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明七年(1787)五月, 江户幕府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1773— 1841)继位之际, 连年饥荒导致民怨沸腾, 暴动频发。按照惯例, 新将军袭位之后的两三年内, 朝鲜应派遣通信使团前往祝贺。但在财政困难的形势下, 德川幕府已无力承担巨额的接待费用。于是, 日方先是不断向朝方提出“ 延期聘礼” , 后来又提出在距离釜山较近的对马藩举行“ 聘礼” 。但朝方认为, 如此一来, 不仅改变了在江户(东京)向幕府将军递交国书、交换国礼的旧例, 还降低了接待规格, 难以接受。双方僵持不下, 反复交涉长达20余年, 才促成日朝最后一次通信使外交。1811年三月到六月间, 日朝双方外交人员在对马藩会晤, 这便是有名的“ 易地聘礼” 。朝鲜通信使团由正使吏曹参议金履乔、副使弘文馆典翰李勉求等336人组成, 人数上比以往的近500人有较大幅度的缩减。使团于三月二十九日抵达对马岛, 六月二十七日返程, 在日访问近三个月。

1811年以前的朝鲜通信使团仅在对马岛短暂停留, 然后经由马关进入濑户内海, 途经鞆之浦、牛窗、兵库等港口抵达大阪, 然后在大阪淀川河口换乘幕府及西国大名为其准备的“ 川御座船” , 行进至淀(今京都府伏见区)改行陆路, 近500人的使团, 再加上对马藩约1 500人的向导、护卫人员, 浩浩荡荡向江户行进。至江户后, 入住位于浅草的东本愿寺, 然后在大广间向幕府将军递交国书和礼品, 得到幕府将军的返翰和别幅(回礼)后, 启程返回朝鲜。

从对马岛至江户的数千里往返过程中, 朝鲜通信使团中有人专门记录所见所闻, 留下了众多的纪行类资料。而沿途的日本文士在通信使团经过其地时, 会蜂拥而至, 求书索画, 笔谈唱酬, 还有人将自己的诗文集或书画作品送给朝鲜使节, 求序跋, 邀品评, 若能得到朝鲜使节的高度评价, 便会在日本声名鹊起, 一夕成名。

但1811年的“ 易地聘礼” 却不同以往。由于改为在距离朝鲜较近的对马岛举行聘礼, 朝鲜使节于三月二十九日抵达对马岛后, 行程便基本完结, 使节们也就无法像以往那样观察对马岛以东沿途的地理人文、社会风俗等情况, 因此纪行类的记录也在对马岛戛然而止。如正使金履乔《辛未通信日录》^{[3]第八卷, 110-177}的记录时间起自李氏朝鲜纯祖九年(1809)八月, 主要记录朝鲜组团出访的始末, 抄录了各类文书档案, 而到对马岛之后的记录则甚为简略; 军官柳相弼《东槎录》虽然比《辛未通信日录》的记录详尽一些, 但记事也失之于简:“ (六月)二十一日, 阴, 早朝江户林太学头率弟子三四人, 以私礼入谒, 两使与诸文士移时笔谈; (六月)二十二日, 朝阴, 暮雨。” ^{[4]第5册, 317}实际上, 六月二十一日的笔谈者是日本派出的官方最高级别的文化交流团, 参与的人有多少, 交谈的内容是什么, 《东槎录》都没有提及。六月二十二日, 大学头林述斋派其弟子松崎慊堂再赴客馆笔谈, 但《东槎录》只记录了当天的天气, 对松崎来访一事只字未提。正使书记金善臣也著有一本日记, 名为《清山岛游录》,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该书主要收录朝鲜使节与日本文士的诗文往来, 没有收录笔谈内容。

“ 易地聘礼” 同时也给日本提出了新的课题。以往幕府将军均在江户接见朝鲜使节, 交换国书, 举办飨宴, 而让德川家齐远赴对马岛接见朝方使团是极不现实的。所以, 日方任命小仓藩主小笠原忠固为正使、龙野藩主胁坂安董为副使, 随员有大学头林述斋、松崎慊堂、古贺精里、草场佩川(“ 佩川” 亦作“ 珮川” )、樋口淄川、冈本花亭等人。从成员所担负的职能看, 正副使负责完成外交任务, 代表幕府将军交换国书和别幅, 并主持飨宴。而以林大学头为首的儒官、学者、文士则负责文化交流, 这也是日朝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官方派遣的成员外, 以酊庵的五山僧以及少数日本地方文士也与朝鲜使节有过笔谈交流, 留下了8种55件笔谈文献。这些资料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日朝双方的交流实态, 而且可以大大弥补朝方纪行类记录的不足, 价值极高。这些笔谈文献具体如下:

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 日朝两国在通信使外交机制下, 人员往来频繁, 文化交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与日本相比, 李氏朝鲜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但在礼仪、服饰、儒学、诗文、书法、医学等方面的文化优越感, 使其在两国外交中获得了某种平衡, 实现了与日本分庭抗礼的对等外交。而日本在与朝鲜长达两个世纪的通信使外交中, 却始终面临文化自卑的问题。

江户中晚期, 日本汉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 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中井竹山(1730— 1804)在《草茅危言》中感慨:“ 朝鲜终不可以武力施加于我, 遂欲以文事来凌驾于我, 诚如新筑州之《五事略》所论。因乘我邦学暗之处, 欺我无知, 道中之卤簿建‘ 巡视’ ‘ 清道’ ‘ 令’ 之旗, 无礼之极。” ^①(① 原文为日语, 引文系笔者翻译。参见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卷二, 大阪大学怀德堂藏1796年写本。)中井竹山为大阪怀德堂第四代堂主, 学识渊博, 门生众多, 是当时关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中井竹山提到, 朝鲜通信使高举“ 巡视” “ 清道” “ 令” 等大旗招摇过市, 有失礼制。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 失礼” ,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日本长期在文化方面处于劣势, 所以每次朝鲜使节来访, 日本官民争相求见, 求和诗、讨书画、问序跋、邀品评, 让朝鲜通信使疲于奔命, 在获得文化优越感的同时, 也产生了厌倦情绪。如第9批朝鲜通信使的制述官申维翰(1681— 1752)《海游录》中便有这样的记载:“ 日本人求得我国诗文者, 勿论贵贱贤愚, 莫不仰之如神仙, 货之如珠玉, 即舁人厮卒不知书者, 得朝鲜楷书数字, 皆以手攒顶而谢。所谓文士, 或不远千里而来待于站馆, 一宿之间或费纸数百幅, 求诗而不得, 则虽半行笔谈, 珍感无已。” ^{[4]第3册, 365}由此可见, 朝鲜使节每次访日, 都能掀起一股“ 文化旋风” , 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极大的礼遇与尊重。另外, 申维翰《海游录》中还记载了掌管幕府文化事业的林家大学头林信笃有过请求朝鲜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笔谈酬唱而被拒绝的情况, 且林信笃的文笔被申维翰评价为“ 拙朴不成样” , 还被朝方正使指责“ 国书未传、使事未了之前, 闲漫吟咏, 道理未安” ^{[4]第3册, 317。}

而至江户晚期, 日本的国学、汉学、艺术全面发展, 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天保八年(1837), 太山诚在前述《精里笔谈》的序文中称:“ 国家兴二百有余年矣。文明之化敷乎海内, 英特有名之士起于四方, 诸儒自立, 各成一家。或诗以名家, 或书以名家, 或文章以名家, 其所见, 其所闻, 异说纷挐。” ^②(② 参见古贺精里、冈本花亭《精里笔谈》,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817年太山诚写本, 1a。)太山诚对1811年日朝外交笔谈文献《精里笔谈》的阅读体会, 反映出日本历经两个世纪所积蓄的文化力量足以与朝鲜一较高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1811年江户儒官赴对马岛与朝鲜使节会面, 为日方提供了一个证明自我的舞台。以江户儒官林述斋为首的日方文化交流团对参与笔谈的人员进行了内部选拔, 对日方正副使随员参与笔谈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查, 在江户至对马岛的行进过程中加紧“ 备战” , 至对马岛后日朝双方相互获取对方情报, 对马藩也对民间人士能否参与与朝鲜使节的笔谈加以审查。这一系列的措施鲜明地呈现出日朝两国外交中的文化交流机制。

《对游日记》六月二十一日条记载:“ 祭酒林公与朝鲜使节笔谈于客馆, 令松崎复执笔, 朝鲜使节自尊, 口授令书记执笔, 故林公亦如此云。” ^③(③ 参见樋口淄川《对游日记》, 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写本, 28b。)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林述斋并未挥笔, 而是口授, 由松崎慊堂代笔。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礼仪对等的考虑, 因为朝方正副使也是“ 口授令书记执笔” 。实际上, 双方见面的前提不止于此, 从松崎慊堂《接鲜纪事》^[9]60-66中可知, 林述斋与松崎慊堂事先已经做了周密的准备, 希望借助这次“ 易地聘礼” 的机会, 变革接待朝鲜使节的礼仪, “ 善者尊焉, 弊者革焉” , 甚至还提出如果不及时更正, 会“ 竞损国体” 。

具体改革方案归纳如下:

(1)日方为大学头林述斋增设一名书记官。以往林氏访问朝鲜使节, 对方正副使“ 专使制述、书记辈主之” , 林述斋对此非常不满, 所以任命松崎慊堂作为自己的书记官同往, 自己口述, 由松崎慊堂负责记录、书写, 这样就能做到形式上的对等。

(2)先公后私。林述斋和松崎慊堂认为, 假如在聘礼之前便私下会务, 有可能透漏太多信息给朝鲜使节, 使其“ 驾自便之说” , 所以决定举行完正式的聘礼之后再进行私下的文化交流。

(3)简化礼仪。见面时省去烦琐的礼仪, “ 公堂见面, 交揖即可” 。

(4)以往都是日方主动访问韩馆, 这次要求朝鲜使节先提出邀请, 然后才去访问。

(5)级别对等。林述斋访问韩馆时, 通信正副使需要出面接待。若仅有书记、制述等人接待, 则只派古贺精里去。“ 且彼三品, 与我三位” , 即要求级别对等。

(6)服装对等。以往林氏着大纹官服访问时, 朝鲜使节往往穿便服接待, 这样服装就不对等了, 所以这次林述斋一行也穿便服访问。

(7)诗歌酬唱的顺序。以往都是日方先投赠, 然后朝鲜使节和诗。这次要求朝鲜使节先赠日方诗, 日方作和诗。

揭诸前文, 至江户晚期, 随着日本汉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 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这种思潮之下, 江户幕府于文化八年(1811)实现了唯一一次“ 易地聘礼” , 负责接待任务的林述斋及其弟子在远赴对马岛之初, 就制定了打破朝鲜文化优越感的接待方案, 要求先公后私, 并且在得到朝方邀请后才去会晤, 更是提出级别对等、服装对等、简化礼仪等诸多要求。

松崎慊堂和朝鲜使节李太华笔谈时问道:“ 清诗不足取乎?” ^[9]92李太华以“ 以小事大, 势也。以诗相和, 末也。何必俯问” ^[9]92为借口, 没有正面回应, 接着写道“ 贵国亦应知我国冠裳” ^[9]92, 想以此转移话题, 并希望得到松崎慊堂对朝鲜“ 大明衣冠” 的评价, 而松崎慊堂却以“ 如其冠裳, 横目者见之, 所问不在此” ^[9]92为由, 未予置评。笔谈中还反映出日朝两国对清朝考据学评价的不同, 李太华提到:“ 我国学问自退陶(李滉— — 笔者注)以后, 名硕辈出, 皆以考亭(朱熹— — 笔者注)为主。元无异端之间其间矣。” ^[9]96对于将朱子学以外的学问视为异端的看法, 松崎慊堂直接予以了否定, 并提出“ 如近世阎百诗、朱竹垞、顾亭林一辈说, 是也” ^[9]97, 认为阎若璩、朱彝尊、顾炎武的学说是值得肯定的, 这与江户后期日本儒学界崇尚考据的学风也是一致的。对此, 李太华再次强调“ 此我国无主张者, 特观其说而已也” ^[9]97。二人的讨论针锋相对, 互不示弱。在评价朝鲜使节的诗歌时, 松崎慊堂甚至说:“ 有人寄两书记舟中诗筒至, 其诗拙陋, 至不能成语。” ^[9]114并以此为由, 没有将“ 两书记舟中诗” 收录进其所编的《接鲜瘖语》。

总而言之, 在松崎慊堂看来, 这次接待朝鲜通信使时, “ 一手之所录出, 当彼三五辈” ^[9]65, 打破了朝鲜使臣的文化优越感, 认为“ 比之从前, 其为得体也” ^[9]63, 所以“ 订定立言之法” ^[9]66, 作为今后接待通信使的标准模式。可见, 松崎慊堂在撰写《接鲜瘖语》时, 不仅仅是为了纪事, 还强调了此书的“ 立言” 功能, 希望此书能在之后的日朝外交活动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从现存《接鲜瘖语》30余种抄本及印本的流布地域之广、流传时间之长可以看出, 松崎慊堂的这种思想在日本得到了积极呼应, 影响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对朝态度。而长期以文化优势在对日外交中取得对等地位的朝鲜, 失去了最有利的筹码, 日朝关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现一个历史拐点。1918年, 日本政府为了表彰松崎慊堂在对朝外交中发挥的变革旧礼、弘扬国威的贡献, 追赠其正五位勋位。可知, 松崎慊堂的对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积极响应, 突显了《接鲜瘖语》在近代日朝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力^[9]46-48。

除林述斋、松崎慊堂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外, 以酊庵的五山僧、京都文士三宅橘园、古贺精里及其门生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交流总体上是非常友好、融洽的, 朝鲜使节对以上人士也是大加赞赏。但在平和的表面下, 却隐含着日本文士在对朝交流中文化心态的变化, 他们已由最初的仰视对方, 变为平视, 甚至俯视。古贺侗庵在为其父整理的《对礼余藻》中写有两篇跋文, 其中一篇在附录之前, 写于文化十年(1813), 很好地反映了日本文士文化心态的转变。内容如下^[7]531:

我日域巍然峙立于海东, 对岸之国以十数, 除西土之外, 其稍知礼仪而可与交使币者独有朝鲜而已。是以庆元而还, 许其入贡, 接遇极优。即彼之典章文物、人才国俗, 地形之广狭, 兵力之疆弱, 虽不能希望本邦之仿佛, 而朝廷故以敌国相待, 可以见朝廷含弘之美矣。文化壬申之春入贡, 小仓侯往对马州受聘, 家君实与焉。竣事而归, 辑其答问之语、唱酬之什为一卷, 题曰《对礼余藻》。

夫国初以来, 接朝鲜使节者遗文俱存, 历历可睹。源君美及徂徕门诸子, 由此其选也。煜间尝繙而阅之, 每恨其好胜之心炎于中而溢于外。或以我之强侮彼之弱, 以我之大蔑彼之小, 以我之丽藻曼辞凌暴彼之枯肠短才, 是以公 夷人不肯降心以从, 动以不肖之语相加, 纷呶弗已, 宾主揖让之礼扫地, 其辱国体、贻笑外夷何如也!家君有鉴于兹, 及接韩使节, 卑以自牧, 不敢有凌加。试阅斯编, 绝无虚喝夸诞之语, 炫多斗靡之作, 是以彼亦感悦欣慕, 无敢枝梧朝廷之威, 不待震耀而自威。二国之好, 不假申盟而愈固。

夫人必地丑力敌不相屈下, 然后始有好胜之心。如本邦之于朝鲜, 大小悬绝, 臣畜之而有余, 而白石以下诸子以好胜之心待之, 是以敌国自处也, 是自小而自卑也。今也家君居之以谦, 接之以礼, 而彼自知大国之可畏, 不敢有侵轶, 则亦何苦而效从前好胜之为哉。

文化癸酉维暮之春, 儿煜再拜敬书。

古贺侗庵跋文的主旨是批评新井白石以来产生的日本文士与朝鲜使节笔谈时“ 虚喝夸诞、炫多斗靡” 的好胜之风, 指出以往的日本文士之所以争强好胜, 皆出于自卑心理。而明智的做法应该像其父古贺精里一样, 谦和有礼, 让朝鲜使节心生敬畏之心, 这也是大国应有的心态。换言之, 这是对日朝“ 文化间的比赛” 的一种否定。跋文中多处称朝鲜使节访日为“ 入贡” , 甚至讲出日本与朝鲜“ 大小悬绝, 臣畜之而有余” 的狂言。古贺侗庵所说的“ 大小悬绝” 不仅限于疆域与国力, 应该也含有极高的文化自信。这种“ 不待震耀而自威” 的对朝文化交流策略, 虽然不及林述斋、松崎慊堂大刀阔斧地变革礼制那样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 但影响也同样深远。

本文以最后一次朝鲜通信使访日为例, 利用以酊庵五山学问僧、江户儒官、民间文士等三类群体的笔谈文献以及相关资料, 综合呈现了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士交流的实态。1811年朝鲜通信使访日虽然在日本边陲对马岛举行聘礼, 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并未缺失。由大学头林述斋、儒官古贺精里以及他们的弟子组成的日方“ 文化交流团” , 首先对参与此次笔谈的人员进行了内部选拔, 对正副使的随行人员提出的与朝鲜使节笔谈的申请一一驳回, 对马藩对民间人士能否参与笔谈也进行了审查。具体而言, 林述斋通过严格控制笔谈参与人员的数量与质量, 保证了日方参与人员的交流水平, 遏止了动辄以二百韵乃至八百韵斗奇争胜的“ 虚喝夸诞、炫多斗靡” 之风。除此之外, 林述斋一行对此次与朝鲜使节的笔谈也做足了功课。通过与沿途日本文士诗歌酬唱以练习和诗, 认真研究以往日方人员与朝鲜使节的笔谈案例及“ 旧来之官法” , 从以酊庵五山学问僧那里抄录朝鲜使节的诗文以了解对方的诗文水平, 又多次派出弟子以民间文士的身份去探听虚实, 做到了知己知彼, 从容应对。

江户后期, 随着日本诸文化领域的全面繁荣, 日本文士在与朝鲜使节交流时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便是林述斋、松崎慊堂变革旧礼, 先公后私, 要求级别、服饰、礼仪等方面都要对等, 对诗歌酬唱顺序也提出了要求的真正原因所在。而笔谈中的多次交锋, 从形式到内容, 对当时的日方而言, 无异于打了一场“ 文化翻身仗” ; 而古贺精里的博学与谦让, 所谓“ 不待震耀而自威” , 则更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典型表征。自此, 朝方长期以文化优势抵消日方军事优势的近世日朝对等外交体系逐渐失衡, 日朝“ 文化间的比赛” 的历史拐点由此出现, 它无疑影响了此后日朝外交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