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是话语实践活动所体现的权力, 表现为人类通过言语交际活动所体现的对现实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5]18-20。外交话语作为人类话语实践活动, 对社会现实也存在着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存在着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是外交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之一。因而要建立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理论体系, 必须融通中外, 立足中国实际, 建立适当的话语权理论。

在西方传统哲学社会学理论中, 权力概念存在主体性与客体性、主观能力与客观资源的二元对立。权力有时被看作是主体特征, 或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活动主体凭借获得的某种资源与地位排除阻力而实现自身意愿的盖然性^[10]53, 或是个人对他人强加其所意欲或所预见影响的主观意愿或能力^[11]23[12]2; 权力有时又被看作是社会或者集体结构所决定的或所具有的属性特征, 表现为社会某一阶层或团体对另一阶层或团体的支配或压迫^{[13, 14]}。这种基于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权力概念带有浓厚的支配、控制、压迫等负面含义。在强调其主体性时, 权力成为能够成功地以惩罚或剥夺来威胁客体对象的能力, 表现为排除各种阻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 强迫客体服从从而实现对客体的支配、控制、压迫的力量; 在强调其客体性时, 权力分配表现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零和博弈, 是阶级或团体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激烈对抗关系。

西方二元对立的权力思想必然反映在其话语权理论和实践中。西方学者普遍强调, 话语体现并有助于强化社会权力差异^[15]194-195, 是权力不平等的主要载体, 话语权表现为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不对称关系(话语中的权力)以及参与者在文化语境中对语篇产生、分布和消费不平等的控制力(话语后的权力)^[16]43-73, 其核心是对话语资源的事先或事中的差异性占有^[17]9-12。话语在社会符号性权力实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通过控制心智继而控制社会活动, 这种话语控制包括语境控制和话语结构控制等, 而以话语资源控制为基础^{[18]10-11, 31-33[19}]^71-72。

西方国家二元对立的话语权观念反映在其外交话语实践上, 表现为基于其经济、文化优势, 在全球交往中积极抢占话语资源, 争夺、控制在全球的外交话语权, 力图建立和维护其外交话语霸权^[20]119-147。在国际政治领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制造所谓的“ 自由” “ 民主” “ 人权” 的话题, 按其自身需要解释和设定其内涵, 并将其作为贬低和打压我国政治制度的工具; 在经济上, 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戏规则, 牢牢掌握国际经济话语权; 在文化上, 积极通过大规模的新闻、影视、娱乐等作品推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价值观, 打压我国传统文化; 在生态环境领域, 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塑造为环境破坏者、污染者, 而把西方国家塑造为环境保护者; 在国际安全领域, 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塑造为“ 世界警察” , 把我国妖魔化为国际秩序和安全的威胁。总体来说, 当今国际外交话语权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 西方国家总体上处于强势、支配地位, 而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被支配地位。

新时期要实现我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亟须突破西方国家二元对立的话语权观念, 突出话语的积极建构作用, 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权理论, 从而指导我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

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意识不足, 在话语权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重视话语对社会现实(包括社会权力现实)的建构作用。话语是人类互动交流的主要形式, 本质上是依赖具体语境、用语言及其他符号表意系统进行交际的事件, 体现着主体对世界的符号性认知, 表达着主体的意义和价值观, 体现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和视角。同时, 话语实践不仅被动地反映和表征社会现实, 还对社会现实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有助于传播发话者的思想理念, 强化发话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形成其在特定领域的稳固话语权, 形成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总之, 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话语观强调话语实践的互动交际性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 强调话语是个体、社会、历史和文化现实的核心, 强调对现实的建构和能动作用也是话语的核心^{[21]18-33, 40}。但我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推崇“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的审美观以及对“ 逞口舌之利” 的批判,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时期又遵循“ 韬光养晦” 的总体方针, 因而在国际交流中不太重视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不少国际事务中外交失语, 或者为西方国家的强势话语权所制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增强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3], 这需要我们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出发, 深刻认识外交话语对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作用。当然,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符号性的话语实践对现实世界的能动反作用, 而符号实践也要以客观物质资源为前提, 这就要求我们在秉持社会建构主义外交话语观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外交话语建构中的人力组织、物质手段以及现实效果等客观物质基础, 避免走向主观主义的激进建构主义话语观(即过度夸大话语的能动性而无视话语实践的物质基础)。

另外,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突破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权思想。西方权力观的二元对立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思想来解决^[5]59-60。概括来说, 社会集体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 客观资源也需要主体加以利用才能成为资源。这样权力可以看作主体利用资源对他人施加可预见影响的能力, 同时也体现为众多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利用资源对其他社会群体施加可预见影响的能力, 因而权力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从辩证统一的视角来看, 权力是以主体对资源的利用为基础形成的某种自主或依赖性的社会关系, 是主体和客体、能力与资源的辩证统一, 存在于人类互动中, 其本身是中性的, 在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权力观可以克服把权力与压迫相等同的片面观点, 突出权力在社会实践中的必然性、普遍性, 说明权力本身是中性的, 其积极与消极效果完全依赖于权力实施者的目的和动机。我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中话语权的建立和维护, 不是为了建立话语霸权来压迫、控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特有和全球共享的话语资源, 维护我国核心利益, 促进国际平等、互利交流, 促进世界的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 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总之, 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证话语权力观是我国积极拓展外交话语权, 建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 而文化话语研究的方法正好契合这个需要。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简称CDS)是我国学者施旭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范式^{[5, 21, 22]}。CDS把文化定义为人类活动中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概念、符号、表征、活动模式与规则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系统, 认为不同的人类社群具有不同的交际互动方式, 表现为世界观、概念、表达、策略、规则、渠道手段、目的结果、历史环境、文化内与文化间权力关系等各方面的差异性。为此, CDS提出要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话语, 把话语看作置于历史的和文化间语境中的交际事件, 其中潜在与现实的参与者带着特定的目的、利用特定的符号媒介进行互动交流。CDS的宏观目标是反对全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致力于发展兼具地方与全球视野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话语活动, 促进、协调并实现话语交际研究中的跨文化交流、批判与相互学习, 最终促进人类文化共存、和谐和繁荣。

CDS提倡的多元文化的研究模式和促进文化和谐共存的目标, 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思想, 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中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谐共存的理念十分契合。CDS认为, 当今世界的现实秩序是不平等不公正的, 延续着发达国家的支配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地位, 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紧密相关; 当今主流的批评话语分析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表现为采用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学术概念、思维模式、分析工具, 并将之视为普遍的标准与真理, 由此, 话语分析成为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排他性研究领域, 边缘化或异化与之相异的话语传统, 传播新殖民主义的刻板话语知识, 并抹除人类话语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21]1-17。CDS主张用文化话语研究的方法来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权斗争^[21]63-65。从CDS提倡的文化间视角来看, 当今文化多样性的话语所承载的权力实际表现为文化权力斗争; 特别在后殖民社会, 不同文化话语之间的关键差异表现为文化话语权上的差异; 世界上的不同话语并不总是和谐相处的, 而表现为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国家的话语之间相互矛盾、竞争和对抗。

CDS视域下的话语权竞争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警惕文化观念上的西方中心主义^[23]71-74, 揭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下各种概念、理论、规则背后隐含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打破西方的外交话语霸权。比如在西方的外交话语体系中, “ 国际秩序” 更多的时候是等于西方国家主导、西方利益至上的“ 国际秩序” ; “ 国际社会” 往往只包含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而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 航行自由” 实际上更多指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周边甚至领海、领空和领地内的自由出入权力, 而不包含发展中国家正当的自由航行权。其次,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 需要充分考虑人类话语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这需要我们认真比较中国话语、西方话语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话语传统的异同, 兼收并蓄, 扬长避短; 同时也需要牢记各种话语传统之间的矛盾、竞争和对抗, 特别警惕西方话语对我国话语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打压、污蔑。再次, 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不仅仅是政府间交流互动的政治话语, 还具有极丰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负载, 具有民族文化话语的各种特征。这要求我国的外交话语必须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 丰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话语概念、话语内容, 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渠道和宣传策略, 扩大我国在国际交流中所能掌握的话语资源, 从而建立和维持我国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

话语是人类借助语言及其他符号资源进行的互动性交际传播过程, 而话语权是以话语主体对话语资源的占有、选择和利用为基础形成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传播学的理论, 结合文化话语研究的分析方法, 动态分析我国外交话语建构中应该积极掌握、选择和利用的话语资源, 从而服务于我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从交际传播的角度来看, 话语权建构涉及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要素^{[20]180-181[24]}。其中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是话语交际的参与者(即发话者与受话者); 话语内容是话语权建构的话题、内容、思想基础; 话语平台则涉及话语的媒介渠道; 话语效果是话语交流的基本目的, 是其他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基于文化话语研究的视角, 从话语内容、话语参与者和话语平台的利用和掌控可能达成的话语权建构效果来透视我国外交话语的建构策略。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求我们掌控外交话语的内容, 即在国际交流中选择、利用、传播我们所熟悉的、有利于维护我国正当利益的话语内容, 增强我国外交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内容掌控权。从CDS文化竞争的视角来看,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必须从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出发, 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内容。孙吉胜归纳了对我国外交具有重要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一是重视整体思维、关注大势, 表现为“ 光宗耀祖” “ 家国天下” 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以及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思维方式; 二是坚持中庸之道、包容互鉴、辩证统一, 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三是崇尚和合、重视和平, 表现为强调兼爱非攻与道法自然式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人与人的“ 中和” 与“ 人和” , 国家治理上的和谐与大同, 国家之间的协和万邦等; 四是强调差异性事物的依存与转化, 表现为《道德经》中的“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以及《易经》中“ 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等思想^[8]。这些传统思想观念区别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部分析式思维, 区别于善恶、美丑、黑白、敌友之间水火不容式的二元对立, 区别于激烈对抗、“ 他人即我的地狱” 式的零和博弈观念以及刻板、静态地看待世界事物的机械思维,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应该作为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

其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需要我们提出一套完整的外交原则和理念, 提出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并进行科学系统的阐述和深入浅出的宣传。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 只有拥有雄厚的学科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才能使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拥有博大精深、科学严谨的思想内容, 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目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外交原则理念, 比如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正确的义利观,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等^[3]441。但这些原则和理念主要还是停留在政府宣示层面, 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话语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亟待深入挖掘, 从而建构起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知识体系作为理论支撑。同时, 这些抽象的原则理念需要具体化为一个个行动方案, 在宣传中表述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外交话题, 比如“ 中国梦”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带一路” 倡议等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热点话题,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我们需要围绕我国的外交原则理念, 在国际交流中及时提出更多的新话题, 扩大我国在国际交流和传播中的话题控制权。

总之, 在内容建构上, 我们需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提出符合新时代特征和我国利益的完整的外交原则和理念, 通过抽象、概括进行系统阐述, 建立起科学严谨、博大精深的中国特色外交学科体系, 增强外交话语内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同时, 又要在国际交流中与时俱进, 不断提出新的具体话题, 通过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解读, 掌握和扩大话题控制权, 从而增强我国外交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内容掌控权。

发话者与受话者等话语参与者是外交话语实践的基本要素, 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元素。我们可以从发话者与受话者的组成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外交话语的建构。首先, 外交话语的核心发话者必然是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 他/它们是外交原则、理念等话语内容的主要建构者和传播者。然而国际交流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层面, 还涉及各种民间形式的交流, 因而各种非政府机构、企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企业家、明星等都有可能成为国际交流的发话者, 都可以参与建构和传播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话语, 这正是公共外交话语建构的主要内容^[25]22。美国等西方国家设有专门机构主管公共外交, 而其麾下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个人都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外交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主要由政府发起, 对非政府组织、机构、人员在外交话语中的作用不够重视。我国也应当设立专门机构, 积极做好公共外交^[26],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机构、人员的外交话语培训, 利用其民间身份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 使其更容易为国际受众接受。

其次, 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还要考虑受话者(即外交对象)因素。在传统理念中, 外交主要是两个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 因而其话语对象(受话者)主要是特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人员。然而, 外交实践往往越过特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人员, 直接与相关的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普通民众进行交流, 影响其思想观念, 进而影响政府的行为取向^[22]26。因而, 外交话语的受众对象除了外交对象国的政府机构和人员, 还应包括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 应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适当的建构策略。在正式场合与各国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正式交流中, 需要宣示我国的基本政策、原则、理念、方案, 因而需要采用十分正式、程式化的表达策略, 这也是我国目前外交话语的主要形态。然而, 对于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甚至是私下交流场合的特定政府工作人员, 这种正式、刻板的话语形态往往接受度较低, 容易引起警觉和抵制。这时需要外交话语的发话者采用特定受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通俗甚至流行的表达方式, 拉近情感距离, 建立相对亲密的人际关系, 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

外交话语的建构还必须充分考虑话语的传播平台。话语平台主要表现为话语建构和传播的交际媒介。传统外交的话语平台主要有报刊、演讲等; 而现代公共外交的话语平台拓展到了大众书籍、电影、电视、广播、广告, 以及各种新技术平台, 包括网站以及微博、推特、朋友圈等自媒体平台。在国际外交话语权的竞争中, 话语平台的建构和控制具有关键意义。现代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讯社垄断了世界80%— 90%的国际新闻^[27]265, 同时西方国家垄断了全球影视、报刊、书籍等文化市场92%左右的份额^[28]23, 尤其是美国掌握了国际交流中占绝对优势的媒介话语权^[29]151-162。这使西方国家牢牢占据了国际交流中的话语平台控制权, 而我国则显得十分弱势。而且, 在我国掌握的有限话语平台中, 用于外交话语传播的主要是报刊、官方网站等话语平台, 对各种大众书籍、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以及自媒体等各种民间性话语平台未给予充分重视, 而这正是对平民大众最有效的话语平台。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外交话语的传播平台建设, 不仅要大力加强传统报刊、官网等官方平台建设, 而且要充分发挥大众书籍、影视、音乐、自媒体等各种民间性话语平台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 扩大我国外交话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平台控制权。另外, 我国外交话语传播平台的建构还需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传播技术的作用。大数据的处理模式具有海量、高速、多样、真实、低价值密度的特点, 而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我们从所发现的规律性数据中归纳出人的活动规律并提出相应建议。两者相结合, 可以帮助我国从全球外交活动中高速收集、处理海量的多样化真实外交话语数据, 从各种看似低价值密度的外交数据中分析出我国以及外交对象的外交话语实践的实时变化趋势, 并帮助提出实时的外交话语建议和方案。

外交话语作为国际交流的主要话语活动, 具有丰富的民族和国家文化负载, 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多元文化的话语权竞争。首先,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建构必须以中国的社会文化为基础, 从中国文化与西方等其他多元文化之间话语权竞争的视角, 结合话语动态传播过程分析来确立其基本的理论原则。这要求我们突破西方二元对立、激烈对抗式的负面话语权力观, 确立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证话语权力观, 从而使我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和维护成为维护我国正当利益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其次, 文化话语研究所提倡的辩证统一的文化间话语权竞争的分析方法, 可以作为我国外交话语建构的理论方法之一, 指导我们在外交话语建构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从全球多样的优秀文化中兼收并蓄,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再次, 话语权以对话语资源的占有、选择和利用为基础, 我们可以从话语传播所涉要素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来透视我国外交话语建构的具体原则。在话语内容上, 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 建构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理论体系, 针对国际社会的动态发展变化及时提出中国话题和中国方案, 增强我国外交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内容和话题掌控权; 在话语参与者上, 需要在政府机构人员等核心参与者之外, 充分组织调动我方各种非政府组织、机构、企业、个人参与外交话语的建构, 同时对外方的普通民众、非政府机构、企业等话语受众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我国的外交原则和理念; 在话语平台资源上, 可以在传统的报刊、演说、发布会之外, 充分挖掘大众书籍、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广告、网站、自媒体等民间性话语平台的巨大影响力, 增强我国外交话语的媒介控制权。最后, 从话语权理论分析归纳出的我国外交话语建构的各条基本原则, 必须置于整体的外交话语体系之中来综合考虑。话语体系是特定领域社会实践中物质性的刚性交际体制(包括组织、机构、制度、平台、媒介等)和理念性的软性交际原则(包括概念、范畴、理论、规则、策略等)的统筹系统, 是特定话语群体在特定社会领域为执行特定任务而具备的“ 话语能力” , 支撑、塑造、影响话语实践的过程与结果^{[30, 31]}。我们既要坚持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证话语观、文化话语的研究视角, 又要遵循外交话语的内容、参与者、平台建构方面的基本原则, 同时还要在制度、组织、机构、媒介等物质层面综合跟进, 从而保证我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建构和维护我国外交话语权。