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作为汉字文化圈内跨语言交际的特殊文体, 参与者、时间、地点、内容四大要素缺一不可^[1]5。经过当事人整理或由后人编辑的笔谈资料, 如朱舜水与小宅生顺的笔谈集《西游手录》^[9]83-111、名仓予何人与中国官绅的笔谈录《沪城笔话》^[10]109-162, 参与者在话前话后标示姓名或字号, 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然而, 未经整理的笔谈原稿就比较复杂, 在临场应对的紧迫状态下, 当事人几乎多未署姓名, 判定笔谈者为谁并非易事。

孙宫笔谈的情况就是如此, 目前所见诸版本的差异既在于录文本身对某些字词的误录、错录, 也在于不同版本在界定参与者身份时得出的不同结论。现有所有活字版本中, 无一例外将笔谈参与者二分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 然而《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解题对此提出质疑:“ 平山周也有参与笔谈, 因此当作宫崎笔谈的部分中, 也可能掺杂着平山周的笔谈。” ^[5]551若是如此, 平山周或许是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的“ 第三人” 。

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 兴中会领袖孙逸仙” 一章中详述了与孙中山的相识过程, 首次见面他先是独自前往的, 畅谈一番之后, 他向孙中山介绍自己的同志“ 南万里” (平山周之号)。不久平山周赶来加入畅谈, 内容涉及日本的政党、人物, 欧美的国事, 中国的现状、宗教、哲学等方面^[3]135。平山周在其书中也提供了佐证, 即宫崎同他一道回国之后, 曾一起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相识翌年, 因与宫崎“ 欲连络中国各省志士, 再游中国” ^[11]144, 而先将孙中山居所迁至横滨。另外, 孙中山与陈少白当时是作为平山周的汉语教师而获准留在日本的, 因此一度与平山周同住^[3]135。

综上所述, 在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初次相遇的那天, 平山周也在场, 并且参加了当天的“ 畅谈” , 且后续交往中三人共同笔谈的可能性是极高的。问题在于, 大部分笔谈原稿早已“ 烧弃” , 平山周即便在场, 他所参与的笔谈也未必得以保存, 即这21件笔谈残稿中虽然有平山周参与的可能性, 但具体哪一部分为平山周所写, 仍需要缜密的判读识辨。

在笔谈残稿中, 有一部分集中探讨欧洲对华态度、中国国内志士、革命起点与乙未广州起义失败等问题。这一部分笔谈因存在明显的前后脉络关联, 《家藏》将其排列为:第九件(C1— C8)、第十件、第十一件(C1— C8)、第十二件至第十八件、第九件(C9— C12)。这个排列是妥当的, 但对笔谈者身份的界定却存在问题。与孙中山笔谈对话之人究竟是否仅有宫崎滔天?下文引述时, 将以“ 宫崎?” 的形式标注存疑的笔谈者身份。前两件如下:

第九件(C1— C8):

孙文:倘此事为俄主张, 使独人先发手, 则中国危矣。分割之机或兆于此也。我辈为之奈何?

宫崎?:瓜分之机已兆, 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 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 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 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 奠定大局也。

第十件:

孙文:且数处齐起者, 不只惊动清虏, 且震恐天下。则不只俄人力任救清之责, 吾辈亦恐蹈纳波伦之履(覆)辙, 惹欧洲联盟而制我也。盖贵国维新而兴, 已大犯欧人之所忌矣。中国今欲步贵国之后尘, 初必不能太露头角也。虽曰不露头角, 而事一发, 则不能瞒欧洲明眼人之耳目也。万一不幸欧洲有联之举, 鄙意必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 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 以散其盟。彼盟一散, 然后我从而复合之。其法以广东请英保护, 广西请法保护, 福建请德保护, 两湖、四川、中原为独立之国。法、德一入我圈套, 则必自解其与俄之从(纵), 然后我得以利啖之, 使专拒俄, 或联东西成一大从, 以压俄人东向之志。俄势一孤, 我可优游以图治。内治一定, 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此余一人之见也, 足下以为如何?

《家藏》将第十件中“ 虽曰不露头角, 而事一发, 则不能瞒欧洲明眼人之耳目也” 一句断作宫崎所写。但细观此句笔迹, 与前后无异, 应是同笔。故此处将其更正为孙中山所书。后几件如下:

第十一件(C1— C8):

宫崎?:中东合同, 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 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 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者, 天理人心之所会也。

断而行之, 今之时为然, 一日不可宽。

孙文: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 以招欧人之忌, 则志无不成也。

吾合彼亦合, 势必然也。惟先合者必胜也。

第十二件:

宫崎?:“ 机事不密则害成” 者, 《易》之大戒也。及今之时, 须在清国南北之要会, 设法务收揽所在英雄之心, 妥为布置, 可以占有为之地步。是为目前之至要。

孙文:欧洲联盟制我之事, 或未必有, 然不可不为之防。道在我有不可攻, 不恃人之不我攻也。

阁下到中国各处, 结纳有志之士如此之众, 其中有雄才大略、可以独当一面者有几人?可得详而名之乎?

宫崎?:之者多在重庆及河南、山东之三处。

孙文:现在何处?是何姓名?

宫崎?:才略兼备任大事者才有四人, 其他精明强悍充方面之任者, 约二十七八人。

孙文:在何处为多?

宫崎?:四川、河南、山东、江苏交界之地, 可举二万之众。

四川廖英(芙)初, 河南郑、梁、胡、王, 江西李, 此六员有为之才也。其外二十七八人。

第十三件:

孙文:阁下何不一游广东惠、潮、嘉三府之地?

往年英、法入北京, 亦在此地招额外之兵。

宫崎?:弟周游贵国, 与真士大夫上下议论, 先自兴亚之策而入。兴亚之第一着, 在中东之提携。而欲举中东合同之实, 非一洗满清之弊政不可。是故所说无不合也。

孙文:上说之三府, 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 官府不敢追究之。

弟意此地亦可作起点之区, 因与台湾密迩, 便于接济军火。阁下此到中国, 务宜留心此地。

往见两湖张督, 可直以兴亚之策说他。多是粗蛮之人。虽富家子弟亦不读书, 多尚拳勇之徒。

第十四件:

孙文:阁下迟数日再往中国。弟意以为不必泛到多处, 只宜往一近海口之处, 联络同志为发轫之处可以。

盖以弟意所知者, 今日有是志者到处皆是, 惟不敢言而矣。是以吾辈不忧无同志, 只恐不能发一起点而矣。有一起点, 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 不必虑其不焚也。

惟此起点之地, 阁下以何为最善?前者弟以广东为最善, 因人地合宜也。在广地, 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慓悍之徒三四十万。但有前年之失, 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 到处提防, 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是广东者, 今日非善矣。不先择定一地, 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

宫崎?:还是以四川为负嵎(隅)之地, 在(再)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而耳。

孙文:但四川不近海口, 接济军火为难, 为之奈何?

第十五件:

宫崎?:军火一项, 虽近海口亦所难。无已, 开接济之道于浙东之沿岸乎?是亦失太远。

孙文:诚如前之所言, 在山东、河南、江苏交界可招二三万众, 则以江苏之海州为最善矣。盖起点之地, 必先求得人; 其次接济军火之道; 其三不近通商口岸, 免各国借口牵制。海州之地于此三者皆得, 且可握运河、绝漕米, 此亦制北京之死命。

宫崎?:取道于海州之事, 弟已于十余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盘桓七八天, 细看海口之形势, 不便入巨船只。离州城二十里云台山, 在海中有可靠大船耳。且州城有厘金, 每小船通过, 稽查甚严。

孙文:到此时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谓起点者, 则先夺取之也, 而意亦并指云台山也。

宫崎?:先夺云台, 结束已成; 而入州城, 或事可集。然是亦不得谓恰好之地。

第十六件、第十七件:

孙文:盖起点之地, 不拘形势, 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在海州, 则进取、接济亦利于广东矣。惟聚人, 则弟于此毫无把握。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 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 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如阁下云, 此地可招二三万众, 亦可集事矣。盖海州既有两便, 又有其人, 则北可进握山东以窥北京, 南可夺取准(淮)阳以通大江, 则粮食无忧也。有人、有粮、有器, 则成败在乎运筹指挥之策耳。

宫崎?:从海州到河南、山东之交界, 约要十数天。此间一带之地, 土赤民贫, 无糗粮之可续。我数千之众, 逡巡之间, 或为敌之所乘。弟故以为起点之地, 先要撰形胜之区。

有敝友主说曰:“ 以台湾南角之火烧岛为军火顿(囤)积之处, 用小船暗送运闽越之海口, 可以开接济之道。” 此说以为如何?

孙文:此说颇有理。惟以小船送运, 恐有绝夺之虞。

宫崎?:用小船送运者, 避人之指目也。

孙文:虽然, 但小船不能与厘卡抗衡, 故不稳也。

弟之意独有一策:欲在外集人千数, 备足军火, 暗入中国, 袭夺一大名城。

宫崎?:入此则用小船, 送运军火亦可充用。

孙文:必用大船, 作一起齐到方可。若小船, 必分百数次。则先到者已擒, 而在后者亦不能助, 而不能知也。

小船运军火之法, 广东前年之事则用之也, 甚有成效。运过数十次, 关卡毫无知觉。后用大汽船所运者, 反被搜出。虽然, 小船前则有效, 今必不能用矣。因彼已知所防也。

阁下所言小船之法亦甚是也。可知英雄所见略同, 惟余辈有前失耳。

第十八件:

孙文:当时弟已领千二百壮士, 九月一日进了内城, 已足发乎。后有人止之, 谓此数不足弹压乱民, 恐有劫掠之虞。后再向潮州调潮人三千名, 为弹压地方。候至初九, 仍未见到。个人会议, 定策改期。是午后二时, 发电下港, 止二队人不来。不料该头目无决断, 至四时仍任六百之众赴夜船而来。我在城之众于九日午已散入内地, 而港队于十日早到城, 已两不相值, 遂被擒五十余人。

当时在粤城有安勇三千人, 有督标、抚标各营之兵, 已有意一起事时即降附我众, 及在广河之水师兵轮亦然。后失事, 兵轮统带被囚, 安勇统带自缢。

第九件(C9— C12):

孙文:其失则全在香港之队到来, 使有证据。而其不来, 则无据可执也。

因当日已合全省绅民反案, 因左证确实, 遂不能移。

这一部分的笔谈中, 笔谈双方从欧洲对华动态谈起, 述及中东(中国与日本)联结是抗欧之法。由此又论至中国国内有志之士的地域分布、革命起点之必要因素等。但在谈到革命起点究竟选在何处时, 二人产生了分歧。孙中山表示, 曾经自认为广东最适合, 但经前年广州起义失败, 当地官员严防死守, 难以举事, 故广东已非最佳选择。另一方(《家藏》判定为宫崎)认为择四川之险要地势, 再向两湖、河南开封之郊扩展为妥。对此, 孙中山以四川远离海口, 难以接济军火为由, 进而提出江苏海州应是最好选择, 因其地既能召集人手, 又可接济军火, 再者不靠近通商口岸, 不会被盘踞口岸的各国殖民者找借口牵制。

笔谈到此(第十五件), 另一方突然透露一个惊人信息:自己十余年前就有此考量, 还曾到海州实地探查。这一细节成为我们判定此笔谈者身份的重要线索。如若将笔谈双方限定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 则有两个明显的疑点。一是孙中山多次称呼对方为“ 阁下” , 查考两人笔谈及往来尺牍, 孙中山从未称呼过宫崎为“ 阁下” , 而习惯用“ 先生” “ 足下” 。“ 阁下” 与“ 足下” 这一称呼的转变不似无心为之。另一点则是关于笔谈另一方所说的“ 取道于海州之事, 弟已于十余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盘桓七八天, 细看海口之形势, 不便入巨船只” 。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①(①该书为最早收录孙中山笔谈活字版本的出版物。)与《孙中山全集》第一卷^② (②该系列第一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稿缩微底片, 将孙宫笔谈收录为“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 。)均认为“ 取道于海州” 这部分出自孙中山之笔, 而张继^①(①参见秦孝仪编《“ 国父” 全集》第二册,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第382-398页。此书收录了两个部分的笔谈:第一部分摘自陈鹏仁在1977年《人与社会》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的《宫崎滔天与“ 国父” 等的笔谈残稿》, 该文除个别地方外, 基本因袭《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所收笔谈内容。《“ 国父” 全集》第二册虽然注出录文引自陈氏该文, 但实际也有细微差别。第二部分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现隶属于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 缩编为党史馆)藏《总理与宫崎寅藏谭论革命笔录》抄本(047/12)附张继注。)与《家藏》则断为宫崎所书。陈鹏仁指出, 以1897年为基准的“ 十余年前” , 宫崎滔天年仅十六岁左右, 尚未与中国革命结缘, 不可能是宫崎所写; 另一方面, 孙中山真正开启革命生涯, 是在其上书李鸿章未果之后, 由此推断此笔谈者为孙中山的可能性较大, 但“ 十数年前” 或为“ 数年前” 之误^②(②陳鵬仁「中国革命と宮崎滔天」,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

与孙中山相遇之前, 宫崎两度到过中国。第一次只在上海短暂停留, 第二次与平山周结伴道经上海至香港, 后因闻孙中山到日消息, 便立即折回日本。可以认为, 宫崎在正式接触孙中山之前, 到过中国的时间跨度与对中国地理情况的了解程度, 都很难达到笔谈中所述的那般, 更不要说能够准确描述出中国各地地形之特征、畅谈革命起点了。因此, 孙中山此外的笔谈对象可以推定不是宫崎。

至于将此段的说话者判定为孙中山, 就更不符合逻辑。首先, 写下“ 取道于海州之事” 的人, 显然在陈述海州作为革命起点存在问题, 之后还称“ 然是亦不得谓恰好之地” ; 然而孙中山正是提出海州可以作为革命起点之人, 若此为孙中山所书, 则前后矛盾。其次, 以1897年为基准的“ 十余年前” , 孙中山还未正式形成革命思想, 甚至还未写下《上李鸿章书》, 又谈何窥测海州以为革命之起点呢?陈鹏仁认为“ 十数年前” 或为“ 数年前” 之误, 而实际上笔谈原稿中写作“ 十余年前” , “ 十” 不可能是衍字。若非误写,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在1894年, 与笔谈时间只隔了三四年^③(③《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的编者认为笔谈发生的时间范围应当圈定在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之间。这样推断的原因是上限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初见, 下限为翌年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再度渡华之前。)。短短几年之间, 又怎会让孙中山产生“ 十余年” 的记忆偏差?因此, 这段话出自孙中山手笔的可能也可排除。

如上所述, 若将笔谈者双方限定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二人,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 都难以自洽。如此, 这位笔谈者的身份会是平山周吗?章炳麟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撰写叙言时, 提到“ 日本平山周, 游中国久。数与会党往复” ^[11]叙言。另外, 平山周在该书“ 兴中会及同盟会” 部分中摘录《香港华字日报》悬赏缉拿孙中山广告一则^[11]141-142, 证明平山周确实有机会接触《香港华字日报》, 这不免使人联想到第十九、二十一件笔谈的南、番两县正堂示(下文具述)。然而翻阅平山周履历, 并未找到他早年前往中国的证据。平山周虽然比宫崎滔天早出发, 但几乎与宫崎是同一时期去的中国, 之后还一同与何树龄会面。即使如章炳麟所描述, 他确实游历中国许久, 也不可能发生在笔谈前十余年。

既然宫崎滔天、平山周或孙中山都不可能是该笔谈的“ 责任人” , 那么笔谈者的真实身份究竟还有何线索可寻呢?此人不仅认识孙中山和宫崎滔天, 还在1887年以前到过中国, 与许多中国士大夫有交往, 并极其熟悉中国地理, 甚至亲自到海州探查。纵览与孙中山有过交往的日本人, 其中有一人自1884年起, 就陆续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遍历中国, 前后横跨近40年, 且与孙中山、宫崎滔天都有交往, 此人就是宗方小太郎。

1897年11月, 孙中山曾同陈少白一道前往宫崎滔天在熊本荒尾的老家。11月20日, 宗方小太郎至荒尾, 并与孙中山、陈少白面谈^[5]666。也就是说, 在笔谈成文期内, 孙中山与宗方确实有过接触, 并且还有过“ 面谈” 。这次相遇的情形可从宗方小太郎的日记中寻得一些线索。《宗方小太郎日记》1897年11月17日、11月20日、11月21日三条分别记载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 晴天。午前宫崎寅藏信到, 报清国流亡者孙文(逸仙)近日潜来熊本, 其人一到, 将携来访问余云。山田珠一来访。夜访米原, 托其捎去四十日元给宇土奥村伯母, 谈话移时归。

十一月二十日 晴。午前胁山逸马来访。京都田锅安之助、玉名宫崎寅藏信到, 孙逸仙已抵宫崎之寓, 请予来游。孙乃清国革命党南方之首领, 曾拟于广东举兵, 事败逃亡英国者也。

得电报称:德国军舰占领清国胶州湾, 令水兵六百名登陆, 扬国旗, 放祝炮, 驱逐该湾守备清兵二千人。

松田满雄来访。镇西馆安达谦藏送来明日同志招魂祭之请帖, 以事辞。午后二时二十分从池田上车, 至长洲驿下车, 驱车至荒尾村访宫崎寅藏, 会见清国流亡者孙文(逸仙)。孙去年九月拟于广州府举兵, 事败遁走英国, 为清国公使馆所囚, 以国事犯流亡者之故, 被英政府接纳, 在其保护下生活, 突然于今年九月渡来我国。改换姓名, 曰中山樵。此次来熊与予面会, 欲有所商量也。孙今年三十一岁, 虽非大器, 然才学兼优, 豪迈果敢, 有廓清天下之志。促膝谈论东方大事, 直到鸡鸣。孙甚喜。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午前与孙等快谈。午后二时告别, 步行至长洲驿, 将乘四时五分之火车归熊本。偶因军队运输而变更火车时间, 须至八时始得发车……^[12]403

通过这三篇日记, 可以获得以下信息:(1)孙中山是通过宫崎滔天认识宗方小太郎的, 孙中山一旦抵达宫崎老家, 宫崎就会携他拜访宗方。(2)11月20日, 宗方小太郎收到宫崎滔天的信, 告知孙中山已抵宫崎老家, 并请宗方前来晤谈。(3)11月20日, 宗方在前往宫崎家之前, 接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电报。(4)11月20日下午, 宗方到宫崎家, 首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欲见宗方, 是有事与他商量。宗方认为孙中山虽然并不是大器, 但“ 才学兼备, 豪迈果敢” , 而且有肃清天下的志向。孙中山与宫崎、宗方三人促膝长谈东方大事, 直至天明。宗方认为这次面谈让孙中山很欣喜。(5)11月21日上午, 孙中山与宗方继续快谈, 午后宗方告别孙中山。

这五条主要信息中有一条信息值得注意, 即是11月20日宗方在面见孙中山之前, 收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电报。这则电报成为破解笔谈者身份之谜的重要线索。

甲午战争落败后, 清政府在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 允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清政府以3 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三国以“ 还辽有功” , 加大对华侵入, 胶州湾事件即为还辽的后续事件。1897年11月13日至20日, 清政府与德国开始交涉。也就在20日, 宗方收到了有关这个事件的电报。

笔谈原稿第九件(C1— C8)中, 孙中山与另一名笔谈者所议论的“ 倘此事为俄主张, 使独人先发手, 则中国危矣” , 正是指德国从11月中旬以来发起的一连串侵占胶州湾的行动。孙中山在笔谈中谈及此事, 想必是由宗方处得知, 抑或是早已闻讯, 因此约见宗方共商对策。那么与孙中山笔谈之人的真实身份, 就极有可能是宗方小太郎。

要证明这个推测, 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是通过笔谈者对中国地理的熟知程度分析, 第二是通过笔谈者与中国文人志士的交往履历分析。

前者已如上文所述, 宗方早年便游历中国, 他的日记中更是详细记述了各省府州县的具体信息。宗方在他的《北“ 支那” 漫游纪》绪言中写道:

……遂由上海出发, 经嘉定、太仓, 入常州, 沿运河抵镇江, 泛扬子江, 啸扬州之月, 沿淮北上, 至淮阴, 东折渡淤黄河, 过海州, 入山东。取途即墨, 跋涉于千岳万峰之间, 达芝罘港。复转步向西, 经登州、莱州, 入青石关, 抵泰安, 振衣于泰山第一峰。出济南省城, 过德州, 入直隶界, 驱马于燕赵之郊, 经河间、涿鹿, 达北京, 淹留二旬, 孤剑复指东方, 过永平府, 出山海关, 入满洲。从锦州入奉天, 南下过辽阳, 复东折取朝鲜本道, 至鸭绿江, 满洲、朝鲜以此为边界。沿江南下, 抵安东县, 又左转西南, 沿黄海之滨进抵金州。至旅顺口, 雇一叶之扁舟, 渡渤海, 再达芝罘, 复渡渤海至天津, 遵陆路贯直隶之中部, 过保定府, 经正定, 出井陉口, 此为直隶、山西之分界。由此跋涉三晋之山河, 抵省城太原, 一直南下, 踏上党诸郡, 昼度太行山, 入河南省。过黄河, 至汴梁, 经许州南下, 由信阳入武胜关, 此为河南、湖北之交界。南行达汉口, 淹留武汉旬日, 下扬子江, 归上海, 时腊月某日也。回首去岁出离上海, 驴背风霜, 至今春正垂一年, 所经之地, 历八省二十三府十八州四十有七县, 纵横一万六千余里……^[12]2-3

此后数十年, 宗方也多次往返中日之间。由上文可见, 宗方确如笔谈者所述“ 弟周游贵国” 那般, 又有“ 东折渡淤黄河, 过海州, 入山东” 一句, 佐证宗方确实到过海州。查阅日记可知, 其在1887年5月1日进入海州境内, 5月8日自赣榆县至山东日照^[12]28-33。这段经历又与笔谈者“ 取道于海州之事, 弟已于十余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盘桓七八天” 完全符合。以1897年11月20日— 21日为基准, “ 十余年前” 的下限正是1887年, 而5月1日— 5月8日也恰符合“ 盘桓七八天” 的描述。此外, 第十五件笔谈中还提到离海州城二十里处有云台山一事, 宗方小太郎在1887年5月4日与5月6日的日记中分别记录“ 雨忽至, 出村行走, 右方近望云台山屹峙于天表” , “ 往东北行进, 东南遥望海州云台山” ^[12]30-31, 足见他清楚云台山的地理位置。

还有一点可以佐证笔谈者身份是宗方小太郎, 即与中国志士之交流。孙中山问笔谈者中国有志之士中有雄才大略者之名, 笔谈者提供了几个关键人物, 称:“ 四川廖英初, 河南郑、梁、胡、王, 江西李, 此六员有为之才也。” 纵览宗方日记, 其与中国各地士大夫频繁交流及书信往来, 真可谓是“ 周游贵国, 与真士大夫上下议论” 了。

《家藏》版笔谈录文中提到的“ 廖英初” , 多半是错录。对比各版录文, 除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抄本(即《总理与宫崎寅藏谭论革命笔录》)录作“ 廖芙初” , 其余均录作“ 廖英初” 。查笔谈原稿, “ 英” 字似为“ 芙” , 比对原稿中“ 暗结日、英两国” 的“ 英” , 笔法与“ 廖英初” 的“ 英” 字差别颇大。而宗方在日记中频频提及“ 廖蓉初” 这个名字, 曾称廖:“ 四川重庆人, 慷慨有气节。快谈移时归。” ^[12]368我们判断, 这是现场挥毫笔谈时, 误记“ 芙蓉” 二字中“ 蓉” 为“ 芙” 了。也就是说, 笔谈中的“ 廖芙初” 即是宗方日记中提到的“ 廖蓉初” 。

梁、胡二氏多次出现在宗方的日记中, 如189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 晴。写毕与河南胡、梁二氏会见始末之草稿。” 同月18日:“ 向东京本部安原氏通报河南之行始末(第十七号报告)。” ^[12]378此即指《梁胡二氏应对始末》, 该报告书现藏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故本文推测此二者即是笔谈中提及的“ 河南郑、梁、胡、王” 四人中的其二。

最后, 笔谈者提到的“ 江西李” 某, 推测应指李盛铎。1897年2月28日的日记中, 宗方记录了与李盛铎相遇一事:

二月二十八日 晴。午前访林正则, 谈话移时, 午饭后去。至广东路新利洋行, 与名士李盛铎、罗诚伯二人议兴亚大事。李乃江西名家, 榜眼出身, 翰林之名流也。容貌颇伟, 品学兼优, 有天下之志。夜与《时务报》记者梁启超、麦某等会饮于四马路一品香, 畅论东方之时事, 九时归。梁今年廿四岁, 弱冠中举, 学术文章冠一世。夜雨。

李、罗诸人曰:清政府依赖俄国, 非副国民之舆望, 实出自庙堂一二权臣之妄为, 即奉承皇太后之意者也。天子与皇太后不和, 确实无疑。现清国在上者尽皆腐铄, 居下者无知蠢愚, 不足道, 只中间士子真能做事, 他日动天下者必此种族也。日清联合之事, 在野志士皆热望之, 故不论两国政府方针如何, 志士互相提携, 乃当今之急务也。

梁曰:中国之天下已为满人破坏, 欲挽回国运, 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 云云。^[12]384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 宗方对李盛铎的评价也很高, 认为他“ 容貌颇伟, 品学兼优, 有天下之志” 。另据《对“ 支” 回顾录》中的“ 福本诚列传” 所载, 可够得上是中国“ 王政维新原动力” 的有:“ 广东的孙逸仙、康有为、梁启超; 浙江的汪康年; 江西的李盛铎、邹殿书; 河南的刘忠主、胡庆焕; 四川的廖镜清等人。” ^[13]878廖镜清与廖蓉初应是同一人。宗方日记中也多次提到收、复廖信件, 如:宗方收到“ 宜昌廖镜清” 信后复信, 在此后的邻近日期内, 又收到来自“ 宜昌廖蓉初” 的回信。江西李盛铎、河南胡庆焕、四川廖蓉初三人在福本诚传与笔谈者所举之例中均有出现, 这个信息应是比较可靠的。

在第十四件笔谈中, 孙中山写道“ 阁下迟数日再往中国” 。证明这名笔谈者在短期内有再赴中国的计划; 查阅宗方小太郎日记, 他在面见孙中山后, 于11月27日再度准备前往中国, 并于11月30日抵达上海。可见两者的记录也是吻合的。

宗方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应外务、海军两大臣的要求, 前往中国调查德国究竟是想永久还是暂时占领胶州湾, 再据此确定对德方针。此外, 宗方还在11月30日、12月3日的日记中分别提到, “ 在上海之西人, 欲以这次胶州湾事件为借口, 开所谓瓜分‘ 支那’ 之端绪” , “ 传俄、法、德合谋, 有瓜分‘ 支那’ 之意。俄将占领东三省、直隶, 法占福建, 德占山东全省” ^[12]405。此二条亦与笔谈者所书“ 瓜分之机已兆, 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 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 相呼应。笔谈原稿第九件中, 孙中山在提到胶州湾事件时写道:“ 倘此事为俄主张, 使独人先发手, 则中国危矣。分割之机或兆于此也。我辈为之奈何?” 孙中山用“ 分割” 一词描述西方列强的掠夺行为, 而笔谈者与宗方均使用了“ 瓜分” , 或可认为是同一人的用词习惯。

如此一来, 不仅“ 取道于海州之事, 弟已于十余年前思量之” 可以得到解释, 对中国地理之熟悉、笔谈中涉及胶州湾事件一事, 以及“ 四川廖芙初, 河南郑、梁、胡、王, 江西李” 一句也能得到解释。这种经历的高度重合, 很难认为只是巧合。综上所述, 该笔谈者的身份既不是宫崎滔天也不是平山周, 更不会是孙中山, 而应是在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的宗方小太郎。上文中引用笔谈时标注的“ 宫崎?” 也应全部纠正为“ 宗方” 。

被称为“ 阁下” 之人的真实身份是宗方小太郎, 但笔谈并非都是两人对谈, 有时是三人鼎谈, 甚至四五人群谈。从笔谈残稿看, 无论是孙中山与平山周, 还是孙中山与宗方小太郎, 他们笔谈时宫崎滔天均在场, 所以第十件笔谈末尾孙中山写道“ 足下以为如何” , 从“ 足下” 称呼判断是在询问宫崎的意见, 但回答者就不限于宫崎了, 这也体现了“ 鼎谈” 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