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赡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 挑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使社会化养老成为日趋重要的选择^[4]60。社会化养老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为保障的养老方式, 它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其范围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商业养老服务等^[5]23。商业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依靠国家资助、亲人资助或老年人自助的形式, 把老年人集中在专门为其提供综合性养老服务的机构中进行养老^[6]122, 其优势在于:服务专业化, 多样化; 重视老年人精神生活; 帮助老年人排解孤独; 减轻子女负担; 居住环境优美; 拥有人性化的无障碍设计; 符合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尊严感^[6]123。

我国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决策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1]3、医养结合服务模式^[7]271-272以及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主要因素^[8]1284-1291上。尽管现有研究也有从家庭权力关系的视角深入解读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决策的代际原因, 但很少分析其中的动态决策机制^[3]50。

家庭权力是社会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家庭消费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9]841。20世纪70年代, 学界掀起了对家庭权力关系的探讨。家庭权力关系理论将家庭权力定义为“ 基于不同家庭成员所掌握的核心资源, 形成个人影响或抵制他人思想或行为的能力” 。家庭权力有五个特征:(1)家庭权力是系统的, 它是在相对环境下产生的; (2)家庭权力是动态演进的, 而非静态的; (3)家庭权力既内化到意识层面, 又外化到行为层面; (4)尽管家庭权力是非对称的, 但家庭内部可以通过个体间的补偿行为和资源流通达到平等; (5)家庭权力本质上是多维的, 而非单一维度^[9]841-842。

图1展示了家庭权力关系研究中不同的分析单位和维度, 早期学者重点关注西方核心家庭中的婚姻权力对家庭消费决策模式的影响, 并进一步划分成丈夫主导、妻子主导和夫妻联合决策三类^[10]2; 随后学者开始关注扩展型家庭中的消费决策模式, 并由此延伸出父母权力和子女权力^[11]40。

家庭权力关系涉及不同家庭成员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主要包括权力基础、互动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9]843-844。权力基础主要是指个体所掌握的资源, 如意识层面的权威规范(如孝道)、情感归属和非意识层面的经济基础等; 互动过程主要是个体试图控制或影响其他个体的思想和行为, 包含影响、说服和独断三类, 具有动态性和非确定性; 结果包含决策、实行和成为传统^[9]843-844。

家庭权力关系理论认为, 家庭成员承担着不同的家庭角色, 掌握着不同的资源, 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这也进一步影响其消费决策。例如, 父母在孩子年幼时掌握一些资源(如金钱), 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资源来影响孩子的消费决策行为^[3]45。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 这种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逆转, 体现在养老消费决策过程中, 成年子女通过掌握资源(如经济、信息)来进一步影响父母的养老服务消费决策。因此, 两代人围绕养老服务消费决策的协商和沟通是一场博弈^[3]4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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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家庭权力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单位和维度

中国的孝道文化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消费决策。孝道是指年轻一代对老一代无条件的服从, 以满足其对照顾和支持的需求^[12]589。中国人自古“ 以家为天下” , 家本位的文化使家庭的赡养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13]39。不同于西方核心家庭, 中国的家庭结构仍然是家族, 即子女成家后, 父母的“ 原家庭” 和子女的“ 子家庭” 依然被编织在家族网络中^[14]5, 基于亲属关系网络的家庭之间形成了扩展式的家庭, 并进一步通过“ 孝、悌、忠、信” 的家庭伦理信念去践行“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等日常的道德行为准则^[15]78[16]47。

受孝道文化的影响, 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 其实质是子女养老, 即通过子女的孝顺来达成赡养年老父母的形式, 脱离于市场性关系, 而是包含着亲情联结和精神慰藉, 因此家庭养老可以弱化, 但不会消亡^[17]31。然而, 现有的养老消费决策研究仅关注了家庭消费决策的核心层(本人和配偶), 没有关注决策的外延— — 决策的影响层(子女)。

尽管已有文献从家庭权力关系和代际沟通的视角, 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老年人养老方式的转变和养老服务消费决策的内在机制, 但往往局限于具有福利公立性质的养老场所^[3]44, 很少聚焦老年人商业养老服务的消费决策机制, 且难以深入养老服务消费决策的动态过程。本文尝试以家庭权力关系为切入点, 通过回溯式访谈来解读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在养老服务消费决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参与养老服务消费决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借助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深入挖掘其内在丰富的解释机制。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数据收集。理论抽样是研究者收集数据, 同时编码、分析数据以指导下一步数据收集工作, 其目的是发展概念和理论, 而不追求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因此, 这一抽样过程终止于理论达到饱和^[18]258。

研究团队选取了浙江省4家中高端综合性养老公寓(JS养老公寓、HM老人公寓、BJ老年家园和JQ老年公寓)进行调查。这4家养老公寓均为公建民营的商业化养老机构, 配套设施包括医疗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餐厅和后勤保障中心。这些养老机构的收费模式分成两种:第一种为“ 使用权” 模式, 购买房屋50年使用权, 按月(或年)缴纳低额服务费和伙食费; 第二种为“ 月缴” 模式, 一次性收取3 000— 10 000元不等的备用金, 按月收取2 000— 3 000元左右的房费(依据房间规格而定)和1 000— 3 000元的护理费(视老年人身体自理状况而定)。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访谈大纲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背景、退休前职业、常住地); 第二部分请受访者回忆他们的入住决策过程(包括老年人对养老服务产品的认知、态度、消费动机、信息搜索行为、感知阻碍); 第三部分请受访者回忆在决策过程中与成年子女的互动过程。

半结构化访谈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数据的收集。访谈选择在老年人经常停留的老年活动中心和餐厅进行, 在取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 每次访谈时间为20— 30分钟。最终得到访谈样本共计55份, 累计收集、整理访谈文本16万余字。其中, 在对JQ老年公寓的第14— 18位受访者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后, 均没有再出现新的概念或范畴, 表明理论达到饱和^[19]9。因此, 样本数据的全面性及有效性得到保证。最后, 为了方便后期资料的整理, 作者根据养老公寓名称对每位被访者进行编号(如JS01、JS02……JS28, 以此类推)。受访者基本信息及编号如表1所示。

表1

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退休前职业 编号 性别 年龄 退休前职业 JS01 男 82 研究所所长 HM01 男 90 农民 JS02 男 90 电工 HM02 男 88 抗美援朝老兵转业到杭州工厂 JS03 男 80 机械工人 HM03 男 87 大学教授 JS04 女 86 工人 HM04 男 84 药厂技术员 JS05 女 83 仓库保管员 BJ01 女 76 工人 JS06 男 82 高级工程师 BJ02 男 78 新闻工作者 JS07 男 75 缝纫机厂工人 BJ03 男 81 中学教师 JS08 女 96 丝绸厂员工 BJ04 女 75 文艺工作者(京剧演员) JS09 男 85 军人 BJ05 男 90 警察 JS10 男 86 大学教授 JQ01 女 87 工人 JS11 男 87 大学教授 JQ02 女 85 农民 JS12 男 85 银行员工 JQ03 男 84 地质勘测工作者 编号 性别 年龄 退休前职业 编号 性别 年龄 退休前职业 JS13 男 94 工会主席 JQ04 女 82 技术工作 JS14 女 82 农科院职员 JQ05 女 86 单位退休, 原单位有党支部 JS15 男 74 工人 JQ06 男 90 丝绸厂中层领导 JS16 男 82 公务员 JQ07 男 88 茶叶研究所职员 JS17 女 70 小学教师 JQ08 男 73 农民 JS18 女 80 大学教授 JQ09 女 78 公安局职员 JS19 女 85 机关财务 JQ10 女 75 街道医院副院长 JS20 女 79 学校医务工作者 JQ11 女 77 事业单位职员 JS21 女 90 大学教授 JQ12 男 90 解放军转业到地方领导 JS22 男 77 公务员 JQ13 男 73 农民 JS23 女 83 纺织厂工人 JQ14 男 81 经商个体户 JS24 男 69 校报编辑 JQ15 男 94 离休干部转业文教工作 JS25 男 85 铁路行政人员 JQ16 男 79 农民 JS26 女 80 服装公司职工 JQ17 女 87 农民 JS27 男 90 银行职工 JQ18 男 79 建筑技工 JS28 男 90 银行职工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在所有受访者中, 男性占41.8%, 女性占58.2%。年龄分布情况为60— 70岁1人(1.8%)、71— 80岁15人(27.3%)、81岁— 90岁27人(49.1%)、90岁以上9人(16.4%)。职业构成上, 政府及事业单位职员38人(69.1%), 企业管理人员6人(11%), 工人/农民10人(18.2%), 经商个体户1人(1.8%)。可以发现, 受访者中大多数为政府及事业单位职员, 这也反映出当下倾向入住商业性养老机构的多为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产阶级老年群体。因访谈中部分老年人听力问题导致沟通障碍, 所以年龄、退休前职业等信息有部分缺失。

在访谈录音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借助QSR NVivo 11.0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其中两位作者采用背靠背形式编码, 在完成编码后核对编码节点, 对不一致的节点进行讨论, 无法达成一致的节点交由第三人确定, 最终达到91.5%的一致编码^[19]9。编码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即初始编码阶段和聚焦编码阶段。本研究获得初始编码145个节点, 主要围绕老年人入住中高端私营商业性养老机构的动机、信息搜索行为、感知阻碍以及决策过程中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互动机制等问题展开。在初始编码的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和发展出一个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的理论构架, 简称“ 老年人/成年子女倾向自主性— 相互依赖性” 。

基于对55位老年人的访谈文本, 图2给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其中归纳了对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决策权力倾向产生较大影响的四种资源类型:经济条件、身体状况、社会资本和思想价值体系。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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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本研究分析框架

经济条件是指个体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积累程度。经济条件是影响老年人自主决策倾向的重要因素。例如JS01提到, “ 我自己花钱, 首先自己有决定权” 。当老年人有能够自主分配的财富时, 他们做出决策的自主性也就越强。同时, 分析BJ01的表述“ 费用我自己出, 儿子随我的意……儿子工资低, 还要我贴补他呢” 也可以发现, 子女在自身经济条件较差时, 对老年人决策参与度也较低。

身体状况是指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当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时, 自主决策的程度会下降。正如如JQ06提到:“ 我爱人走了, 孩子不放心, 我当时身体也不好……走路摔倒骨折了, 当时女儿把我送到疗养院, 那么就住下来啦。” 访谈中, BJ05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她在失去了丈夫后, 身体日渐衰弱, 她回忆说:“ 感觉一天天衰老了, 我两个女儿考虑到我一个人在家不行了, 那个医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BJ养老公寓……我女儿也陪我来看过, 其他地方没去看。” 可以看出, 在老年人自身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 自主做出决策的能力也会下降, 这时产生了子女代老年人决策的需求。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与社会其他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 它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访谈中发现, 部分老年人做出决策时的信息是老年人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本获得的。例如JS10讲到, “ 有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嘛, 我几乎天天去活动嘛, 那么省府也有人的了……知道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登记了。” 这反映了社会资本在养老决策中的作用。

思想价值体系是指个体思想意识层面所包含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规范^[3]49。本研究中, 个人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入住商业养老机构的总体看法和观点, 社会规范主要是指个体对孝道文化的理解。老年人思想独立、观念前卫是影响其自主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如JS18所说, “ 因为出国了一下, 接触到国外的一些思想, 做这种决定(入住养老机构)也没有犹豫” 。这也反映出时代变迁对老年人养老思想改变的影响, 对孝道观念理解有了更新, 不再固守于传统的“ 养儿防老” 的观念。

1.老年人决策权力倾向:自主决策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进步提升了老年人自立自主能力^[13]43。由此, 老年人也更加倾向于独立型自我建构, 在决定是否入住商业养老机构和选择养老机构的类型方面, 其自主决策的倾向也更明显。

研究表明, 老年人思想独立程度越高, 自主决策倾向就越明显, 越不愿受其他人的干扰。例如JS26就提到在做出养老决策的过程中, “ 什么事情我一拍板就决定了, 我老先生(受访者的丈夫)没办法了, 但是他能跟我沟通商量” , 这反映出决策主要还是以老年人自我意愿为主, 其他人的意见只是作为参考因素。同时, JQ08在采访中说, “ 我还没有住进来的时候, 我到这里(JQ老年公寓)来考察, 我骑电瓶车过来蛮近的, 到这里来看” , 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 特别是在个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老年人会充分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经济条件、身体条件和社会资本等, 遵循“ 最小付出和最大收益” 的原则, 慎重考虑决策后果的收益与风险, 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决策结果。

2.老年人决策权力倾向:依赖成年子女决策

受中国传统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影响, 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是高于个人的, 家庭在观念上和事实上被视作一个整体性存在^[16]49。这就造成部分老年人在自我建构中更加倾向于获得子女后代的帮助和支持, 在养老决策上依赖成年子女就反映了这种倾向, 后代的支持和帮助是老年人做出决策的精神动力。其中, JS27回忆说:“ 我们(老人和子女)商量了以后, 家里人儿子包括孙子都支持我们来, 他们也认为这里环境好。” 他希望自己的成年子女对自己的入住决策发表更多的看法和意见, 能够“ 商量着来” 且“ 大家都满意” , 老人们将其视为达到了家庭内部的集体同意, 是与家庭的团结和整体利益相契合的。JS16也提到, “ 他们(儿子)很支持, 就我大儿子带我来的嘛, 我们家里的思想要说起来还是比较开放的, 比较前卫的” 。在这些老年人的思想中, 家人群体对养老决策的赞成度意味着子女对父母养老意愿的尊重程度。因此, 一个顺利的养老消费决策,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氛围中的开放包容。

3.成年子女决策权力倾向:老年人自主决策

成年子女倾向于由老年人自己对养老相关事项做出决策, 这可能是出于成年子女对老年人自主决策权的尊重, 主要表现在老人感知到成年子女不参与、不干涉老年人的养老消费决策过程, 相信老年人可以做出合适的自主决策。再者, 成年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的距离导致其存在参与决策的实际困难, 所以对决策过程参与积极性不强, 不会主动承担决策带来的风险和责任。S10提到, “ 那我女儿在上海(工作), 再加上我外孙现在在美国工作, 他把他爸妈接走了以后, 你说他们谁管我呢, 所以我现在也担心, 这也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 。而且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也存在着“ 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子女很难依赖” 的思想, 进一步降低了子女对老年人决策的参与度。这其实也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 人口流动加剧对老年人养老决策的影响。

4.成年子女决策权力倾向:为老年人决策

当成年子女倾向于为老年人决策时, 表现为老年人感知到家人希望其能够听从他们的决策, 并认为该决策是理性且合适的。从访谈中可以发现, 成年子女倾向于为老年人决策通常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影响老年人做出是否入住养老机构的决策, 二是影响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选择。

成年子女具有这种决策权力倾向的, 一般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 成年子女往往能够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获取到关于养老机构的较为准确详细的信息。例如BJ01回忆道:“ 我儿子浙江电视台的, 到这个地方来拍过新闻片……儿子知道我要来敬老院, 建议我来看看, 如果我觉得好就住。” 这也反映出成年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情感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估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决策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两种权力关系维度, 本研究根据两个权力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影响力的强弱对比, 将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模式分为四种类型:独立型、合作型、强迫型和无助型(图3)。尽管本研究访谈了55位老年人, 但是在访谈的样本中, 仅有54位老年人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决策过程, 还有1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未提供足够的信息让编码者识别其养老消费决策类型。其中, 有19位老年人是独立型决策风格, 24位老年人是合作型决策风格, 7位老年人是强迫型决策风格, 2位从无助型过渡到独立型, 1位从强迫型转变成独立型, 1位从强迫型转变成合作型。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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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模式分类

1.独立型

具有独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期望自主权, 独立承担与决策权相关的所有权利和责任, 并且其成年子女也默许他们在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权。尽管独立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承认成年子女有权参与他们的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过程, 但他们只是将子女意见作为参考; 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来说, 他们也期望老年人自己做出恰当的养老决策。

例如, 82岁的JS01提及自己的儿子“ 正是顶梁柱, 影响他们工作也不行” , 而与配偶独居“ 买菜做饭麻烦” 的问题让其萌生了入住养老机构的想法, 他描述了他的决策过程:“ 来这儿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跟儿子没关系, 去养老院住没问题……看到了JS养老公寓, 发现网上说得挺好的, 到这一看, 看这条件不错, 中午在这吃了饭, 我自己体验, 我当时就决定住下来。” 从最初有入住养老机构想法, 到寻找养老机构的信息搜索, 再到体验后最终决定入住的决策过程, 全是由他自己主导。

在访谈中, 不少老年人表示, 最初入住养老机构的想法遭到成年子女的强烈反对, 主要原因在于成年子女的观念还未更新, 仍然固守着“ 送老人去养老机构就是不孝” 的看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孝道, 具体表现为“ 父(母)慈、子(女)孝” 的互动逻辑^[16]48。这种观念导致成年子女对老年人养老决策的强烈干涉。例如JQ10回忆道:“ 这一步是很难跨出的, 我子女不同意的, 我们的兄弟姐妹也不同意。我是喜欢的, 我因为看到这里的环境啊, 不像是一种敬老院好像蛮悲观的样子。”

在某些情况下, 独立型决策的老年人并没有向成年子女披露其选择商业养老服务的想法, 而是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77岁的JS22考虑到“ 和子女的交流有代沟” , 以及养老机构“ 都是老年人, 交流没有代沟” , 而决定入住。他考察了多家养老机构后才选择了JS养老公寓。他回忆说:“ 自己做的决定, 子女后来才知道的, 全部自己做决定……就老两口, 到处跑, 和爱人实地考察, 自己拍板决定的……子女大家都忙, 我不想麻烦他们, 他们能来看看, 我感觉就满足了。”

对独立型决策的老年人来说, 安度晚年最好的方式就是趁自己身体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 独立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养老住所, 并承担与决策相关的所有后果; 同时, 期望成年子女不要太过干涉他们的决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老年人倾向自主决策与感知到成年子女期望其自主决策形成最大程度的契合。相对而言, 独立型决策的老年人更加关注自身的感觉、能力和目标, 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行使自己的权利, 追求自我实现, 并勇于激发自己的潜能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在自我目标达成、自我价值实现时感受到强烈的尊严。

2.合作型

具有合作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给予养老决策支持具有高度期望, 同时老年人感知到成年子女愿意为其提供养老决策支持, 认为每个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80岁的JS03被曾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当被问及他如何决定入住老年公寓时, 他说:“ 我外甥的爸爸妈妈就在这里(JS养老公寓), 我和我外甥通了电话, 他说他礼拜六要到这里来……我带着我女儿和女婿一起来的, 我看了以后满意的。因为这里有亲人, 他们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所以我到这里来有人照应。我问我女儿和女婿:‘ 觉得这里怎么样?’ 他们说:‘ 你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放心了, (这里)是比较好……你要是生病的话, 他们会给你看。’ 于是合同他们签掉, 我们家每次做重大决定, 都是每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的。”

家庭内部资源流通是老年人和成年子女在养老决策中进行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些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信息搜寻合作等。经济合作是指老年人和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老年公寓的费用, 这隐含着家庭代际反哺式的财富流在商业养老服务中的延伸^[13]43。例如JS09跟子女分享其决策后, 请子女为其养老决策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小女儿征求我们两个意见, 我说那好啊, 钱嘛你要支援一点, 当时问了问要五十来万元, 她说帮助我们一块儿买下来。” 类似JS09的情况在访谈样本中是普遍现象, 在家庭网络中各个家庭成员分享财富, 使得各成员受益。

信息搜寻合作是指老年人寻求成年子女的信息搜寻帮助。例如JS28最初产生了入住养老机构的想法,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他请子女帮助他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 以期能够获得更好的信息参考, 从而提升他对自主养老决策的信心。他讲述了与他女儿合作的过程:“ 后来我们想买这个房子, 她(女儿)用电脑查杭州哪个老年公寓比较好, 查到这个地方比较好, (女儿)从美国回来和我一起到这儿来看房子……看了以后觉得房子还可以……就决定买这个房子。”

3.强迫型

尽管强迫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自主决策, 对成年子女为其提供决策支持的渴望较低, 但老年人感知到成年子女强烈干涉他们的决策过程。强迫型决策风格外化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老年人不愿入住养老机构, 但是成年子女劝说或强制其入住; 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但成年子女不愿意其入住; 老年人倾向于自己选择偏好的某家养老机构, 但成年子女为其选择另一家养老机构。

许多老年人受浓重的家庭观念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仍然固守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17]34。85岁的JS12的子女出资为其买下了JS养老公寓, 但他在入住时仍然接受不了自己竟然去住养老机构的现实, 并表露出沮丧的心情:“ 当时(受访者的女儿)付了15万元定金就买下来了, 买下来以后嘛, 我们(受访者与配偶)两个观念上还有点那个(保守), 好像有儿有女为什么到养老院来了, 是吧。” 类似JS12这种事实上“ 被迫” 入住养老机构的情况在受访者中非常普遍, 入住养老机构被视为“ 不光彩” 的事情, 其内心充满了“ 被抛弃感” ^[20]76。这类强迫型的决策风格极易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子女在面临无力照顾父母和尽孝心的矛盾中所采取的折中办法。

与此相反, 不少老年人有自我独立意识, 觉得养老问题不需要麻烦或依赖子女, 愿意入住养老机构以进一步减轻子女负担, 但其成年子女却不愿背负所谓的“ 不孝” 的名声, 想进一步干涉老年人的想法。例如, 82岁的JS06解释道:“ 我是考虑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 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住在北京是四楼, 没有电梯……第二个呢, 老了以后要吃饭, 叫小孩不行, 雇保姆的话, 好的不多……第三个, 看病、拿药、吃药。晚上假如有事情的话, 小孩不在身边, 一有问题, 你自己要打120……我成年子女刚开始不同意的……觉得好像把父母送进敬老院不光彩一样,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年轻人去照顾嘛。”

强迫型决策风格的另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倾向于入住自己所偏好的养老机构, 但成年子女为其选择的却是另一家养老机构。例如75岁的BJ04“ 有住在养老院的想法已经两年了” , 也曾独立寻找过养老机构, 她提到:“ 前几年我也考虑过住在养老院, 但是我儿子不让去, 离他远, 房子刚建好的时候, 儿子就带我来看看。儿子住在× × 城, 他过来看我比较近。其他敬老院他不让我去, 他看我也不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期望有较高的自主权从而能独立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机构, 但受中国孝文化的影响, 子女承担起的赡养义务内化成子女对老年人入住决策的影响^[15]77, 由此导致这类老年人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偏好的决策。

4.无助型

无助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渴望获得成年子女对其养老决策的支持, 但他们的决策支持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在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有的老年人因为配偶或直系亲属离世成为鳏寡老人, 或其成年子女身处异地, 无法为老年人的养老决策提供任何意见、帮助和支持, 导致老年人自身成为唯一的决策者。例如, JS11讲到, “ 我的独生子(死了), 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把他送走了……我没办法。后来老伴也去世了, 就孤身一人了” 。在直系亲属离世的情况下, JS11考虑到将来“ 我一个人, 我想将来越老越困难了, 所以我就早做打算, 找老年公寓……准备住在这里了此终生” , 最终变成独立型决策风格。

基于上述四种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模式类型, 本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的养老决策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呈现出的动态演进机制(图4)。在访谈的样本中, 有1位老年人从强迫型转变成独立型, 1位老年人从强迫型转变成合作型, 2位老年人从无助型过渡到独立型。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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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养老决策模式动态演进

1.从强迫型转变成独立型

对由强迫型转变成独立型的老年人来说, 成年子女对商业养老机构看法的转变是改变这类老年人决策模式类型的重要原因。调查中发现, 尽管成年子女不支持老年人的入住决策, 但繁重的工作负担让他们陷入了“ 事业人士” 和“ 孝顺子女” 的角色冲突中, 成年子女对无法提供给老年人足够的家庭照顾表现出无助。

例如前述的JS06, 尽管其子女不同意其入住养老机构, 但难以在尽孝和工作中取得平衡, JS06提到:“ 我住进去后, 他(受访者儿子)一直念叨, 我为什么把父母送养老院去啊……但实际上他管不了(我), 他每天上班也很累。” 在与成年子女多次沟通后, JS06最终转变成独立型决策, 他提到:“ 我自己决定, 决定完了以后, 到这里来, 他满意的……他隔三岔五来看看, 来看我们。” 成年子女的思想转变和精神支持, 是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

2.从强迫型转变成合作型

对由强迫型转变成合作型的老年人来说, 摒弃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他们改变决策模式类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老年人所拥有的资源(如身体条件)的减少, 以及在家庭权力关系中谈判协商权力的降低。

例如, HZ02提到:“ 女儿和女婿事先在思想上已经有准备了。女儿跟我们讲, 到最后肯定要到老年公寓去的, 所以他们很早就和这里联系了。刚开始我不赞同他的观点, 我还是相信养儿防老的。后来我的观念就改变了, 慢慢同意了女儿的看法。尤其是我眼睛看不清楚, 如果请保姆的话, 家庭很难配合……后来没有办法了, 我想了想他们工作那么忙, 有时候还要出差, 我说根据我们的身体条件和你们的情况, 那我们就住到这里来了。” 代际间的理解沟通让老人接受了子女的提议, 转变成合作型风格。

3.从无助型转变成独立型

从无助型转变成独立型决策风格的老年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渴望成年子女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但他们对决策支持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继而寻找外部的资源力量, 转变成独立型。

例如, 82岁的JS14的决策过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在加拿大, 一个在珠海, 你说她们谁管我呢, 那么我们本来退休以后基本上是要到珠海去的, 后来老头这个病呢, 我觉得拖累子女也不好。” 配偶的身体状况使JS14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老年人并未就此放弃, “ 所以我们决定回来, 再说嘛, 珠海医疗条件没有杭州好, 所以我回来先在浙江某养老公寓住了5个月” , 最终转变成独立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