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钱文荣(https://orcid.org/0000-0002-4556-9300),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创新、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市民化研究;
通信作者: 2.李梦华(https://orcid.org/0000-0001-5908-4251),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市民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烟酒行为视角考察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近期吸烟的概率,同时,农村老年人每日的吸烟数量亦显著下降;另一方面,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并未对农村老年人的饮酒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领取养老金会通过健康意识的提高、代际支持以及隔代照料的增加等减少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进一步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受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With an increasingly aging population, China is about to become a more aged society, and how to achieve ″healthy aging″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t is well known that social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existing research has effectively explained and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social insurance on the elderly’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on health behaviors in the rural elderly.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smoking and alcohol drinking behavi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backward rural social pension system and the weakening role of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in rural families. The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recognizing the polic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program on the healthy behaviors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and ″Healthy Aging″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ens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empirical methodology, we use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Fuzzy RD)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avoid endogenous problems in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set different bandwidths and age trends before and after the age breakpoint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resul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smoking by about 15% to 38%, and significantly dropped the number of daily smoking by around 3 to 9 cigarettes; while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hav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drinking behaviors at all. Next, we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impac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on the health behaviours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relation to three factors: healthy consumption, family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We find that after rural elderly people receive subsidies, healthy consumption,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family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crease while unhealthy behaviors decreas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re an improvement on pension problems and promoting harmony among rural famil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the subsidies have provided support to alleviate pension problem in rural areas by increasing healthy consump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the function of family care has been enhanc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taking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has been increased. Furthe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limits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nce the restriction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has a tiny inhibitory effect on personal unhealthy behaviors.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lderly in good heal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analysis.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following: In relation to family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younger generat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rural elderly by visiting parents frequently, spending mor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 terms of government action, polic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pension mode to build the elderly’s confidence in their life in rural areas; further enhance policy intensity and increase the impact sphere of social pension; address inequities in social insura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urban-rural social system.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及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我国正在经历持续的老龄化过程[1]58。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水平约为5%, 与城镇相当。1999年, 农村地区较城镇先行进入老龄化阶段。至2018年末, 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20.46%,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8个百分点, 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3.84%, 亦高于全国的11.94%①(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https://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n3020021405-1.html, 2020年5月14日。)。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且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持续高于城镇。
在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背景下, 如何应对养老问题、实现健康老龄化逐渐成为我国各项工作的重点。同城镇相比, 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局面更为严峻。一方面,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对落后, 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相差悬殊; 人口流动政策的逐步瓦解使农村青年劳动力不断向城镇流动, 农村“ 空巢老人” 不断增加, 独身老人比例持续增加。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地区孝文化缺失严重, 存在不孝敬父母、不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等现象[2]71。在这一背景下, 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无助感愈发强烈, 对养老的担忧亦不断加重, 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往往会引发或加重抽烟、酗酒等行为。烟酒行为同个体健康及社会福利紧密相关, 作为心理的慰藉品, 烟酒能缓解孤独、压力, 但不利于身体健康[3, 4], 同时还会增加社会的生产成本及医疗保障支出[5, 6]。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 因而从烟酒行为视角关注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 研究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农村养老问题的影响, 2009年9月我国正式开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 新农保” )试点工作。作为构建我国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措施, 新农保承担着“ 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 等重要使命[7], 民众对其寄予厚望。那么, 新农保政策实施以来,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否有所改善?政策对促进家庭和谐的效果如何?最终, 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有关保险与健康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当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从保险对人们抽烟、喝酒、运动以及食物摄入这四种健康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一些学者认为, 保险会导致被保人不良健康行为。例如, Khwaja发现医疗保险会增加被保人吸烟以及饮酒的概率[8]。Stanciole探究了个人保险选择同吸烟、饮酒、运动及肥胖间的关系, 发现医疗保险会增加参保人的不良健康行为[9]。类似的, Dave等亦发现男性老年人会因为加入医疗保险而减弱预防动机, 增加不良健康行为[10]。此外, 国内学者发现, 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会明显改变个人的健康行为, 参保人抽烟、酗酒、不运动以及食用高热量食物等情况显著增加, 同时还会引发肥胖问题[11]。任燕燕等同样发现老年人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会降低体育运动的频率[12]。还有学者发现, 医疗保险诱导参保人产生更多不健康行为会受到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存在明显的异质性[13, 14, 15]。
另一方面, 还有学者认为保险并不会对参保者的不良健康行为产生影响。Courbage等通过研究发现, 私人保险不会对参保人的抽烟以及运动行为产生影响[16]; Manning等通过实验发现, 医疗保险水平的高低与参保人的健康行为无关[17]。国内亦有学者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例如, Lin研究发现, 健康保险未对被保人的吸烟及饮酒行为产生显著影响①(① Lin C.W., ″Moral Hazard in Health Care: Case Study of Taiwan’ s Health Insurance, ″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07.)。黄枫等发现, 参加医疗保险并不会诱导参保人不良健康行为[18]。谢明明等认为, 医疗保险的事前道德风险不存在, 个体参保后, 其不良健康行为的发生概率不会增加[19]。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保险对人们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保险对参保人抽烟、饮酒等健康行为的影响, 但对保险是否会对个体的健康行为产生影响, 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保险的种类选择上, 现有文献多是研究医疗保险的影响, 还有少量文献探究了私人保险的影响, 但尚未涉及养老保险。针对上述不足,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探究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众所周知,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下, 农村地区社会养老发展缓慢, 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问题尤为严峻。受儒家文化影响, 中国父母多将养老寄托于子女, 同时子女赡养父母也是法定义务, 尤其在相对保守落后的中国农村, 子女赡养仍然是养老的首要选择。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一方面, 人口控制政策的实行使得家庭规模小型化、类型核心化, “ 4+2+1” 成为社会典型的家庭格局, 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倍增[20]。另一方面, 社会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有所改变, 传统孝文化受到挑战[2]71。农村家庭由于老年人养老问题所产生的纠纷不断, 诸如子女不履行赡养父母义务、婆媳关系不和、老年人吃穿住差等现象普遍存在。对农村老年人来说, 其精神状态、心理状况会由于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而受到冲击, 由此可能产生或加重抽烟、酗酒等不良健康行为, 而新农保养老金收益给农村老年人养老带来了希望, 为家庭内部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契机, 随着老年人在养老方面信心的提升以及精神状况的改善, 其不良健康行为可能会减少。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会减少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
健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贬值[21]。进入中老年阶段后, 人们往往能意识到身体机能下降, 会为了谋求健康状况改善而格外重视保健养生, 进而减少吸烟、饮酒等对身体健康有害的行为[22, 23]。
中国实行男60周岁、女50周岁或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虽然农民并没有法定退休年龄, 但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人口进入老年阶段后, 往往较难获得相应的养老金保障, 面临着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困境。与此同时, 由于家庭矛盾问题, 老年人所获代际支持不足, 容易产生看病难、养生保健难等问题。随着新农保政策的实施, 农村人口年满60周岁后也能获取养老金收益, 农村老年人在健康消费上的困难将能够部分得到缓解。随着健康需求的部分满足以及健康意识的提高, 农村老年人不良健康行为减少。基于此, 本文以健康消费为渠道变量, 提出研究假设:
H2: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会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消费, 提高其健康意识, 从而使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减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家庭的收入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2]71。在缺乏社会养老支持的情况下,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意味着家中外出务工人数减少, 家庭收入下降, 同时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的负担也将加重, 因而可能会产生家庭成员不愿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的情况。
在老年人获得新农保养老金的情况下, 上述问题将能够得到部分解决。已有文献显示, 社会保障制度会对代际支持产生显著影响, 例如养老保险会增加子代的代际支持等[24, 25]。当老年人能够获得社会转移支付时, 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可能性会增加, 从而使老人由于情感缺失以及养老问题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 类似抽烟、饮酒的行为也会减少。基于此, 本文以家庭代际支持为渠道变量, 提出研究假设:
H3:新农保养老金收益能够增加子女代际支持,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恢复, 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将会减少。
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照看孙辈的现象较为普遍。随着“ 4+2+1” 家庭格局的普遍化, 儿童抚育问题进一步凸显, 隔代照料俨然成为一种社会趋势[26, 27], 且在我国农村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 隔代照料尤为常见[28, 29]。
已有文献显示, 领取新农保养老金能够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时间进行隔代照料[30, 31, 32], 且照看孙辈有利于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以及认知能力[33, 34, 35]。在家庭观念厚重的东亚文化中, 进行隔代照料的老年人并未将照看孙辈视作某种负担, 反而将其作为一种家族荣耀及家庭乐趣, 因而不会带来负面情绪[36]。老年人通过与孙辈的互动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老年生活, 弥补子女情感支持的缺失, 保持积极的生活状态[37]。出于对孙辈健康成长的重视, 进行隔代照料的老年人会减少对孙辈健康产生危害的不良健康行为。基于此, 本文以隔代照料为渠道变量, 提出研究假设:
H4: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会增加农村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可能性, 隔代照料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会使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减少。
本文使用CFPS 2012年数据,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一项全国性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于2010年正式开展。CFPS聚焦我国居民的经济和非经济福利, 包含了家庭关系与动态、经济活动以及健康等多项议题, 其调查对象涵盖了我国25个省、区、市, 目标样本达到16 000户。
由于参保与否取决于自我选择, 参保样本的选择性较强, 可能无法客观代表农业户籍人口这个整体, 因而本文未简单选取参加新农保的样本。依据研究目标, 本文以所在社区已开展新农保试点的农业户籍人口为研究对象, 原因在于该样本为适保对象, 同时具有参与新农保的机会。同时,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剔除了除新农保之外还参与了其他类型养老保险的样本。
1.因变量
(1)近期是否吸烟。本文根据样本对“ 过去一个月, 您是否吸烟” 的回答确定近期是否吸烟指标取值, 若样本选择“ 是” , 则近期是否吸烟指标取值为1, 否则为0。描述性统计显示近一个月以来样本中有31%的人吸烟。
(2)吸烟数量。本文根据样本对“ 您现在平均每天吸多少烟” 的回答确定吸烟数量指标取值, 单位为支。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每日吸烟数量的均值为5.27支。
(3)近期是否饮酒。这一指标主要针对白酒, 本文根据样本对“ 过去一个月, 您是否每周喝酒3次以上” 的回答确定近期是否饮酒指标取值, 若样本选择“ 是” , 则近期是否饮酒指标取值为1, 否则为0。描述性统计显示近一个月以来样本中有9%的人饮酒。
(4)饮酒数量。这一指标主要针对白酒, 根据样本对“ 您过去一周大概喝了多少” 的回答确定饮酒数量指标取值, 单位为两。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每周饮酒数量的均值为1.76两。
2.渠道变量
(1)健康消费。本文以样本对“ 过去一年, 您家直接支付的医疗支出(不包括已经报销的和预计可以报销的费用, 但包括亲友借给或支付的部分)是多少” 以及“ 过去一年, 您家保健费用支出(包括健身锻炼及购买相关产品器械、保健品等)是多少” 两项问题的回答为依据, 取两个数值加总后的对数值为健康消费指标。
(2)家庭代际支持。本文以“ 是否有子女料理家务” 以及“ 料理家务的子女数量” 来衡量家庭代际支持指标。以样本对“ 过去六个月, 您的子女们为您做过以下哪些事情” 的回答确定“ 是否有子女料理家务” , 当样本回答“ 料理家务” 时, 则“ 是否有子女料理家务” 为1, 否则为0; 此外, 本文以样本对“ 过去六个月, 哪些子女为您料理家务” 的回答确定“ 料理家务的子女数量” 。
(3)隔代照料。本文以“ 是否进行隔代照料” 以及“ 照料孙辈的数量” 来衡量隔代照料指标。以样本对“ 过去六个月, 您为子女们做过以下哪些事情” 的回答确定“ 是否进行隔代照料” , 当样本回答“ 照看孩子” 时, 则“ 是否进行隔代照料” 为1, 否则为0; 此外, 本文以样本对“ 过去六个月, 您为哪些子女照看孩子” 的回答确定“ 照料孙辈的数量” 。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38]210[39, 40], 本文对控制变量的选择尽可能地遵守外生原则, 最终选择民族、婚姻状况、居住地类型以及是否有日常活动能力障碍。对健康指标的选取, 已有研究往往使用自评健康为健康度量指标[41, 42, 43], 但其主观性强, 易受到个体异质性特征的影响, 内生性较强[44, 45], 因而本文采用是否有日常活动能力障碍这一指标。描述性统计显示, 90%的样本为汉族, 93%已婚, 93%不存在日常活动能力障碍, 28%居住在城市。
本文依据新农保政策的特点, 运用断点回归(RD)检验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在本文中, 新农保养老金的认领遵循年龄设置, 即当参保人年满60周岁时可领取养老金:
Di=
Di是处理变量, 表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领取则为1, 未领取为0; Zi为驱动变量, 表示样本i的年龄。(1)式显示Di为Zi的非连续函数, 断点是60岁。若方程(1)成立, 则对(2)式进行简单的最小二乘回归, 即可得出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因果性影响:
Yi=α +β Di+γ Zi+μ i(2)
若Yi与Zi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 则可得:
Yi=α +β Di+G(Zi)+μ i(3)
G(Zi)为Zi的多项式函数。若方程(3)成立, 则称本文所使用的断点回归为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Di虽为Zi的非连续函数, 但多数情形下断点处可能并非是0— 1的变化, 而是增加了Di等于1的可能性:
P[Di=1|Zi]=
本文假设f1(Zi)> f0(Zi), 即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参保人认领新农保养老金的可能性大于60周岁以下的参保人。根据政策规则, 该假设易得到认可。若方程(4)成立, 则本文所运用的断点回归为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
模糊断点回归估计可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等同于工具变量估计[46, 47]。其中一阶段方程为:
Di=ρ +G(Zi)+ω Ti+ε i(5)
Ti=1(Zi≥ 60)为Di的IV, 两阶段回归设置同(3)式。
模糊断点回归估计可采用非参工具变量法或参数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两种方式进行, 二者等价[48, 49]。本文报告参数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样本与断点之间的距离为带宽, 带宽越小, 则对控制变量与G(Zi)的要求越宽松, 但会由于损失观测值而降低精度。在实证结果与分析部分, 本文使用不同带宽及G(Zi)设置以检验相关结果的稳健性。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 首先通过图形显示驱动变量与处理状态及结果变量间的关系, 这有利于了解断点回归的概念。图1反映了模糊断点回归估计中一阶段的结果, 即年龄与是否领取新型农保养老金间的关系, 可见, 在60岁处存在一个明显的断点, 该结果与新农保养老金领取规则一致。
图2(A)反映了年龄与结果变量近一个月是否吸烟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模糊断点回归估计中简约型的结果。可见, 在60岁处是一个明显的断点, 近期是否吸烟在60岁处存在显著下降的迹象。该结果初步展示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与农村老年人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图2(B)反映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与吸烟数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图2(A)类似。
图3(A)反映了年龄与结果变量近一个月是否饮酒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模糊断点回归估计中简约型的结果。可见, 60岁依然是一个明显的断点。图3(B)反映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与饮酒数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图3(A)类似。
图1— 3初步反映了年龄与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年龄与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 然而, 以上结果是否可信, 还需要通过参数回归估计的方式进行验证[50]。
表1为模糊断点回归中一阶段的结果, 借鉴张川川等的做法, 本文以不同的带宽与不同形式的年龄控制函数检测结果的稳定性[38]212-214。第1— 3列分别选取3、4、5的带宽, 以较低阶的形式控制年龄趋势, 并允许年龄趋势在断点前后不同; 第4— 6列使用了更大的带宽, 以便包含更多的个体, 同时控制了年龄的高阶函数。估计结果表明, 年龄规则与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年满60周岁可以显著增加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可能性。依据Staiger和Stock的法则, F统计量小于10则证明有弱工具变量问题[51]。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胎性别的联合显著性F统计量均远大于10, 表明无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2Panel A展示了简约方程的回归结果, 该结果能够直观地反映IV估计的基础。其中前两行报告了针对吸烟行为的估计结果(对应图2所示关系), 可见, 年龄规则使得农村老年人近期吸烟的概率显著下降, 每日吸烟数量显著下降; 后几行报告了针对样本饮酒行为的影响(对应图3所示关系), 可见, 年龄规则对样本的饮酒行为以及每周饮酒数量的影响较小, 且统计上不显著, 运用不同带宽所得的结果类似。
此外, 本文在模糊断点回归设定下, 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估计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因果效应。表2 Panel B显示了二阶段回归结果, 其中前两行的结果表明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使农村老年人近期吸烟的概率降低大约15— 38个百分点, 同时, 其每日吸烟数量减少了大约3— 9支, 效果显著; 后几行的结果表明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与样本饮酒行为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运用不同带宽所得到的结果类似。
以下将分析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内在机制, 同时, 我们也将进一步探讨自新农保实施以来, 该政策是否初步达到了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等政策目标。为了验证研究假设2— 4, 本文将依次分析获得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消费、获得家庭代际支持以及进行隔代照料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 本文检验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消费的影响。参照邹红等[52]118的做法, 本文以样本的医疗保健支出衡量其健康消费, 若医疗保健支出增加, 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消费提升, 健康意识提高。由表3 Panel A的结果可见, 医疗保健支出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消费。已有文献表明, 医疗保健方面支出的增加将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意识, 使其更加重视保健养生, 进而会减少烟酒等有害健康的物质消费[52]123。因此, 当农村老年人获得新农保养老金后, 健康消费显著增加, 健康意识亦随之提高,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吸烟等不良健康行为。
其次, 为了验证假设3, 本文以是否有子女料理家务以及料理家务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 检验了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表3 Panel B的结果显示,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显著提高了子代帮助农村老年人料理家务的概率, 同时, 帮助料理家务的子女数量亦显著增加。已有研究显示, 家庭代际支持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及健康状况[53]85。因而, 当家庭代际支持增加时, 农村老年人生活缺乏照料的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子女情感支持缺失情况也将有所改善,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提升, 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得以减少。
最后, 本文以样本是否进行隔代照料以及照料孙辈的数量为因变量, 检验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隔代照料的影响。由表3 Panel C的结果可见, 新农保养老金的领取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概率, 同时照料孙辈的数量亦显著增加。如理论分析部分所示, 在与孙辈的交流互动中,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将有所提升, 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能够得到更多满足[33, 34, 35]。同时, 为了孙辈的健康成长, 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也会减少。
通过机制的分析, 我们能够初步了解到新农保在改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促进农村家庭和谐等方面的政策效果。已有文献显示, 农村老年人养老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为健康状况差、经济收入低、生活缺乏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缺失[54]。本文研究发现, 首先,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消费, 该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得到部分提升, 进而使医疗保健问题有所改善。由此来看, 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促进健康状况提升的效果, 为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 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深度与广度将会得到更深层次的提升, 彼时, 制度养老在缓解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上的效果将会得到进一步显现。其次,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能够增加家庭代际支持, 这意味着,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压力由于子女代际支持的增加而得以减轻, 与此同时, 代际支持的增加表明子女同老年人之间的沟通联系更加频繁, 这为缓解养老问题所带来的家庭矛盾提供了条件, 老年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亦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最后, 在农村“ 空巢老人” 不断增加、情感慰藉缺失严重的情况下,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增加了农村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可能性, 能够为农村老年人带来心灵的慰藉, 缓解由子女情感支持缺失所带来的心理问题; 同时, 照料孙辈还可以作为一种媒介, 为舒缓家庭矛盾创造条件, 为促进家庭和谐提供助力。
综上所述, 自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开启以来, 养老金收入为缓解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提供了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家庭矛盾提供了帮助, 证明了其在促进农村家庭和睦方面的现实意义。
断点回归估计的无偏性及一致性取决于其识别假设的成立与否, 接下来根据已有研究所总结的检验方式, 进一步对本文断点回归的有效性进行更为严谨的检验。
首先, 断点回归的有效性要求样本不可操控或不可完全操控驱动变量, 若存在个体以操纵年龄的方式获取养老金领取资格的情况, 则断点回归估计可能是有偏的。检测驱动变量存在选择性与否的方式之一是检测驱动变量密度函数的连续性[50, 55]。图4反映了年龄的密度函数, 可见年龄密度函数在断点处较为平滑, 不存在明显的跳跃, 因而驱动变量并未被操纵。
检测断点回归估计有效性的另外一种方式为检测前定控制变量的连续性[50]。通常来讲,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不会对60周岁前的行为产生影响。表4检测了前定控制变量的连续性, 回归采用简约型方程, 但将原有的因变量变换为本文的控制变量。由表4的回归结果可见, 民族、婚姻状况、是否有日常活动能力障碍以及居住地类型均未与年满60周岁的规则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从而进一步展示了本文断点回归估计的有效性。
此外, 本文还根据断点处的设置进行了证伪检验。若本研究的逻辑成立, 则断点应仅在获取新农保养老金概率有跳跃的位置, 如60岁、60.1岁、60.2岁等等。当我们以距离60岁较远处设断点时, 则本文相关结果应不显著; 若显著, 则证明另有其他内在机制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产生冲击。表5报告了证伪检验的回归结果, 本文在Panel A以年满59岁为断点、Panel B以年满61岁为断点分别进行估计, 可见, 相关结果均不存在显著关系, 再次表明了本文断点回归估计的有效性。
当政策效果带有异质性时, 模糊断点回归所得结果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如果政策效果在全样本中相同, 则其与总体平均处理效应相等。基于此, 本小节对政策效果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以进一步了解断点回归的内涵。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38]220[53]77, 本文选取更客观且使用最广泛的BMI指标为分组依据, 以检验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当BMI过高(≥ 25)或过低(≤ 18)时取值为0, BMI位于正常范围内(18< BMI< 25)取值为1。根据健康状况分组的原因在于, 健康与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8]220[56, 57], 以健康状况进行分组所得结果易于推广。
如表6所示,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健康状况较好的组效果更好, 其中对抽烟行为的影响仅在健康状况较好的组中显著, 而对饮酒行为的影响则均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是存在测量误差, 另一方面则是当前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仍较为有限, 新农保养老金的领取对个人不良健康行为的抑制效果有限。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政策影响确实存在异质性, 其差别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从侧面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相关结论的可信性。
1.烟酒行为变化的潜在渠道验证:退休
众所周知, 60岁为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之一, 退休会降低人们的收入, 进而减少人们在烟酒方面的消费; 同时, 退休会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 进而减少人们的烟酒行为[52]121。值得注意的是, 退休年龄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城镇地区, 农民主要依据个人的现实状况决定何时退出劳动力市场, 但对农民工而言, 年龄依然是其能否被雇佣的门槛:用工单位一般不会招聘超过60岁的员工。因此, 纳入过去一年曾从事过非农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口, 则该类个体可能会受退休年龄的影响而改变其健康行为,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了排除退休这条潜在渠道对本文样本烟酒行为的影响, 本文将过去一年曾从事过非农工作的个体进行剔除, 并重做表2 Panel B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 农村老年人近期吸烟的概率显著下降, 每日吸烟数量显著下降, 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仍未对农村老年人的饮酒行为带来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本文相关结论较为稳健。
2.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有吸烟史、饮酒史样本的影响
前文主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在获得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后, 其烟酒行为是否发生变化, 因此保留了全部样本。然而, 有学者发现, 受各类因素影响而改变不良健康行为的情况仅存在于有吸烟史或喝酒史的个体中[52]118[58]。为了进一步考察本文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我们相应地剔除了没有吸烟史、饮酒史的样本, 并重做表2 Panel B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农村老年人的每日吸烟量显著下降。这反映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吸烟行为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 边际” 上, 即养老金收益除影响农村老年人是否吸烟外, 还会减少有抽烟史的农村老年人的每日抽烟量。此外, 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每周饮酒数量的影响较小, 且统计上不显著。在剔除过去一年曾经从事过非农工作的个体后, 有吸烟史、喝酒史的农村老年人的烟酒行为变化与以上结果类似。
本文通过断点回归识别策略验证了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新农保养老金收益使农村老年人近期吸烟的概率降低大约15— 38个百分点, 每日吸烟数量减少大约3— 9支; 然而新农保养老金收益并未对农村老年人的饮酒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 新农保养老金政策的实施能够为缓解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提供帮助, 同时, 该政策在缓解家庭矛盾、促进农村家庭和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后,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消费、获得家庭代际支持以及进行隔代照料的可能性均有所增加, 在以上渠道的影响下, 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健康行为减少。最后, 研究还发现, 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年人受政策影响更大, 同时也更显著, 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发现, 农村老年人不良健康行为改善的原因在于, 新农保增加了健康消费、家庭代际支持以及隔代照料, 农村老年人在情感缺失以及对养老缺乏信心等方面的状况得到缓解。对此, 我们可从加强农村地区精神文化建设、完善养老模式等方面入手以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信心。一方面, 国家和社会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 丰富农村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 社会应鼓励外出的子女多回家看看, 从而有效地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压力, 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 改变农村地区依靠家庭养老的现状, 构建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模式并存的模式。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 以社区养老为依托, 制度养老提供支撑, 机构养老进行补充, 四种模式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多元并存[2]80-81。此外, 在完善社会养老机构监管制度的基础上, 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考虑在农村养老事业建设中适当地引入市场力量, 建立政府、养老企业同农民之间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1]63, 进一步满足农村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在异质性分析中, 本文发现, 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年人受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 该结果可能反映出当前新农保政策力度有限, 养老金收益对不良健康行为的改善效果尚有提升空间。对此,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提升政策力度, 完善社保制度:第一, 进一步完善新农保相关规则, 提高新农保基本养老金的金额标准, 以便参保人对未来生活与发展形成良好预期。第二, 加强对新农保的宣传, 进一步提升农村户籍人口缴费的主动性, 相关政策应积极设置缴费补贴同个人分档缴费相关联的激励规则, 通过缴费年限以及金额的逐步增长提高养老金的领取额, 鼓励农村户籍人口长期缴费, 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养老的影响力。第三, 进一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59], 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 要重点弥补农村有关方面的短板, 在政策设定和实行的方方面面, 应尽可能地做到城乡居民的权利及机会公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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