的诬陷之语, 概因求取挽郎而不得。贺知章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则颇为狼狈, 他被人围攻后甚至需要闭门登梯以决事, 引起朝廷不满, 被改官工部侍郎。此事恰好发生在杨执一去世的当年, 因此杨执一被河朔军吏攻击而改任的经历, 很可能使贺知章联想到了自身的屈辱遭遇。故而在撰写墓志时, 贺知章特意指出杨执一所遭受的冤屈, 为其缓颊, 隐含着由己及人的同情之感。

张说与贺知章虽同为集贤殿学士, 但不同书写背后却隐藏着各自复杂的动因, 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等不同言说立场之间的游移。若从公、私角度加以分辨的话, 政治家与史学家无疑属于为公的立场, 张说和贺知章在撰写时必须承担起公共责任, 而不能因为其政治倾向或私人情谊而放弃了秉笔直书的原则。于私而言, 创作则是作者个人之事, 文学书写多忠实于作者的内心感受, 个人对时事的理解也往往受到作者的个人际遇与自我意识的深刻影响, 这类写作则具有较强的私人性。表面上看, 公私之间似无多少腾挪的空间, 两种取向只能在互文的意义上相互印证补缀, 实现沟通。而墓志与碑文的写作又因其在撰述者的个人意志之外渗透着多重公共性的限制与考量, 公私之间有时的确很难取得史实与情感之间的平衡。章学诚《文史通义· 言公中》云:“ 世教之衰也, 道不足而争于文, 则言可得而私矣。” ^[18]182刘知幾《史通· 曲笔》亦云:“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 高下在心, 进不惮于公宪, 退无愧于私室, 欲求实录, 不亦难乎?” ^[19]185从理论上讲, 张说的碑文与贺知章的墓志都隐含着官方公论的意味, 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微妙而显豁的文本差异, 这与撰述者各自的政治处境、言说立场、情感投射和隐含读者密切相关, 也构成了其叙事选择在公私取向上的复杂层次。

辩证而言, 张说在碑文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杨执一, 与贺知章在墓志中为其鸣冤其实并不矛盾。我们回到“ 碑批文以相质” 的角度加以审视时, 就会发现二者透露出的信息是一致的。方廷珪说:“ 碑以叙德。……文不掩质, 期于有实。” ^[9]113也就是说, 碑文的颂德功用源出诗颂, 其根本在于词不溢美。朔方军将“ 一征百万” 必定是实情, 杨执一严格执法所引起的“ 众口嚣然” 同样难以遮盖。因此张说选择秉笔直书其事, 以显示“ 当下” 撰写《神道碑》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书写方式无损于杨执一的令名, 反而有助于建构起他丰满的历史形象。张说、贺知章作为同僚及好友,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彼此文章中的差异。而且他们所撰写的对象并非前代之公卿, 他们所要处理的史料亦非层积的历时性文本。换言之, 在二者的叙述与判断之间, 文本的内在张力直接表现为创作主体意志的交锋。当后世的读者重新发现这一多文本语境中所蕴藏的矛盾、断裂与错位的情形后, 才能真切地理解张说、贺知章等“ 大手笔” 是如何借助叙述方式的腾挪, 呈现出历史叙事复杂层累的言说动机与价值取向的。

自宋代以来, 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考据显学, 至清代蔚为大观。金石学以考证石刻碑碣的内容为主要手段, 以达到补正经史的目的。赵明诚曰:“ 余每得前代名臣碑板以校史传, 其官阀、岁月少有同者, 以此知石刻为可宝也。” ^[20]128通过新出金石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勘, 订正讹误, 早已成为文献研究及文学研究通行的方法。古人借重碑志文献“ 当时所立, 可信不疑” 的优势, 认为其有助于裨补史官“ 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 ^[20]1的缺憾。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而言, 文献学者更着重从文献的载体和制作技术的层面, 考察文献的产生、传播及表现形式等内容。这与现代历史学所秉持的观念是一致的^①(①相关论述可参白寿彝《历史文献学的建立》, 见《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295-300页; 谢玉杰、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但对于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区别, 有研究者认为更大的区分与纠葛还是存在于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之间, 相关论述可参见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第53-72页; 谢贵安《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第35-51页。), 即历史文本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墓志、碑文与史传在形成时间上有先后差别, 传主的事迹也会因撰述者身份、时代的不同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因文献材料的抵牾而判定彼此的真伪, 这种研究思路更多地呈现出后世研究者预设的立场。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 如何理解这些差异的产生, 从而区分不同文体对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录的影响, 更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书写中常见的单线思维问题。只有回到文本诞生的现场, 对撰述者所使用的文体本身加以探讨, 才能发掘出不同书写主体背后的动机与目的。

另外, 从杨执一的碑文与墓志、史传之间的差异,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三者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实际上与碑铭文体的形式规定性及其文学性追求有关。三者皆本于实录、家传、行状等较为原始的史料, 但碑铭作为撰述者个人的创作, 渗透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尽管有着“ 虚加仁义礼智, 妄言忠肃惠和” ^[2]4208的弊端, 碑铭依然是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由于涉及人物的褒贬判断与历史定位, 唐人对史传类文献的文学性追求有着极强的反思精神。刘知幾曾在《史通》中以“ 浮词” “ 叙事” 为篇, 讨论文学语言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历史书写必须借助于文学叙事, 史学家应该追求“ 文而不丽, 质而非野” ^[19]152的史笔, 还将孔子“ 绘事后素” 的观念推衍为“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 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 事美者其书亦工” ^[19]154。可见史官所应具有的文学才能也是“ 史才” 的一环。而那些看似与史录本事无关的“ 浮词” 与“ 闲笔” , 既暗含了褒贬情绪, 又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而史传所书, 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 时寄抑扬, 此乃得失禀于片言, 是非由于一句, 谈何容易, 可不慎与!” ^[19]147在刘知幾看来, 历史叙事本身即蕴含着对“ 博录” 的追求, 这些“ 片言” 中往往寄寓着“ 抑扬” “ 是非” 等价值判断。浦起龙赞成刘知幾的观点, 并认为这一史学传统实际上来自“ 诗家比兴体也” ^[19]146。

张说、贺知章之间的差异也可由此得到某种解释。在贺知章笔下, 杨执一幼学礼仪、好史明经, 而张说所构建的武将本事缺乏容纳此类表述的空间。贺知章通过“ 忤于时政, 颇不见容” “ 黄金见铄, 白玉成磷” 等表述以表达愤慨之情, 这又与张说“ 寻移许州刺史” “ 众口嚣然” 的冷静笔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说、贺知章作为集贤殿书院同僚, 在处理杨执一的生平事迹时却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 足见他们在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等不同的言说立场与公私取向之间的游移。而碑文、墓志作为不同的文献载体, 其文体形式、物质形态及隐含读者方面的差异也在无形中导致了历史叙事的变异。值得注意的是, 今人多以碑版文字校补史传缺失或讹误, 看重其历史文献价值, 无意中忽视了此类文字也同样蕴含着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正如白居易在《立碑》诗中所质疑的:“ 为文彼何人?想见笔下时。但欲愚者悦, 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 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 安知是愧词?” ^[21]171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碑铭文献作用的当下, 只有将考察对象置于多文本语境下, 辨析不同文体内部的规范与追求, 才会真正具有辨析史传类文献文学价值的可能, 这或许比单纯的史实考辨更富探究价值, 也是本文希望进一步打开的问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