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正接触到真狮子是在张骞通西域以后, 《汉书》记载, 自张骞“ 凿空” 西域, “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 西域国家开始将狮子等珍奇动物运抵中国, “ 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2]卷九六下, 3928}。此后的东汉、唐、明三朝是西域进献狮子相对频繁的时期, 明代距今不远, 相关记载尤其丰富。永乐、宣德间有记载的外国贡狮至少有四次, 成化、弘治、嘉靖间也均有外国遣使进献,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明代皇家苑囿中都能观赏到活狮。入清以后, 仅在康熙间葡萄牙人运送过一只非洲狮, 但存活时间很短, 此后的两百多年未再有活狮入华。

与野外生活的狮子不同, 贡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对中国狮子形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 贡狮都是成年狮子, 不会有幼狮。选择成年狮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运输中的成活率, 进而获得丰厚的赏赐。受自然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 古代长途运输动物的死亡率很高, 狮子一旦在途中死亡, 就只能改献狮皮, 这在政治上的意义就大为降低, 对进贡者也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以明代为例, 根据《明会典》所载正统四年(1439)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进贡的赏赐标准, 金线豹一只赏赐彩段八表里, 狮子皮一张赏赐二表里, 金线豹皮每张一表里^{[3]卷一一二, 596}。成化十九年(1483), 撒马儿罕进贡了一对活狮, 赏赐标准是“ 每只比金线豹例加彩段五表里” ^{[3]卷一一二, 596}, 也就是每只十三表里, 是狮子皮的6.5倍。但撒马儿罕贡使并不满意, 一再奏求按照永乐时期的赏例多加赏赐, 明廷虽未完全同意, 但还是增加了赏赐, 给正副使加赐二表里, 其他人员每人加赐一表里^{[4]卷二四五, 4156}, 使团成员还得到赏银和盐引, 可见永乐时期对西域贡狮的赏赐还要远多于此。据永乐时随帖木儿帝国沙哈鲁使团来华的火者・ 盖耶速丁记载, 除了丝绸、白银、现钞等赏赐外, 并未来华的使团重要成员的妻子也能获得一定赏赐^[5]141。另外, 还存在对进贡国国王的赏赐回礼, 进贡使者及饲养人员的各种额外礼品及赏赐, 这些均不在《明会典》记载的贡物赏赐标准之内。正德时来华的波斯人阿里・ 阿克巴尔在其《中国纪行》中对此亦有相关记载:

一头狮子可以得到三十箱财物的赏赐, 箱里有上千件衣料、缎子、布匹、鞋袜、马蹬子、铁马鞍、剪刀、针等等, 每件一种。豹和猞猁可得十五箱回赏, 一匹马只得到狮子的十分之一。至于给人的回赏是:每人赏给八身衣料绸缎, 三件其它颜色的衣料, 每块衣料足够做男人的衣服两件。他们也赠给穆斯林穿的长袍, 有一个量度宽, 以及鞋等物品。这些物品是在贡物价值以外的东西, 都是皇帝赏给每个穆斯林的。^[6]119

因此, 尽可能将活狮运抵中国, 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是进献贡狮时必须考虑的, 幼狮虽然在运输上具有一定便利性, 但其高死亡率决定了它很难被选择。再考虑长达一两年的运输周期, 即便起运时是幼狮, 运抵中国时也已近于成年, 所以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在中国看到幼狮。

第二, 贡狮都是从小由人驯养的狮子, 一般不会有未经驯化的狮子。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还是为了便于运输。狮子的产地在中亚、南亚及非洲, 无论是从中亚腹地走陆上丝绸之路, 还是从印度洋沿岸走海上丝绸之路, 抵达中国首都的路程都是万里迢迢, 常常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以明代为例, 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奉命出使西域的陈诚等人, 在沿途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 先后抵达中亚帖木儿帝国的撒马儿罕及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 来回各用了约一年时间^①(① 陈诚一行于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从北京出发, 于永乐十二年(1414)十月抵达哈烈, 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返回京城。)。永乐十七年(1419)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派遣来华的外交使团, 因人数众多, 所耗费的时间更长, 从上述两地出发抵达北京, 来回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②(② 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使团于1419年11月24日离开哈烈, 1420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 后于1421年5月18日离京, 1422年8月29日返回哈烈, 往返时间都在一年以上。)。遥远的距离和复杂的地理条件, 对长途运输动物是严峻的考验, 人工驯养的狮子野性较小, 习惯与人相处, 便于管理, 险峻路段甚至不需要安置笼中运输, 可随养狮人步行, 大大降低了运输难度。其次是为了便于饲养管理。出使西域并随贡狮一同返回明朝的使臣陈诚在呈给明廷的报告中写道:

狮子生于阿本(木)河边芦林中, 云初生时, 目七日方开, 欲取而养之者, 俟其始生未开目之际取之, 易于调习。若至长大, 性资刚狠, 难于驯伏。且其势力强盛, 牙爪距烈, 奋怒之际非一二人可驾驭之。^{[7]内篇卷一, 320-321}

养狮需捕捉出生不久的幼狮, 从小加以驯养, 否则难以驾驭管理, 更不便长途运输。

第三, 贡狮大多经过一定训练, 会表演舞蹈、戏球等节目。与猎豹、猞猁可以用于捕猎不同, 豢养狮子耗费较大却无法用于狩猎, 仅可以在训练后用于表演。驯狮进行表演起源很早, 大概自人工养狮后就开始了, 随后又产生了模仿狮子在养狮人指挥下做出各种动作的舞蹈, 称为狮子舞。贡狮表演节目在绘画中也有呈现, 陕西富平李道坚墓中所绘狮子卧于一圆毯上, 韩建武指出狮子所卧的圆毯为舞筵, 贡狮卧在舞筵上, 说明这头狮子曾在舞筵上表演^③(③ 参见赵争耀《富平朱家道唐墓壁画秘闻》, 载《三秦都市报》2015年1月20日, 第A19版。)。程旭也认为此圆毯与文献记载中的舞筵有相似之处^[8]103。

明代文献中对贡狮进行舞蹈及戏球表演有更多的记载, 如永乐十三年哈烈国所献狮子能随金铃起舞。王英《狮子赋》描述该狮“ 络以百宝, 被以珠缨。曳以彩球, 扬以金铃。回旋低昂, 若抃而 。悍性不惊, 猛气不吐” ^{[9]文集卷六, 382}。金幼孜《狮子歌》记载永乐十七年木骨都束所献狮子, “ 抚摩之, 不慑不惧, 蹲跽拜伏, 游戏舞跃皆能解人意, 有不待驯扰而能者” ^{[10]卷二, 604}。杨荣作于永乐时的《狮子》诗亦言贡狮“ 俛首随鹓行, 帖然自驯服” ^④(④ 从此诗在杨荣诗集中的位置看, 所描绘的当指永乐十七年的贡狮。)^{[11]卷一, 316}。宣德八年(1433)的贡狮, 据王直《狮子赞》描述, “ 拜舞起伏, 动合人意, 化其刚暴, 率为柔良” ^{[12]卷三七, 381}, 也能进行表演。弘治三年(1490), 孝宗还让各国使臣进入大内观看戏狮子表演^{[13]卷四四, 896}。可见舞蹈和戏球是贡狮最常见的表演项目。

第四, 贡狮基本上都为雄狮, 尚未发现有母狮入贡的可靠记载。这是因为贡狮主要是进行娱乐表演或供观赏, 雄狮头部、胸部有浓密的鬣毛, 外观威武雄壮, 必然成为首选。另外, 也有防止中国自行繁殖狮子的考虑。如有母狮, 将会在中国繁衍后代, 势必危及狮子贸易, 贡狮者将无法再获得丰厚的回报, 类似的现象在数量巨大的贡马中也多少有所体现。

西域贡狮多为成年雄狮这一特点在早期关于贡狮的有限记载中亦能看出端倪。如东汉阳嘉三年(134), 西域疏勒王盘遣使文时献狮子, 据《太平御览》所引《东观汉记》记载, 该狮“ 似虎, 正黄, 有髯耏, 尾端茸毛大如斗” ^{[14]卷八八九, 3949}, 正是雄狮的体貌特征。贞观九年(635)康国所献狮子, 据虞世南《狮子赋》描绘, 乃“ 阔臆修尾, 劲毫柔毳” , “ 愤鬣舐唇, 倏来忽往” ^{[15]卷一三一, 601}, 说明也是雄狮。相比汉唐, 明代有关贡狮情况的记载更多, 但从众多对贡狮形象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这些狮子无一例外都是雄狮。永乐十三年哈烈国所贡狮子, 梁潜《西域献狮子赋》记载其“ 蒙蒙茸茸, 勃其髯耏” ^{[16]卷一, 189}, 王英《狮子赋》则描述此狮“ 劲鬣毶毶, 修尾如繸” ^{[9]文集卷六, 382}。两人都提到狮子的鬣毛, 显然所献是雄狮。永乐十七年木骨都束这次所献贡狮为少见的非洲狮, 据金幼孜《狮子歌》描述, 该狮“ 髯耏缨妥, 柔毳霜妍, 奋鬣雷鸣” ^{[10]卷六, 691}, 亦为雄狮。宣德时西域贡狮, 王直《狮子赞》称其“ 毫劲兮葱茏, 毳柔兮蒙茸” ^{[12]卷三七, 381}, 无疑也是雄狮。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进贡狮子一对, 据时任兵部职方郎中陆容记述, 这对狮子“ 头大尾长, 头尾各有髵” ^{[17]卷六, 69-70}, 说明也是一对雄狮。

贡狮是古代中国唯一能见到的真狮子, 是经过驯化能够表演节目的成年雄狮, 这一特殊性对中国狮子形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狮子形象中雌雄不分的特点与贡狮的特殊性有关。与虎、豹等中国本土常见的猛兽不同, 狮子是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 雌雄外观区别明显, 雄狮颈、腹部有鬣毛, 雌狮和幼狮则无。从西汉至明清, 中国境内所能见到的活狮基本上都源于西域国家进献的成年雄狮, 见不到母狮和幼狮, 除极个别前往西域的使节、商人或求法僧人有可能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狮子雌雄异态的特点外, 这一常识并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掌握。普通中国人很容易误以为狮子和虎豹一样也是雌雄外观相同, 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中雌狮和幼狮都有鬣毛,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贡狮的误导。

这种误会从狮子传入中国的早期就已经存在, 东汉以来有关狮子的艺术品绝大多数都雌雄外观不分, 均有鬣毛。嘉祥武氏祠中的一对石狮雕于东汉建和元年(147), 是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石狮, 均为雄狮造型(图3)。一直到明代, 当时的宫廷画家虽然可以看见宫中豢养的真狮, 并创作出非常写实逼真的狮子图, 但所绘母狮及幼狮形象却仍然与成年雄狮相同(图4)。目前所能看到的极少数能以鬣毛有无来区分狮子雌雄的艺术品主要集中在北朝至唐代的佛教造像中, 这应与这一时期中亚产狮地区的大量胡人入居中国有关, 个别中国工匠有可能从他们那里知晓了这一知识, 当然也可能是直接受西域艺术品中狮子形象的影响。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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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武氏祠东汉石狮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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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周全《狮子图》

由于雌雄外观相同, 当需要区分狮子性别时, 唐以前主要通过狮子的摆放方位或刻画生殖器官来区分, 之后逐渐流行用伴随小狮或彩球来区分。以雄狮踩球、雌狮足抚幼狮来区分狮子雌雄的方式大致是在辽— 北宋时期开始定型。蓟县独乐寺出土的辽代狮子角石已采取雄狮戏球、雌狮踩幼狮的形式(图5)。太原晋祠铸造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的一对铁狮, 雌狮踩幼狮, 可惜的是雄狮足部已残, 现已按照踩球的样式修复, 未知是否有据。再往后到南宋— 金时期, 这一区分雌雄的范式已非常普遍, 现存几对铸造时间明确的金代铁狮, 无一例外均采用这一方法。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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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蓟县独乐寺出土辽代石狮角石

第二, 中国狮子形象中常见的绣球、铃铛等玩具和饰物也与贡狮密切相关。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瑞兽, 彩球和铃铛无疑使原本凶猛的狮子显得更具亲和力, 这些饰物并非中国艺术家为迎合国人对狮子的美好想象所刻意添加, 它们均源于能够表演节目的西域贡狮。唐代狮子形象中已出现系于胸口的璎珞铃铛, 如盛唐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台阶南侧的文殊菩萨乘狮像, 该狮颈部有项圈, 下有一铃铛状物(图6)。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的文殊菩萨坐骑狮子亦系有项圈和红缨, 胸部有攀带, 时代已到晚唐。五代、北宋时期, 狮子系铃铛的形象已较普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巩义宋真宗永定陵中的走狮, 颈部挂红缨及三铃铛, 并系有一铁链(图7), 真宗时御苑豢养占城国所贡狮子, 该石狮身上的饰物应是写实的。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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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唐龙门石窟奉先寺文殊菩萨乘狮像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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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北宋永定陵石狮

沈从文先生曾推测狮子所戏绣球起源于唐代的圆形香炉^[18]225, 此说恐未必准确, 绣球应直接来源于贡狮所表演的戏球节目。虽然《玉髓真经》等宋代文献已经提到“ 狮子戏球” , 但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直接描述贡狮戏球表演的文献是在明初。王英永乐十三年所作《狮子赋》提到此年哈烈国所贡狮子“ 曳以彩球” ^[9]382。宣德三年(1428)三月, 宣宗赐蹇义等大臣游览西苑, “ 观二狮子衮球” ^{[11]卷一, 320}。汉唐时期的贡狮是否也表演戏球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既能表演舞蹈, 推测当时也应有戏球表演。中国狮子形象中开始出现戏球的时间, 李零指出“ 现存标本, 似乎早不过宋金时期” ^[19]52, 这个推测大致可靠。从现存表现狮子戏球的艺术品看, 有早到辽宋时期的, 这一时期开始以伴随绣球或幼狮来区分狮子雌雄。前述独乐寺出土的辽代角石狮子已伴随彩球, 《营造法式》收录的角石式样中有“ 剔地起突师子” ^{[20]卷二九, 729}(图8), 刻三狮子戏球。陕西子长钟山北宋石窟造像中第三窟中坛坐佛下的狮子以及第三窟左壁一佛二弟子龛下的狮子均作戏球玩耍状(图9)。凶猛的百兽之王在中国却呈现了温和驯良的形象, 无疑与中国所能见到的狮子都是自幼经人工驯养的贡狮有关。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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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营造法式》角石式样中的戏球狮子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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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陕西子长钟山北宋石窟造像狮子

第三, 养狮人形象的出现与贡狮密切相关。人工驯养的狮子有专门的养狮人照料, 他们自狮子幼时起即与之相伴, 亦随贡狮而来, 负责照料狮子, 并进行驯狮表演。文献中最早提及养狮人是在北魏时期, 当时嚈达国进贡狮子, 广陵王元恭即位后认为狮子应放归山林, 命养狮人带狮子回国, 但养狮人并不愿回国, 路上杀了狮子偷跑回洛阳^{[21]卷三, 134}。北宋时占城国进献狮子, 两名养狮人留在御苑中饲养狮子, 真宗念其久离故土, 遂将二人遣回^{[22]卷七七, 1740}。明代随贡狮而来的养狮人多被授予官职, 领取俸禄。陆容记载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贡狮时, “ 养狮子人俱授以官, 光禄日给酒饭” ^{[17]卷六, 70}。弘治时随贡狮来华的撒马儿罕养狮人差纳麻及其兄伍喇马力以及嘉靖时来华的养狮人把部利、朵思麻均长期留华, 十余年后分别被授予锦衣卫百户、指挥佥事等职^①(① 参见《明武宗实录》正德二年九月庚午及《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二月丙辰的记载。), 把部利、朵思麻一直到万历后期还在, 并和利玛窦多有交往, 他们向利玛窦证实契丹就是中国^[23]332。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载了弘治时养狮人和狮子日夜不离的情况:

(弘治)己酉, 西番贡狮子。其性劲险, 一番人长与之相守, 不暂离, 夜则同宿于木笼中, 欲其驯率故也。少相离则兽眼异变, 始作威矣。^{[24]上篇卷一, 4}

这些伴随狮子的养狮人亦被称作“ 狮奴” 或“ 牵狮奴” , 在魏晋以来的许多狮子形象艺术品中都会出现。如太原西郊出土的北齐青釉人物狮子扁壶, 立于两狮中间的胡人当为养狮人(图10)。瓶上图像的直接源头当是相去不远的嚈达国贡狮, 制瓶时该养狮人甚至可能还在世, 此瓶可能是出现养狮人形象最早的一例。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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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山西省博物院藏北齐青釉人物狮子扁壶

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与真狮的形貌有显著区别, 这无疑与中国很难见到真正的狮子有关。但在中国古代的狮子艺术品中, 仍能看到少数比较接近真狮形象的作品, 这一方面可能是受西域传来的狮子形象艺术品的影响; 另一方面, 这些作品的出现往往集中在有西域贡狮的时代, 且多与宫廷有关。

沈从文认为, 东汉中晚期大量出现墓葬石刻狮子“ 应与狮子入贡有一定联系” ^[18]223。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东汉时期洛阳中东门外工匠刘汉所造的一对石狮(图11), 此对石狮虽然还带有虎的一些特点, 但与唐以后定型的中国狮子形象相比, 明显更接近于真狮。东汉少府下有东园, 设有东园匠令、丞等官, 专门管理制作陵墓丧葬用品的工匠。东园不知其具体地点, 但从名称看应位于洛阳城东, 刘汉是中东门外工匠, 正是在洛阳城的正东, 该对石狮也是用于墓葬, 那么刘汉的身份有可能就是生产“ 东园秘器” 的内府工匠。东汉中叶至少有四次西域贡狮抵达洛阳的记载, 作为雕狮工匠, 刘汉很有可能是见过真狮的。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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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山东省博物馆藏东汉刘汉造石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狮子艺术品中较接近真狮形象的首推龙门石窟北魏六狮洞中所刻的一只护法狮子(图12), 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西域造型艺术影响的结果^[25]23。不应忽视的是, 北魏时期至少有两次西域进贡狮子的记载, 其中嚈哒国所献狮子于永安三年(530)抵达洛阳^{[26]卷十, 265}, 引起轰动, 为此还专门设狮子坊加以纪念, 当时应有大量反映此狮形象的艺术作品流传。六狮洞开凿于北魏末年, 一般定在孝明帝时期(516— 528)^[27]169, 两者的时间非常接近。六狮洞的雕工应是皇家工匠, 是有可能见过真狮子的, 故不排除此狮较接近真狮可能是直接受到贡狮的影响。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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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龙门石窟北魏六狮洞护法狮子

同一时期较接近真狮形象的石刻作品还有几例, 如西安碑林藏北魏交脚弥勒造像碑石狮浮雕(图13)及西魏高子路造像中的一只护法狮子(图14)。前者精确雕造时间不明, 后者造于西魏大统二年(536), 距嚈哒国贡狮也仅数年时间, 创作者也是有可能见过贡狮的, 或至少见过一些反映贡狮的图像。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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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西安碑林藏北魏交脚弥勒造像碑石狮浮雕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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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西安碑林藏西魏高子路造像护法狮子

唐代狮子艺术品中, 雕塑中最接近真狮形象的首推国家博物馆藏唐狮纹金花银盘中的雄狮浮雕(图15)。此盘1956年出土于西安八府庄东北, 位于大明宫东侧, 为盛唐时宫中用物。唐代高祖武德、太宗贞观、高宗显庆、玄宗开元间, 西域各国贡狮不绝, 盘中的浮雕狮子应是以皇家苑囿中的真狮为本, 故能肖似。绘画作品则以富平李道坚墓中所绘狮子最为接近真狮(图16)。李道坚为李渊曾孙, 卒于开元中, 壁画作者无疑见过御苑中的西域贡狮, 所绘同样也是成年雄狮。贞观九年(635), 康国贡狮, 阎立本曾奉命绘图, 其《职贡狮子图》著录于《宣和画谱》, 元初周密谓此图“ 与世所画狮子不同” ^{[28]卷下, 50}。周密还提到阎立本另一件《西旅贡狮子图》, 他称上述两图中所绘狮子“ 殊与世俗所谓狮子不同, 闻近者外国所贡正此类也” ^{[28]卷上, 30}。阎立本所画应较接近狮子的真实样貌, 与唐以后逐渐固化的中国传统狮子形象不同。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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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国家博物馆藏唐狮纹金花银盘狮子浮雕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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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陕西富平唐李道坚墓狮子图

北宋元丰中于阗进贡狮子, 宋廷虽然最终没有接受, 但李公麟还是画了《于阗国贡狮子图》^{[28]卷上, 23}, 可惜此图未能保存下来, 此图以真狮为本, 推想应也是比较接近真狮形象的作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人” 《贡獒图》(图17), 所画是西域使者贡狮之景, 该狮子除鬣毛不太像外, 已十分接近真狮的形象, 画家应是根据真实的西域贡狮来创作的, 反映的应是元代或明初几次贡狮事件中的一次。元代狮子雕塑中比较接近真狮的是大都遗址中出土的石狮角石(图18), 此狮鬣毛短, 近似母狮。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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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画贡獒图轴》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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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首都博物馆藏元大都遗址出土石狮角石

明清时期比较写实地反映狮子形象的艺术品均是受到贡狮影响的结果。绘画作品如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两只护法狮子(图19), 均高度写实, 与常见的护法狮子形象完全不同。法海寺壁画系正统时期的宫廷画家绘制, 壁画中的狮子无疑是以宫中饲养的永宣时期来华的贡狮为蓝本。稍后作于成化末期的周全《狮子图》, 也是高度写实, 所绘是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的贡狮^[29]。另一件明代宫廷画家的《狻猊图》(图20), 所绘也应是成化末至弘治时期的贡狮。上述几件明代宫廷画家所绘的狮子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写实性狮子绘画的最高水平。与明代相似, 清宫绘制的几件写实狮子图, 无论是刘九德还是张为邦所绘(图21), 都受到康熙间葡萄牙人贡狮的影响, 刘九德在康熙间是见过真狮子的, 张为邦所绘则应是根据刘图临摹的。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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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狮子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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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人《狻猊图》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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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张为邦《狻猊图》

明代雕塑中出现的接近真狮子样貌的作品也都与宫廷有关, 也是受到贡狮的影响。如田义墓棂星门两侧的狮子浮雕(图22)及功德碑底座的狮子浮雕(图23), 香山碧云寺石牌坊两侧的狮子浮雕(图24), 均与传统狮子形象不同, 接近真狮。田义墓系工部奉命营造, 建设者是内府工匠。碧云寺的石牌坊应是明代宦官于经或魏忠贤营建生圹时所建, 也是出于内府工匠之手, 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宫中豢养的贡狮。上述明清绘画和雕塑中的狮子虽然比较写实, 但无论是母狮还是幼狮均与公狮外观相同, 可见这些见过真狮的明清皇家工匠同样受到雄性贡狮的误导, 误以为狮子雌雄外观相同。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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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明田义墓棂星门左侧狮子浮雕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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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明田义墓碑亭内狮子浮雕

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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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香山碧云寺明代牌坊狮子浮雕

总的来看, 每当贡狮到来, 便会产生一部分较接近狮子真实样貌的作品, 但其影响有限, 即使在宫廷艺术中, 这些更准确地反映狮子形象的作品亦不占主流, 除了让那些未见过真狮子的观者感叹与世所画不同外,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固定的中国狮子形象。

汉代以后, 狮子作为一种珍贵的外交礼物被不断运抵中国, 但限于地理条件, 为数极少,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 国人很难在本土得见这种动物, 极少数运抵中国的狮子也都养于皇家苑囿之中, 普通人难得一见。即便如此, 西域贡狮对中国传统狮子形象的形成和演变仍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狮子形象中的很多元素来自于贡狮, 如佩戴的铃铛, 戏耍的彩球, 伴随的养狮人等, 都与贡狮密切相关, 中国狮子形象中雌雄外貌不分的特点也与贡狮全是成年雄狮的特殊性有关。由于贡狮数量稀少, 它对中国狮子形象的影响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最终定型的中国传统狮子形象与真狮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一形象在唐初基本定型后便较少受到真狮形象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