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云已经介绍了韦氏成才的一些内外因, 包括成长氛围和个人天赋、品质等, 本文仅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侧重分析那些影响韦氏科学思维形成的要素, 以资借鉴。

韦氏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 酷爱读书。他在1886— 1889年写给妻子的书信中回忆自己童年经历时写道:“ 我很小就酷爱读书, 只要碰到书, 就会贪婪地读起来, 我经常泡在父亲的书房里, 那里的书几乎被我翻遍了。” ^[3]30在读书中他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泛兴趣。无论是数理、化学、生物、地理, 还是文史哲及艺术类的书他都手不释卷, 看得津津有味。

在自主阅读中, 韦氏接触最多的是有关大自然和历史方面的书。他除了读过《物种起源》及《自然》杂志和各种游记外, 还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欧洲甚至是东方的历史书。他曾回忆说, 读书激活了思想和想象, 尤其阅读历史读物“ 激发了他更为广阔的对比思维” ^[4]51-52。这个令韦氏受益一生的爱好培养了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即在人类思想史的语境中去探寻所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研究对象和整个宇宙之间的联系。

韦氏还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诗人丘特切夫(F.I.Tyutchev)和歌德(Goethe), 称他们是艺术家中的思想家, “ 在他们的诗歌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5]78。韦氏非常欣赏两位诗人运用诗歌的语言来呈现的自然观。在丘特切夫眼中, 大自然不是静态的景物, 而是动态的宇宙世界, 诗人对自然的理解从审美层面上升到哲学高度, 对宇宙和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深深吸引了韦氏, 对建构他的生物圈和智力圈学说具有很大启发。早在中学时代, 韦氏就阅读过德文版的《浮士德》, 该诗剧第二卷中呈现了关于“ 地球如何形成” 和“ 生命怎样生成” 的讨论。不能否认, 当时这位未来的矿物学家、生物地球化学家已经从中接受了早期的科学启蒙。韦氏对作为博物学家的歌德的兴趣始于1909年, 此后对歌德的自然科学创作的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左右。1935年, 韦氏在撰写《生命之书》时曾反复思考歌德将自然现象看作统一整体的观点^[6], 他认为, 歌德所理解的自然, 即有组织的生物圈, “ 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在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里体现出来” ^[4]303。

对诗歌的喜爱还培养了韦氏对大自然的诗性感悟。他不仅研究自然, 而且以自然的凝视者和聆听者的身份去感受自然生命的存在。他在散步时, 会对花园中的生灵发出诗性的感慨:“ 你会在每一片叶子里看到这种生命, 那里聚集着无数的红细胞; 你会在昆虫的飞翔和喧闹中, 在蛆虫的蠕动中, 在刺猬和其他大个儿‘ 居民’ 的游荡中, 看到和听到这种生命……” ^[4]47

此外, 韦氏还喜欢阅读哲学书籍, 在世界哲学遗产里不断获取哲学思辨的滋养。韦氏生前的知己利奇科夫(B.L.Lichkov)说:“ 他非常重视哲学体系, 知道很多哲学家, 喜欢读哲学书。” ^{[7]序言, 11}的确, 我们在韦氏的学术著作里多次见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等伟大哲学家的名字。

如果说韦氏的人文素养对其形成科学世界观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大学教育则直接影响了韦氏的跨学科思维。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 由于有机会听到很多著名学者讲课, 他深刻体会到, 大学是一个激发学术兴趣和创造力的神圣殿堂, “ 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大家都满怀激情、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这是在中学学习生活中无法充分体验到的” ^[4]13。在众多教授中, 对韦氏大学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是化学家门捷列夫(D.I.Mendeleev)和矿物学家多库恰耶夫(V.V.Dokuchaev)。他们的授课为他带来了全新的感受。门捷列夫“ 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渴望” ^[4]13, 门捷列夫在课上非常关注自然界的化学成分及其在地球和宇宙中的分布, 这培养了韦尔纳茨基的化学思维。韦氏后来所有的矿物学研究都特别关注矿物化学, 并深入研究矿物的化学性质, 正是在门捷列夫的课上他找到了开启未来新学科— — 地球化学的钥匙。多库恰耶夫主讲的晶体学和矿物学课程让他开始对矿物学的发展史产生兴趣, “ 是他最先让我关注到矿物学动态的一面和矿物质研究的时间维度” ^[4]41, 这也为日后韦氏的科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 多库恰耶夫在发现了韦尔纳茨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追求后, 及时给予他有效的引导, 鼓励他积极参与学术实践。在门捷列夫和多库恰耶夫的直接影响下, “ 在莫斯科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期间, 韦尔纳茨基率先将多库恰耶夫的土壤发生学理论和门捷列夫的科学思想应用于矿物学研究, 并由此创建了成因矿物学和地球化学, 进而形成了莫斯科矿物学流派” ^[8]12。

韦氏的科研活动是在一定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的。20世纪初, 韦氏在长文《论科学世界观》中专门探讨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把对科学研究所能企及的现象的认识称为科学世界观。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世界观就是指我们对周围现象世界的某种态度, 即每种现象经科学研究都可以得到符合科学探索基本原则的解释。一个个局部现象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被联系在一起, 最终可以得到宇宙的图景。” ^[9]199苏联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莫伊谢耶夫(N.N.Moiseev)认为, 韦氏是在俄罗斯宇宙主义哲学的背景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具有俄罗斯宇宙主义哲学思维特征的学者“ 追求广阔的视野, 在整体中思考研究现象” ^[10]606。这种哲学观是在“ 哲学人文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相互影响” ^[10]607下产生的, 秉持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人文立场, 并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在俄罗斯宇宙主义哲学的观照下, 结合韦氏的学术思想, 我们认为,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跨界交叉研究、以科学史研究作为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论、基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的科学预见等要素正是韦氏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具体体现, 并构成了他的思维格局, 同时也彰显了韦氏对科学学的贡献^①(① 科学学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就已经开始了, 韦尔纳茨基在20世纪前30年不论在理论上, 还是科学活动的组织上, 都为苏联科学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原因, 科学学研究停滞了,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迎来复兴。学者皮利片科(Pilipenko)将韦氏对20世纪新学科即科学学的形成在理论和科学实践方面的贡献概括为“ 科学的本质研究、智力圈学说体系、科学思想作为星球现象和科学社会功能学说、对科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和科学活动组织” 。)。科学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多布罗夫(G.M.Dobrov)和其他学者都指出, 韦氏对科学学的形成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②(② 米库林斯基(S.R.Mikulinsky)、奥尔洛娃(T.V.Orlova)、马利茨基(B.A.Malitsky)等学者也研究了韦尔纳茨基对科学学形成的贡献; 中国学者李兴权在《关于“ 韦尔纳茨基— 米库林斯基” 学派的研究》(1986)一文中主要探讨了苏联当时促成科学学诞生的条件, 尽管提到了韦尔纳茨基, 但仅寥寥几行字的介绍, 还根本看不出韦氏作为科学学流派重要人物的主张和地位。当时我国学者是从贝尔纳学派重要成员A.L.马凯于1985年7月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中得知科学学诞生在苏联的。)。

韦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的生物圈和智力圈学说中, 以及他对两个学说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在《生物圈》(1926)一书中, 韦氏一改最早研究地球历史的矿物学观点, 而代之以动态的观点。他认识到, 生物圈不仅是生命领域, 还是“ 宇宙能量转换的领域” ^[2]231。韦氏通过生物圈以小见大, 以地球之外貌管窥宇宙之时空肖像。他从一个生物地球化学家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活物质、生物圈中的化学和地质要素、历史演进中的矿物质的研究, 揭示了人对自然的“ 功能依赖” , “ 人和所有生物一样, 不是一个独立于周围环境的自足的自然客体” ^[9]242。同时, 他也对“ 人是自然之子” 的传统认识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 原始人才是自然之子, 我们所说的自然已经被人类观看、认知和思考, 已经是有人类活动参与的自然。

苏联地质学家瓦索耶维奇(N.B.Vassoevich)于20世纪70年代撰文指出, “ 尽管在生物圈学说刚刚形成的那个年代, 还没有充分形成系统分析的概念, 但在当时, 用今天的话来说, 生物圈对韦尔纳茨基而言已经是个‘ 完整的动态系统’ ” ^[11]510。韦氏在生物圈学说中建立了一个宇宙— 地球— 生物圈— 人的系统。《生物圈》一书自1926年出版问世至今, 已有近20种不同语种的译本, 其中1998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生物圈》“ 被全面完善、注释后, 对地球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当代水平, 因此, ‘ 生物圈’ 思想具有的已经不仅是历史意义, 而且是科学和世界观意义” ^[4]419-420。这本书的序言由来自13个国家的14位科学家签名, 这也说明了学界对该书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意义的认可。

而在智力圈学说中, 韦氏建构了宇宙— 地球— 智力圈系统。他既坚守人和自然是牢不可破的统一体的人文立场, 又重新审视了理性主体的作用。“ 我们在场, 并身体力行参与生物圈中前所未有的新的地质因素的创造” ^[9]16, 他所说的参与是指将“ 科学思想和科学工作作为生物圈的地质力量” ^[9]242, 他甚至将科学思想作为“ 星球现象” ^[9]242来阐释。他希望依靠科学思想, 发挥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 完成从生物圈到智力圈的转化, 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建构自然、技术与世界的和谐体系, 克服人对自然的“ 傲慢与偏见” 。韦氏一直秉持生物圈和智力圈是连续不断的, 人类的历史存在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观点。他“ 既没有过分夸大人在生物圈中的自主力量, 也没有轻视人在生物圈中的实际力量和对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 ^[12]765。智力圈学说是韦氏在生物圈进化理论基础上对几千年来人的思想进化的思考。

韦氏注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他提出:“ 科学思想的发展不应该总走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些老路, 而要到其他领域寻找自己的根, 如充满诗意和想象的领域:生活领域、艺术领域或哲学领域……” ^[8]25韦氏在凝练智力圈学说时还指出, “ 生物地球化学不仅要与关于生命的科学, 而且要与关于人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建立更深层的联系” ^[9]380-381。

韦氏尤其重视哲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在我的思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问题。我经常回归哲学问题, 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属于消遣, 有时与形成我的科学世界观的工作密切相关。” ^[7]11他认为, 哲学有助于科学思维的形成。在谈到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 他指出:“ ……哲学总是孕育着科学的胚胎, 有时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科学发展的整个领域……在科学思想史中可以清晰准确地揭示哲学的意义:它既是科学探索的基础, 又是科学探索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7]7-8哲学思维贯穿于韦氏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他的生物圈和智力圈学说都蕴含哲学思想, 且都具有方法论意义。莫伊谢耶夫指出, 俄罗斯宇宙主义哲学的思辨特点是将思想作为世界演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 注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深度融合, 因此他将韦氏的智力圈学说称为俄罗斯宇宙主义的“ 继承者” ^[10]608。俄罗斯当代宇宙主义哲学专家谢苗诺娃(Semenova)也指出:“ 韦尔纳茨基关于活物质、生命的宇宙本质、生物圈和生物圈向智力圈的过渡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一个新的哲学传统, 这个传统产生于19与20世纪之交, 将思考生命现象和人类的任务作为自己最高的使命。” ^[13]8

韦氏的科学思维还体现在他的跨界交叉研究上。在60年的学术生涯中, 韦氏发表了400余篇学术论文, 根据他的学生统计, 其中“ 矿物学研究占30%,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占17%, 地球化学研究占16%, 放射学研究占12%, 晶体学研究占7%, 土壤学研究占3%, 采矿学研究占3%, 一般科学研究占12%。” ^[14]45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夫・ 贝格(Lev Berg)精练地概括了韦氏的跨学科研究特点:“ 弗拉基米尔・ 伊万诺维奇・ 韦尔纳茨基自己几乎就代表了整个科学院” ^[8]8。当然, 很多人指出, 这与韦氏的兴趣广泛有关。他“ 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兴趣……同时研究几个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 随之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5]16-17。而苏联地球化学家弗洛连斯基(K.P.Florensky)一语道出了韦氏跨界研究的思维格局:“ 因为在韦尔纳茨基的意识中永远有一个大写的统一的科学……” ^[15]523所以, 他才不囿于某个学科领域, 不断在研究中开疆拓土。

此外, 韦氏当时所处的学界刚刚兴起“ 系统思维” 之风, 致力于探索综合结构体系和交叉研究的方法。韦氏作为科学研究的个体与时代的学术风尚一拍即合, 开了风气之先, 引领了学术潮流, 继而影响了一批著名的跨学科研究的追随者, 发展了很多新学科。1927年, 韦氏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球化学研究机构— — 生物地球化学实验室。1933— 1939年他的学生费尔斯曼(A.E.Fersman, 1883— 1945)完成出版了四卷集《地球化学》, 成为区域地球化学的创始人; 20世纪40年代末, 韦氏的追随者、土壤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波雷诺夫院士(B.B.Polynov, 1877— 1952)将生物地球化学与多库恰耶夫的“ 自然地带” 学说相结合, 为新的科学方向— — 景观地球化学奠定了基础; 维诺格拉多夫(A.P.Vinogradov, 1895— 1975)创建的生物地球化学省学说得到广泛推广, 在20世纪60年代已被应用到农业和医学中。

在英文版《生物圈》前言中, 很多学者指出:“ 二战后, 在西方科学界, 韦氏的思想主要以科学活动的跨学科形式表现出来, 如生物地球化学、地球微生物学研究,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和生态环境的化学循环研究。” ^[16]757

以科学史研究作为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论, 这也是韦氏对科学学形成的贡献之一。正如他所言:“ 科学在向前发展时, 不仅要创造新的东西, 而且必然要重新审视过去。” ^[5]108韦氏对科学史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自然科学史研究, 科学名人研究和思想史、知识史等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见诸《生命的开端与永恒》《描述矿物学经验》《生物圈》《地球化学概论》《地壳矿物史》《生物地球化学问题》《地球及其周围生物圈的化学结构》等著述中。通过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 韦氏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科学创新的灵感。如韦氏继承了前人基于事实的经验概括方法, 将其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 沿着“ 雷迪实验原则” 一路循序渐进, 最后提出他的生物地球化学原则。该类研究为韦氏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科学史的大语境下研究活物质、生物圈、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等。

科学名人研究分布于韦氏在1903— 1944年撰写的10余篇关于康德、雷迪、牛顿、歌德和罗蒙诺索夫等世界科学家、思想家的文章中。韦氏在对文理交叉的三位大学者康德、歌德和罗蒙诺索夫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哲学思维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韦氏通过出版教学讲义、撰写学术论文、做学术报告、组建罗蒙诺索夫委员会等形式对科学家的科学遗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推广。有学者指出, 罗蒙诺索夫早期在矿物学方面“ 所运用的那些概念正是韦尔纳茨基创立的生物地球化学和生物圈学说的来源之一” ^[15]522, 而韦氏认为, 他对罗蒙诺索夫的继承更多体现在研究思想和方法上^[15]522。如果说, 康德的世界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更注重人的完善, 那么韦尔纳茨基从生物圈学说过渡到智力圈学说, 则将对自然与人的关注结合起来, 更加强调人作为科学思想的主体的功能。歌德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使用的综合方法, 以及用艺术的语言创建的关于自然的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对韦氏完善自己的生物圈学说大有裨益。同时, 韦氏也承认, 歌德的科研工作缺乏数理分析, 对自然的观察只相信眼睛, 不相信科学仪器。韦氏以这些科学前辈为例, 证明了杰出科学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 对科学经典的扬弃是推陈出新的必由之路。

思想史、知识史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韦氏1902— 1939年撰写的《论科学世界观》《思想史》和《关于知识史当代意义的思考》等15篇论文中。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学思想的发展样貌和发展途径的梳理, 韦氏强调了科学思想在当下和未来具有改造和革新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为苏联科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科学史研究不断回顾学科的发展演变和科学前辈, 进行思想的回溯, 这与科学学的理念是一致的, “ 科学学作为‘ 科学的自我意识’ 就是有关科学回头的学问” ^[17]29。韦氏将科学史看作对世界观的发展、对科学工作组织形式的发展、对个别学科的发展。“ 在历史分析的过程中, 韦氏发现了对产生和发展科学世界观至关重要的那些具体条件, 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引入了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18]725他在科学史中寻找意外的发现, “ 促使其形成新的理论和经验概括, 并以新的视角审视过去的知识, 从中捕捉现代科学分支发展的萌芽” ^[18]725。

基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的科学预见体现了韦尔纳茨基的战略性思维特征和对理性主体的再认识过程, 同时也是对科学学的贡献。

对人类命运的关注首先体现在韦氏对重大科学发现潜在后果的预见。20世纪初, 物理学家发现了原子能后, 韦氏就对原子能未来的应用前景表示了担忧:“ 人类是否善于利用这种能量造福人类而不是自我毁灭?……科学家也不该无视他们的科研过程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应该感到对自己发明的后果负有责任。” ^[2]3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证明韦氏不是杞人忧天。因此, “ 他认为有必要创建一个‘ 科学家国际组织’ 以培养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意识, 因为他们有可能将科学发现和科学工作用于具有破坏性的、与‘ 智力圈’ 思想相反的目的” ^[13]20。这其实是韦氏对理性主体的反思和再认识以及对科技伦理的预见。

生物圈和智力圈学说本身就体现了韦氏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预见。在“ 罗马俱乐部” 出现之前, 韦氏就依据生物圈的有组织性肯定了人类从全球视角思考和行动的必要性, 因此, “ 韦尔纳茨基关于生物圈和智力圈的学说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 人与生物圈’ 新生态纲领的必要的理论基础” ^[19]447-448。20世纪80年代末, 苏联地质、地理学家戈尔什科夫(S.P.Garshkov)指出了韦氏生物圈学说对当代地球生态学的影响^①(① 参见Г о р ш к о в С .П . Н а у ч н о е н а с л е д и е В .И .В е р н а д с к о г о и с о в р е м е н н а я г е о э к о л о г и я // В .И .В е р н а д с к и й : pro et contra. А н т о л о г и я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ы о В .И .В е р н а д с к о м з а с т о л е т (1898-1998) / П о д о б щ . р е д . а к а д е м и к а Р А Н А .Л .Я н ш и н а . С а н к т -П е т е р б у р г : р у с с к и й Х р и с т и а н с к и й г у м а н и т а р н ы й и н с т и т у т , 2000. C.562-571。), 10年后我国学者也指出了韦氏这一具有预见性的学术贡献^②(② “ 韦氏创立的生物圈学说对现代地球生态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分析了地球进化过程中地壳生物圈的发展, 提出‘ 活物质— 居住环境’ 功能系统并以此作为学说的基础。” 参见童耕雷、李坤宝《地球生态学— — 概念、任务和研究方向》, 载《自然杂志》1999年第5期, 第3-5页。)。在《生物圈》(1967)一书的前言中, 苏联地球化学家佩雷尔曼(A.I.Perelman, 1916— 1998)在评价韦尔纳茨基的学术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时指出, 韦氏有关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的观点“ 比它们发表之时更有现实意义。在解决水污染、土壤侵蚀、大气尘埃和烟雾、放射性废物掩埋等问题时, 必须进行地球化学分析, 地球化学创始人的思想将继续为研究这些重要问题指明方向” ^[2]22。中国学者沿着韦氏开辟的道路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③(③ 参见谢树成、罗根明、宋金明等《2001— 2010年生物地球化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2年第5期, 第447-469页; 李长生《生物地球化学:科学基础与模型方法》,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王将克、钟月明《论农业生物地球化学及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S2期, 第111-115页; 王将克、邹和平、郑卓《农业生物地球化学— — 新兴的边缘学科》, 载《地球科学进展》2004年第5期, 第852-859页; 周启星、黄国宏《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及全球环境变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根据这些研究, 在未来,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将在全球环境、农业发展、卫生保健和预防医学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如果说生物圈学说是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中孕育了对未来的影响, 那么智力圈学说从产生之时就是对科学改变世界的美好愿景。韦氏尤其重视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他将科学思想视为地质力量, 甚至星球现象。他认为, “ 20世纪的生物圈正在转化为智力圈, 这个智力圈首先是由科学进步和对在其基础上的人的社会劳动的科学认识所创造的” ^[9]10。他梦想的智力圈“ 会出现生命、理性和人类天才创作的新繁荣” ^[9]10。但韦氏也发现, 随着技术力量的日益强大, 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也在破坏自然, 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 从而导致生态危机。残酷的现实给他的智力圈学说蒙上了乌托邦色彩, 同时也证明, 仅仅强调人类的科学思想的作用还远远不够。“ 在同自然的关系中, 人类永远是主体。因此, 解决今天的生态危机问题, 必须强调人类这个主体, 因为只有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承担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 借助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难题。” ^[20]32也许, 我国学者认识人类的伦理维度对构建新的智力圈学说会有很大启发。

韦氏对理性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从对个人主体性的肯定到对共同体主体性的培育的发展过程。早在1902年撰写的《论科学世界观》中, 韦尔纳茨基就从时间和空间向度考察了科学中心转移的问题, 晚年时他对科学中心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认为, “ 真正的科学活动中心不是国家, 也不是各种组织, 而是具体的科学家们” ^[21]。这与他关于“ 科学思想作为星球现象” 的思想密不可分。他深刻意识到, “ 与特殊性和差异性相比, 人类行为、思维和兴趣的多元性在世界中起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只有我们对此有科学的认识和把握, 才能将所有人联合起来, 这种联合的力量要比分解我们的力量强大得多” ^[4]218。因此, 韦氏认为, 应该整合学术资源, 集结周围的学术精英共同从事科学研究, 倡导建立学术共同体。这个倡议充分彰显了韦氏富有远见的学术视野。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每个独立的科学学科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善, 个体的力量显得越来越有限, 只有通过跨界和交叉研究才能解决前沿尖端问题,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也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解决, 所以整合多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说生物圈和智力圈学说、对科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科学组织的建立以及科学预见等作为韦氏对科学学创立的贡献, 已经展示了韦氏的思维格局, 那么, 韦氏作为自然科学家对人文学者的影响则是呈现其思维格局的另外一个维度。巴赫金(M.M.Bakhtin)、洛特曼(Yu.M.Lotman)、利哈乔夫(D.S.Likhachev)等学者都从韦氏那里获得了方法论上的启发, 包括学术术语的仿鉴、学术观点或理论的建构。

俄罗斯教育学博士普罗霍罗夫(Yu.E.Prokhorov)曾提出, “ 技术圈、人类圈、社会圈、大气圈等术语体系被韦尔纳茨基以术语‘ 智力圈’ 人格化后, 被注入了人和人的活动元素, 因此产生了语文学意义上的‘ 符号域’ 和‘ 文化观念域’ 这样的术语” ^[22]76。这就是因受到韦氏生物圈、智力圈学说的影响而出现的人文术语被空间符号化的倾向。学者们保留了с ф е р а (领域)部分, 又创造出新的术语, 为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找到了核心关键词。洛特曼的“ 符号域” (с е м и о с ф е р а )、利哈乔夫的“ 文化观念域” (к о н ц е п т о с ф е р а )和“ 人文圈” (г о м о с ф е р а )^①(① 符号域和文化观念域是国内常见的译法, 本文保留了这些译法, 同时为了体现г о м о с ф е р а 与н о о с ф е р а 之间的联系, 将前者译为“ 人文圈” 。)这些学术概念的提出都受到韦氏的影响, 因此它们兼具空间符号化和跨学科思维的特征。

俄罗斯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在《思维世界》一书中两次提及符号域概念受到韦氏启发而得名^②(② 参见Л о т м а н Ю .М . В н у т р и м ы с л я щ и х м и р о в : Ч е л о в е к -т е к с т -с е м и о с ф е р а -и с т о р и я . М .: Я з ы к и р у с с к о й к у л ь т у р ы , 1996. C.163-164, 165-166。), 并将符号域与生物圈进行类比, 指出, 如果生物圈“ 一方面, 是活物质的集合体和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 是生命持续存在的条件, 那么符号域则既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条件” ^[23]165-166。洛特曼多次援引韦氏科学著作中的表述^③(③ 参见同上, C.166。)来论证自己使用符号域术语的依据。

艾米・ 曼德尔克甚至指出, “ 从术语和概念上来说, 洛特曼的符号域来源于米哈伊尔・ 巴赫金的语言圈(л о г о с ф е р а )^④(④ 有学者将л о г о с ф е р а (logosphere)翻译成“ 语言圈” , 并指出, 这是“ 仿照生态学的生态圈而创造的术语” 。“ 同世界所有生物构成生物链系统、形成最大生命系统— — 生物圈一样, 世界所有语言形成各种语族、语群、语系, 各种语族语群语系又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语言系统链— — 语言圈。语言圈英文名称Logosphere源自希腊语, 最初指词语的意义和语境, 后来指虚拟现实。法国哲学家Gaston Bachelard用它指人类的话语世界。美国语言学家Michael Krauss(2001)将它与生物圈类比, 用来描述联结世界语言的关系网络。” 参见范俊军、马海布吉《生态语言学的概念系统及本土化研究方向》, 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第100-109页。范俊军是国内较早引介国外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学者。), 同时后者也是从一个直接启发洛特曼的源头— — 弗拉基米尔・ 韦尔纳茨基的生物圈改造而成的” ^[24]385。的确, 巴赫金在1970— 1971年笔记中曾经两次提到语言圈^①(① 参见Б а х т и М .М . Э с т е т и к а с л о в е с н о г о т в о р ч е с т в а . М .: И с к у с с т в о , 1979, С .338。), 中国学者保留了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 将其译为“ 语境” ^②(② 参见[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版, 第446页。), 贴切易懂。在本文中, 为体现л о г о с ф е р а 与生物圈(б и о с ф е р а )以及符号域之间的联系, 笔者暂且采纳“ 语言圈” 这个译法。我们认为, 曼德尔克关于巴赫金的语言圈受到韦氏的生物圈影响的说法主要是受到卡特琳娜・ 克拉克(K.Clark)和迈克尔・ 霍奎斯特(M.Holquist)的启发, 他们认为, “ 对于巴赫金而言, 语言不是牢笼, 而是一个生态系统” ^③(③ 参见Clark K. & Holquist M.,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7。)。曼德尔克认为, 两位学者的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巴赫金对韦尔纳茨基生态圈、生物圈理论的“ 依赖性” ^[24]387。所以, 她认为语言圈是“ 充满大量不确定含义的生活空间” ^[24]387, 是生物圈影响下的空间符号化的一种体现。既然生态语言学也已经把л о г о с ф е р а 和生态圈、生物圈联系起来, 还提到了法国学者巴什拉(G.Bachelard)理解的语言圈, 那么巴赫金使用的语言圈这个概念显然具有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特点。

俄罗斯著名学者利哈乔夫院士不仅根据韦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和智力圈等术语提出了“ 文化观念域” 这个概念, 还提出了“ 人文圈” 这个术语^[25]287。如果说, 洛特曼将符号域作为语言存在的前提, 那么利哈乔夫则用文化观念域来体现语言的丰富性, 揭示语言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的密切联系。如果说利哈乔夫利用文化观念域揭示了观念与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 那么人文圈的提法则是他将文化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1988年利哈乔夫在接受《苏联科学》杂志专访时说:“ 生物圈对人文科学尤其重要, 人文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充发展出人文圈思想体系……这是人生活和创造的空间, 它可以分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人文圈是韦尔纳茨基生物圈的一个分支, 通过它人文科学才能迈上发展的新台阶。” ^[1]96г о м о с ф е р а 本是一个地球物理名词, 即均质层的意思, 且只有这一个含义。利哈乔夫在1984年接受《星火》杂志访谈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④(④ 参见Л и х а ч е в Д .С . Г о м о с ф е р а - т е р м и н н а ш и х д н е й // О г о н ё к . 1984. № 36. С .17-19。利哈乔夫一直在思考寻找一个类似于韦尔纳茨基的智力圈和生物圈那样较为精确的术语, 用以涵盖关于人的问题的所有表述。在这次访谈中他突然找到了合适的表达。), 并赋予了它第二个含义。利哈乔夫清醒地看到, 俄罗斯文化遗产保护已面临危机, 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在完善自己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时正式提出:“ 韦尔纳茨基当年提出的智力圈概念指的是人类的理性影响圈。但是与理性的影响相比, 历史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人的非理性、破坏性的影响。因此我提出一个更为朴素的概念‘ 人文圈’ , 即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活动对周围世界产生影响的那些领域。” ^[26]92显然, 利哈乔夫是希望用人文圈这个术语来弥补韦氏的智力圈学说的一些缺憾, 以实现韦氏的人文理想。在文化生态建设方面, 他不只停留在理论的建构上, 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利哈乔夫的文化观念域和人文圈与洛特曼的符号域、巴赫金的语言圈一样, 由于受到生物圈、智力圈学说方法论的影响, 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而且兼具跨学科性质。

在研究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时, 大部分学者都指出了符号域这个概念源于韦尔纳茨基的生物圈这一事实^⑤(⑤ П р о х о р о в Ю .Е ., К п р о б л е м е < < к о н ц е п т а > > и < < к о н ц е п т о с ф е р ы > > // Я з ы к , с о з н а н и е , к о м м у н и к а ц и я : С б .с т а т е й / О т в . р е д . В . В . К р а с н ы х , А . И . И з о т о в . М .: М А К С П р е с с , 2005. С .74-94; 郑文东《符号域:民族文化的载体— — 洛特曼符号域概念的解读》, 载《中国俄语教学》2005年第4期, 第52-55页; 郑文东《洛特曼学术思想的自然科学渊源》, 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2期, 第52-56页; 康澄《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 — 尤里・ 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 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第100-108页; 王铭玉《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 — 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研究》, 载《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3期, 第103-108页; 彭佳、汤黎《与生命科学的交光互影:论尤里・ 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 载《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3期, 第116-119页; 刘宏《利哈乔夫:俄语与文化观念研究》, 载《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3期, 第14-20页。)。但因为他们的研究主体是洛特曼或概念本身, 故关于韦氏和洛特曼之间的联系皆止步于概念的缘起上。其实, 韦氏的治学思想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建构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思维世界》一书的前言中洛特曼就交代了他研究符号学的依据和方法:“ 韦尔纳茨基认为, 研究二元非对称统一结构的相互关系会更有成效, 因此我们将采用此方法。” ^[23]4韦氏本来是对对称原则运用于活物质和整个生命领域即生物圈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结果他发现, 活物质的空间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 与晶体相比, 这个空间对称形式比较复杂, 存在左右严重不对等现象, “ 他将此解释为原子在有机体中不停运动的结果, 晶体的对称形态是静态的, 而活物质是动态的” ^[5]57。洛特曼从中获得启发, 在阐释符号域理论时, 通过对人体非对称性、地理空间非对称性的思考和研究, 揭示了非对称性对诠释文化内涵所具有的隐喻意义。

“ 韦氏曾指出, 地球上的生命在由地球创造的特殊时空连续体中流动:……对于地球上的活物质来说我们谈的不是新几何, 不是黎曼几何, 而是暂时只有活物质所固有的特殊的自然现象, 谈的是与几何空间不同的时空现象, 这里的时间不是以第四坐标的形式呈现, 而是以代际更替的形式呈现。” ^[23]177-178受到韦氏的活物质时空形式的启发, 洛特曼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 也应该有自己的时空结构, 所以他提出, “ 文化以一定的时空形式组织自己, 在这个组织之外文化不可能存在。这个组织作为符号域, 同时借助符号域被实现” ^[23]178。因此, 符号域成为洛特曼研究文化传递、接受和记忆机制的理论依据。难怪有学者从符号域理论中发现了洛特曼的思维特征, 即“ 从文化作为第一、第二模拟系统的集合概念, 转换到文化作为‘ 符号域’ 的概念范畴, 这种转换其实更是一种从静态思维到动态思维的转变” ^[27]160。

曼德尔克通过符号域、语言圈和生物圈将洛特曼、巴赫金和韦氏联系起来, 不仅揭示了两位文论家的学术术语的空间符号化特征, 而且指出, 韦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和智力圈的概念为巴赫金和洛特曼“ 理解话语和意义的具身性提供了有机隐喻” ^[24]393, 而“ 巴赫金和洛特曼以生态、有机哲学作为方法来回应话语理论中的问题” ^[24]385。此外, 我们还发现了韦氏与巴赫金的另外一层关联。在1970— 1971年笔记中, 在谈及苏联文艺学的狭隘性时, 巴赫金指出, “ 我们解释某一现象只从它的当代和不久的过去出发(在‘ 时代’ 范围内)。我们首先关注的, 是定型的和完成的东西, 而不是萌芽的和发展中的东西” ^[28]344。他认为, 人文学者的研究视野仅仅“ 局限在较近的时代里” , 而且“ 时代这一范畴本身” 具有“ 不确定性” , 在这种情况下, 巴赫金提到了韦尔纳茨基:“ 韦尔纳茨基论基本范畴(不仅是科学的, 还有艺术的)历史形成的缓慢过程。文学在自身历史阶段上应运而生时, 它是坐享其成的:语言是现成的, 观照和思维的基本形式也是现成的。但它们还在继续向前缓慢地发展(局限在一个时代里, 很难观察到它们的发展趋势)。” ^[28]344。而在《哲学问题》杂志1966年第12期上刊登的韦尔纳茨基生前未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 韦氏指出, “ 基本原理和公理被科学发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29]104, “ 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与自然过程类似” ^[29]105。显然, 巴赫金不仅看到了这篇论文, 而且还可能看过韦氏其他的研究成果, 并从中受到了启发。韦氏的自然科学研究是非常注重历史语境的, 他的历史分析就是在未完成的过去语境中建立起今天与过去的对话, 实现古今思维的碰撞。韦氏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激发了文论家巴赫金对“ 遥远语境” 和“ 长远时间” 的联想, 创生了一种解密文学经典的方法论。巴赫金深刻领悟了人类生活的对话本质, “ 法官” 与“ 见证者” 是生物圈对话的隐喻, 他理解的对话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隐喻, 是物与物的对话, 人与自然的对话, 人与人的对话, 是在“ 长远时间” 里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而洛特曼认为, “ 对话就是非对称, 非对称首先是通过对话参与者的(语言)符号结构的差异性来体现, 其次是通过交际的轮流指向来体现” ^[23]193。洛特曼的研究从文本对话上升到文化对话。因此, 不论是巴赫金还是洛特曼的理论都体现了对话原则, 都源于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领悟, 都具有动态思维的特征。

此外, 刘文飞指出, 因为受到韦氏的生物圈思想的影响, 作家“ 普里什文(M.M.Prishvin, 1875— 1954)为自己的‘ 万物统一论’ (в с е е д и н с т в о )思想找到了科学根据” ^[30]172。史学家列夫・ 古米廖夫(L.Gumilyov, 1912— 1992)正是在韦氏的生物圈学说的影响下, 在研究民族生成理论时提出了“ 进取精神说” (П а с с и о н а р н о с т ь )^①(① 参见Г у м и л е в Л .Н . Г е о г р а ф и я э т н о с а в и с т о р и ч е с к и й п е р и о д . Л е н и н г р а д : Н а у к а , 1990. С .33。)。古米廖夫认为, 进取精神是生物圈的自然要素,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物与化学能量, 因而体现生物地球化学原则, 追求极大化表现^②(② “ 生物圈中化学成分的原子移动总是追求自我表现的最大化” , 这是韦氏的生物地球化学的第一原则。), 因此他认为, “ 将生物圈的所有过程, 包括民族的生成, 作为一个复杂多样的统一体, 用这个原则来解释是必需的, 而且足够了” ^[31]555。进取精神作为民族发展进程的本质因素, 就表现为由能量决定的民族精神的高峰状态。因此, 古米廖夫将“ 进取精神说” 作为民族生成的内因。他甚至认为, 韦氏的生物地球思想比智力圈学说更有前景, 由此可以捕捉到“ 人类精神文化的联系机制” ^[31]555。这也是俄罗斯史学家希望通过研究民族的自然属性为民族学找到新的研究范式的大胆尝试。

可见, 从学术术语的仿鉴到学术观点或思想的构建, 巴赫金、洛特曼、利哈乔夫、普里什文和古米廖夫都不同程度地从韦尔纳茨基那里获得启发。这种现象说明:一方面, 韦氏当时对学界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 俄罗斯人文学者能够主动接受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范式。也正是文理交融, 学科互鉴, 才使得他们在理论建树上走得更远。

如今, 韦氏的生物圈学说和智力圈学说经过时间的淘洗被不断发展和完善, 甚至产生了很多新学说、新理论。韦氏的大科学思维、宇宙主义哲学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科学史研究方法论将穿越时空, 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代代相传。正像他的学生、科学院院士费尔斯曼所言, “ 韦尔纳茨基的治学思想值得几十年、几百年地去学习……他将永远成为年轻人的科学导师” ^[5]5。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是产生重大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 是未来科学研究与发现的重要趋势和途径。” ^[32]527在这种科学思维的导引下, 在中国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 韦尔纳茨基的思维格局和治学思想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它不仅对科学工作者从事跨学科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而且对青年学生培养科学思维、树立科学精神、成为创新人才也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