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潜心的领域首先是文化哲学。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位于一个独特的空间, 即诸学科之间。正是在这个空间里, 巴赫金创造出他专有的隐喻。那些隐喻使得巴赫金自由地游弋于各种不同的理论界面, 而潜心探索那些超越学科所确定的知识域极限的问题。巴赫金时常不动声色但总是绝对具有召唤力地提出一些范畴。正是这些范畴超越了它们所属的学科之观念性的局限, 被赋予新的生命, 改变了其先前的观念上的身份。

我们不妨以被巴赫金移置到各种不同学科“ 音区” 的对话思想为例。

在巴赫金对“ 对话” 这一概念与范畴的使用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其中的语言学基质。对这一基质的考证和确认可以追溯到列夫・ 雅库宾斯基与其他苏联早期的语言学家, 尽管巴赫金对这一概念与范畴的专门阐释要宽广得多, “ 对话” 被运用于多姿多彩的一整套叙事“ 光谱” , 被用于作为整体的文化。单单聚焦其语言学的源头, 不可能阐释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力量及其吸引人之处。

作为一个例证, 让我们来看看扬・ 穆卡若夫斯基的文章《对话与独白》^[1]。从术语上看, 穆卡若夫斯基的文本更具学科规范, 可是在格局与独创性上却逊色于巴赫金版的对话。穆卡若夫斯基非常了解并高度评价瓦连京・ 沃洛希诺夫的著作, 却被夹在狭隘的语言学的对话与独白的对立之中。巴赫金则解决问题, 使我们对对话的理解焕然一新。巴赫金邀请我们去倾听说出来的话语内部的对话; 去倾听在表达相反的世界图景的诸种声音之中被体现的对话; 去倾听已然成为广阔的、不同界面的文化形态类型学之基础的对话。

这是一种转换, 它使术语服从于内在的发展(有时则有损于精准性)。在这一转换过程中, 概念扩展其相关性程度直至演变成隐喻。这种转换是巴赫金文章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 也是巴赫金文笔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这一改造性的力量, 使得巴赫金有别于他那些语言学、社会学、神学或艺术学的前辈。譬如, 展示一下巴赫金的某些概念如“ 构筑术” “ 空间” “ 哥特式现实主义” ^①(① 有关巴赫金的“ 哥特式现实主义” 这一概念的源头, 请参见[俄]尼・ 潘科夫《“ 哥特式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的意蕴与产生》, 载《文学问题》2008年第1期, 第237-239页(论马克斯・ 德沃夏克的影响), 第241-248页(论《文学批评》对古典美学的讨论和巴赫金在其论拉伯雷那部著作里对古典美学的潜在争论)。)是在德国艺术学传统中孕育成长的, 并不困难; 诚然, 更要谈论上述概念是如何在巴赫金论据之熔炉里经历了那种相当明显的转换, 而这样的谈论, 学界给我们提供的还是甚少。

巴赫金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创性, 就在于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具有的独创性。这样的综合者自由地运用来自语言学、艺术史、神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 然后改变并扩大这些概念相互作用的场域。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巴赫金这么做, 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关于长篇小说的奠基性理论之际?种种迹象表明, 巴赫金能做到这一点, 仅仅是由于他的理论从早期著述中的伦理学与美学走向成熟期著述中的文化哲学这一真正的演变。

巴赫金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在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广阔语境中的地位特别重要, 只需梳理一下那些著作在他身后的影响就不难确认。欧美学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对巴赫金文本的最初发现, 是如今第一眼看上去确实令人难堪的推断:巴赫金是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欧美学界对巴赫金的这种定位延续了很长时间(不少于20年)^②(② 巴赫金的文本在英美学界最初刊发时采用的是俄文, 始于1962年玛杰卡编的《俄罗斯诗学读本》, 参见Matejka L. (ed.),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62; 甚至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之后, 在戴维・ 洛奇编选的那部被广泛使用的文选《现代批评与理论读本》中, 巴赫金的论文《长篇小说话语史前史》仍被置于“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这一章, 参见Lodge D. (ed.),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8。), 而且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德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法国的知识分子)。巴赫金在法国结构主义语境中的接受, 不知不觉地渗透到那些将他视为后结构主义与心理分析思想家的阐释中, 主要是在茱莉娅・ 克里斯特瓦的著作中^[2], 以至于很显然, 形式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这两个名称不过是简单化的被固定下来的标签, 至多也不过是不准确地套用的标签。现在说出这样的话实属多余:将巴赫金界定为形式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简单化举动。但这里毕竟也还有几分真理。诚然, 巴赫金不曾是形式主义者, 也不曾是结构主义者, 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巴赫金不曾投入这样的文学阐释实践。巴赫金潜心的则是要重要得多的事情:一般的认识形式、学术研究的规制, 其中主体与个性被置于括弧里“ 消音” 了。这是将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关联到一起的东西。巴赫金不曾运用他们那一套工具和分析手段, 但分享了他们一些基本的认识形式前提(尽管对其中的某些他并未承认)。巴赫金同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正是在基本的认识形式前提这一层面上。在尝试考察这一分歧之前, 我们来简要地探讨巴赫金同这两个有影响的流派之根基性的接近与交集之处。

巴赫金的整个思想演变是在同心理主义做斗争的旗帜下, 宽泛些说是在对主观性(在其古典本体论的抄本中)坚持不懈地加以否定这一旗帜下进行的。巴赫金曾对瓦基姆・ 柯仁诺夫坦言, 埃德蒙德・ 胡塞尔与马克斯・ 舍勒在他作为对心理主义深刻怀疑的思想家的形成中起了关键性作用^[3]。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十分罕见与不可复制的作者而加以高度赞扬开始(1929), 巴赫金强调创作性元素(1929年他那部著作的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本身就很说明这一点)。但巴赫金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里(论长篇小说的著作), 在1963年(修订他那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走向人格化体裁记忆, 没有给原本意义上的个人创作留下位置, 而走向对诗学之专有特征的研究(只需要关注他那部专著在1963年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巴赫金的整个创作就是同被传统地理解的、稳定的主观性做斗争的真正战场:从我们会渐渐地丧失控制的身体问题(在论拉伯雷那部著作里被最为激进地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到语言问题(经由那些已然确定的体裁模型走向我们, 但从来也没有完全属于我们的语言, 仿佛已然滞留在别人口中)。长篇小说的命运完满地体现了这种对古典的主观性的拒绝:单个作家其实没有意义, 他至多不过是一个工具, 体裁借助这个工具使自身物质化; 他至多不过是一个传声筒, 体裁记忆经由这个传声筒在说话。换句话说, 尽管对一些典范性人物如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有相当明显的兴趣, 但巴赫金有心写一部无名文学史(“ 无名文学史” 这一表述可以溯源到艺术学家亨利希・ 沃尔夫林的著作, 它被鲍里斯・ 艾亨鲍姆满怀欣赏地接受, 也被巴维尔・ 梅德维捷夫所接受, 后者与马特维・ 卡甘都曾是“ 巴赫金小组” 中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知识最为重要的传递者)^[4]。

从另一方面来看, 应该记住那些将巴赫金同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区分开来的特点。巴赫金对形式主义者无意挖掘深刻涵义并不认同, 但他也不将涵义作为某种稳定的、为文本所天然素有的、只是为迫切的意识形态任务效力而时不时地被动员起来的范畴来解读。它事实上也并不属于阐释学传统, 尽管有相似之处且有背书(为使人确信而曲意地保证)。巴赫金完全不曾致力于将艺术作品置于问与答的系列之中, 在那里, 部分和整体参与互相揭示的进程。他对涵义的理解充满灵感而博大精深:他冷静而有距离地颂扬“ 长远时间” , 将之视为涵义之真正的领地; 与此同时, 这一理解满怀希望而又富于魅力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不确定性, 且带着宁静而庄重的宣言, 对巴赫金所谓的“ 无我的未来” 保持开放性^[5]429。

有别于结构主义, 巴赫金感兴趣的是涵义之内在的变动不居。这种变动不居是通过在不同的话语体裁、类型、维度间穿行来展现自己的, 有时取决于语境, 有时与时间的流逝相关, 而且是用世纪和时代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过, 这种变动不居常常孕生于话语潜能的交替:独白与对话, 怪诞与古典, 官方与通俗, 如巴赫金那些艺术学传统中的伟大前辈(建构了古典与巴洛克之对立的沃尔夫林, 或者是将自然主义艺术同抽象艺术对立起来的马克斯・ 德沃夏克与沃林格)当年所处理的一样。在其20世纪30年代论长篇小说的著作所陈述的话语体裁史中, 巴赫金诉诸的范畴已然具有很大的规模, 以至于历史维度有时仿佛完全丢失了, 而读者时常获得的不是历时的叙述, 而是类型, 被置于这些类型中的冲突常常具有史诗般的尺度。在巴赫金的著作里那些具有空前罕见的强化性与规模的话语类型令人震惊。他的叙事之宏大不仅在于利奥塔式的规模, 而且更直接指向那种庄重的、广泛开放且摄人心魄的远景, 这些远景在他的文本里得到展开。

如果说, 将巴赫金视为形式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意味着他的思想曾被整合, 意味着20世纪60至70年代他在苏联境外建立起声誉, 那么, 也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巴赫金的著作是如何同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的向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转折相呼应的?尽管巴赫金拥有种种优长, 但如果他被绝对地当作一个倾心于宏大叙事的老派思想家来接受, 一个其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成形而且到达高峰的思想家来接受, 他也不会有机会留在20世纪末的思想市场上。

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一个特征在于, 他渐渐地而且比其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优秀地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 可以将之称为无主观性(或者至少是在身份认同理论的古典意义上被理解的那种无主观性)的人文主义。在其成熟期与晚年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奇特的巴赫金人文主义:去中心化的、并非围绕个人而是围绕人类同自发的激变论(剧变论)和对真理的意识形态垄断相抗衡的能力。巴赫金恐怕就是最有才华且最令人信服的20世纪这一类型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种人文主义在其根基上不再带有对单个人的信念, 而是对人类怀有遥远宇宙般的爱, 将人类看成在不断生产且再生产的意义上的伟大生产者, 那些意义会在其奔向“ 长远时间” 的怀抱的最终回归中获得胜利。在基本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论拉伯雷那部书里, 这一新的、去中心的人文主义采取了似乎有几分肯定人民崇拜的形式, 但甚至在那部书里, 巴赫金还是立足于易变的、多维度的集体形象, 那个集体打破了身体与文体“ 音区” 之间的界限。可见, 这一新型的不带主观性的人文主义不仅是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在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成就, 也是巴赫金在思想智识舞台上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个源泉。在思想智识舞台上, 巴赫金的那些文本在继续教导人们:相接近而不怀同情, 未完成却保持乐观。

巴赫金的方法论与他的理论建构风格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对“ 无名” 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志趣, 对体裁与体裁记忆的着迷, 对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化的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